梁实秋的政治眼光 对极权鞭辟入里的观察(图)

梁实秋（左）与胡适（右）。(图片来源：公共领域／维基百科)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先生在台北作古，海峡两岸的朋友、学生纷纷作文悼念。此时人们似乎已忘记，梁先生当初在与鲁迅的论战中，曾被这位左翼联盟的旗手指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中共建政伊始，“乏走狗”又升级为“反动文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一段文字称：“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毛的一句话，就把梁先生打入“反动文人”之列。梁先生在大陆读书人的心中，除了“反动文人”之外，就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大约在梁先生逝世前后，大陆有几家出版社开始出版梁先生的散文集。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溢出效应”，1949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此后人们终于知道，这个“反动文人”兼“乏走狗”，原来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代散文圣手，在中西文化之间辛劳笔耕整整一个甲子。

梁先生的文字隽永、取材自由、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同时作为翻译家，梁先生独力完成莎士比亚全部剧作40册加3卷诗集的翻译，耗时38年之久。作为学者，梁实秋还留下一部百余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以及其他多种英汉词典与教科书。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梁先生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评论家。梁先生的政治评论，既追求思想自由，有明确的宪政诉求，同时对极权主义及其以掠夺为目标的公有制，有着清醒的认识。梁先生的政治评论眼光犀利，分析入木三分，即便在今天看，依然不失启迪意义。

梁先生的政治评论，始于《新月》初创的年代。谈梁先生的政治评论，须从《新月》开始。至今大陆仍有人将梁实秋归入“新月派”，这是CCP别有用心的讹传。上世记50年代末，梁实秋有《忆》一文问世，其中谈到：“我有时候也被人称为‘新月派’之一员，我觉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的缄默，不加以辩驳，恐怕这段事实不会被人知道。这是我写这段回忆的主要动机。……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

《新月》创刊于1927年，当年梁实秋与友人余上沅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因避兵乱，学校无法上课，二人遂携眷由下关搭船到上海。余上沅先后就读于匹茨堡卡内基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后在南京主持戏剧专科学校约10年。中国人最早演出莎剧《威尼斯商人》，译者是梁实秋，导演即余上沅。上沅先生后期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文革中深受迫害而逝去。早已定居台北躲过此大劫的梁实秋，曾写下《悼念余上沅》一文。

《新月》的创办，原出于胡适与徐志摩一时兴之所至，既不为牟利也无所谓宗旨。这一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的第二年，徐志摩在上海先后找了余上沅与梁实秋，又约了潘光旦、闻一多等好友，打算以潘光旦在马浪路（今马当路）的寓所为中心，办一个刊物和一家书店。沈从文、叶公超、罗隆基、邵洵美等朋友也常聚会于此高谈阔论。徐志摩意将刊物命名为“新月”，源自他在北平已成立“新月社”。这是一个以知识界人士为主的沙龙，“新月”二字套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任翻译。

《新月》创刊后，梁实秋关于人性文学的主要文章陆续发表，与鲁迅的论争也始于此。有人将梁鲁之争与国共之争联系在一起，认为“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痛斥梁实秋。这样，鲁、梁之争，演化为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一场轰动一时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邪说的映照，言下之意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鲁迅固然左倾，曾与共产党在一条船上，然而梁实秋其实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文学家，从未信奉三民主义，也不依附大权在握的国民党，对国民党的批判指责同样口无遮拦。1935年在《自由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算旧帐与开新张》一文中，梁实秋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

将梁、鲁之争与国共之争相提并论，即便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起码也是无知。值得深思的是，1949年以后，“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国民党100倍的CCP，施行极权主义暴政，吓得知识份子全体脆下，还有谁敢说一个“不”字？

梁实秋的政治眼光与自由主义倾向，最早体现在《新月》第2卷第3号上发表的《论思想统一》一文中。文章正是针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观，针对国民党的思想禁固政策而发。这一年梁实秋26岁，文中公开亮出了他反对思想统一的理由：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依然光彩四射，令人心生敬意。《论思想统一》发表前后，罗隆基回国加盟《新月》，《新月》政治色彩也更趋浓厚。罗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知识界最早讨论人权问题，也是罗隆基在此时提出。梁实秋、罗隆基、胡适曾有《新月》政治评论三剑客之称。“一二九”运动后，梁实秋发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一文，明确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

梁实秋与罗隆基、张东荪等人创办了《自由评论》周刊后，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自己“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文章从三点分析对共产极权颇具理性的见地，其中第二、第三点，至今对大陆遭受长期洗脑的臣民而言，仍不失醍醐灌顶的启迪：

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这是对中共极权鞭辟入里的观察，不含丝毫情绪色彩。梁实秋对关于私有资产制度的真知灼见，就连现今大陆的大批经济学教授也应感到脸红。

到了1944年，介公领导的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反攻阶段，中共趁机抢夺天下的野心也暴露无遗。梁实秋在《华声》先后发表两篇政治评论：《我对于中共问题的一个看法》与《公开答复一封匿名信》，进一步显示出他对宪政制度的追求，以及解决中共问题的大智慧。他在文中指出：

只有实施宪政，中共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而彻底的解决。实施宪政之后，国民党还政于民，国民党退居普通政党的地位，当然所有的中央军队一齐都是国家的军队了。到那时候共产党没理由再继续保持“陕甘宁边区”和他的特殊的军队。一切是民主，一切是听人民的意思，任何党只能争取民众做他的后盾，任何党不需要武力来支持。如果有任何一党仍然拥有武力割据地方，那便是叛国行为……

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智慧最光辉的结晶，可惜在蒋经国先生之前，国民党高层缺乏这样的真知灼见，加上接踵而来的苏共强势渗透与对中共的支助，以及华府盲目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至此大陆彻底陷于黑暗。

宪政制度的方向，就是人类文明的方向。竭尽全力阻挡宪政制度的中共，对人类文明正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势力。梁先生不仅站在人类文明的前沿，而且是一位清醒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的“多少问题”与“有无问题”之间，比其他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包括张东荪、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在内）看得更透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他在1949年忍痛离弃大陆，选择台湾定居的原因。比起同时代大批知识精英的观望与等待，最终惨死共产暴政之下，显得何等睿智？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1987年梁先生仙逝前的20余天，台湾的思想自由终于实现，不同声音终于解禁，台湾的政治制衡结构也终于形成——曾经遭梁先生抨击的一党独裁制度，从此在中华民国告终。

上世记80—90年代，大陆出版的各种梁实秋文集，全限于散文小品，绝无政治评论方面的片言只语。原因很简单：梁实秋的政治评论，说出的是真理，击中的是中共极权的要害。

早在1935年，梁实秋即忧心忡忡指出：“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着？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

而今80余年过去了，早已夺取天下的CCP，其极权与反人类恶行更是变本加厉。大陆不必说了——知识界的话语权早被剥夺。为什么台湾知识界面对CCP咄咄逼人的气势，依然如此麻木？为什么面对CCP将“一国两制”的阴谋，企图由香港推向台湾的时候，国民党中的老一代人，却患了软骨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