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绿茶 得半日闲 可抵十年尘梦(图)

喝茶（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我用“喝茶”标题，以避开“品茶”二字。今人离“品茶”的时代渐远，“喝茶”是为了解渴，“品茶”，则有品味、鉴赏的含义，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的大碗茶，捧在手若自称“品茶”，大概就有点幽默。煮茗品茶，是居士、骚客、高僧的雅事。寻常人家粗茶淡饭，长辈忙于生计和麻将，子女应付学校课业与考试。虽有剩余时间，也全用于手机聊天或游戏。只要补充水分，哪有闲情“品茶”？民国初年周作人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位苦茶庵主人所言“喝茶”，当然要算格调不俗的“品茶”——在不完美的现世中，寻求一点美与和谐。不过，所谓“瓦屋纸窗”、“清泉绿茶”之说，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国人历来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说法，由此推及，喝茶的乐趣也多在杯茗之外。若是话不投机，即便上好的碧螺春，配以昔日洞庭湖水，或顶级的龙井沏入虎跑泉水，也全无回味的价值，恨不得赶紧分手各奔西东。文革后期，我在图书馆偶见丰子恺先生的小开面画册，其中一幅，令人对喝茶聊天神往无尽，画面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取自宋人谢逸长短句的末句。画上一钩弯月高挂，月光如洗。卷起的竹帘内一张简朴的方桌，桌上一把茶壶三只茶杯。妙就妙在画面上没有喝茶的人，但你能觉得喝茶的人刚起身离去。丰先生用简洁的中国式线条，显示难以言说的一种文化意韵。这幅画当然也是传达喝茶的情趣。据丰先生后人说，1924年前后，丰先生与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等友人交好，常在月光下的小茶馆喝茶聊天，直至夜深散去。

与江南水乡的小茶馆相比，都市的茶楼或茶园已含市场色彩。从前光顾茶楼的客人称茶客，喝茶多用盖碗或茶壶。煮茶沏茶兼跑堂的堂倌，称茶博士。旧时公案小说中，茶博士身怀绝技。据说一把硕大的长嘴铜壶在手，即便内盛开水，照样如同关公舞大刀那样顺溜。成都、昆明等地茶馆，堂倌多称茶倌。从茶倌到茶博士，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散落群体。他们善于察言观色、巧于应付。《民国茶范》中有一段文字，是对这个群体的写照：

一把铜壶装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上满堂穿花，在应对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孱个“仙人过渡”；从茶客头上弄一个险，但又滴水不洒叫“雪花盖顶”；桌上的茶碗刚孱满，手上的茶碗又从头上巧妙地沏入，来个“金蝉脱壳”……。

茶楼时有艺人演奏民乐，或有年轻女子唱曲，清末民初称歌女。清丽素雅、楚楚动人的歌女，常令多情的茶客出神忘返。网上曾见一首“茶楼小曲”，传达茶客对歌女的莫名思绪，但不知作者是谁。原词似略粗糙，我忍不住私作改动，谨录在此：

常听茶楼小曲，犹忆唱曲人。

清韵一声梦惊，窗外花落满地。

曲终人影散去，当年风情几许？

提笔留下长短句，墨迹未干待续。

故乡的路，茶几的壶。

茶客对歌女的几分情愫，就在若隐若显之间，令人想起东坡先生的妙句：“从来佳茗似佳人”。其实由茶联想到佳人，远不止东坡一位。明代冯开之博学多才，尤好饮茶。与众不同的是，这位老先生享受从提水、抱薪、烹烧到品茶的全过程。或问何必事事亲为？不料老先生语出惊人：品茶如迎佳人，岂容他人染指？这真是深得茶中三味的茶仙。上海城隍庙与九曲桥相连的湖心亭是著名茶楼，喝茶兼观水景，环境雅致无可置疑。其实桥上人声嘈杂，茶客不得安宁，要想由茶联想佳人也难。一百年前芥川龙之介造访城隍庙，目睹湖心亭茶楼的喧闹，对上海茶客作过嘲讽。芥川是《罗生门》的作者，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文坛巨匠，自然于茶道亦是行家里手。不过茶道形成于日本而非中国，这大概是由禅与武士的文化精神所决定的。如果芥川先生光顾四马路（今福州路）青莲阁茶楼，不知会作何感想？

上海于19世纪中期开埠，受市场推动，茶楼随之兴盛。早年老城区的日升楼、一乐天都是大茶楼。再往后，四马路（今福州路）青莲阁、四海升平楼，更是声名远播。上海原是水陆码头，茶客中帮会成员所占比例高，帮会中人需要在茶楼了断是非，聚在茶楼的茶客随之增多。据郁达夫说，那时的女人跟自己的相好私奔，大多相约在青莲阁茶楼会面，然后双双上路。四马路后因书店多获“文化一条街”之称，其实当初是喝茶、看戏、访堂子的首选去处。而今仅存天蟾舞台，是当年与青莲阁相得益彰的地标。

广东人喝茶颇讲究，福建“功夫茶”也声誉远播，然我所知甚少。在我的印象里，与上海茶楼相映成趣的，是昆明、成都等地的茶馆。昆明的茶馆尤值称道，这与西南联大短短几年的存在不无关系。读联大校友的回忆文章，知道联大学生的特点，一是泡茶馆，二是逃课。西南联大没有可供自修的图书馆，茶馆成了学生读书、聊天的地方。据说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仅这条街上茶馆就有几十家。昆明的茶馆有“大茶馆”与“小茶馆”之分。大茶馆有点类似老舍话剧《茶馆》中的茶馆，座客常满、人声噪杂，厅堂的立柱上贴着醒目的标语，上书“莫谈国事”四字。吸引联大学生的，是许多各具特色的小茶馆。

何兆武与汪曾祺在联大同级同宿舍，据何先生回忆，汪先生当年留长发，进出茶馆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粒，趿拉着一双布鞋拖着后跟，一派颓废名士的风貌。汪先生自陈在昆明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每谈起小茶馆，必眉飞色舞。据他说有个姓陆的同学，“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文林街靠城门有一家茶馆，墙上镜框里，全是好莱坞当红影星的相片。除了供茶客喝茶，这家茶馆还可喝咖啡、可可。到了礼拜六，茶馆开舞会，里边传出“蓝色的多瑙河”、“风流寡妇”等舞曲。联大东南面一家茶馆，茶倌腰里系着白围裙，茶具一律用细白瓷壶。除了清茶，还有沱茶、香片、龙井。茶馆内常常坐满大学生，当地茶客望而移步，另往别家茶馆。最有趣的是茶馆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小店。这家小店，成了联大校友难忘的记忆。汪先生在“泡茶馆”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的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他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的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余生也晚，当年上海茶楼的兴盛、昆明小茶馆的情趣，早成过眼云烟，我辈只能从传闻中窥知一二。我年轻时养成喝茶的习惯，既是因常年在三尺讲台旁，靠舌耕以谋生，离不开茶水润嗓，又因与朋友聊天的兴致，免不了喝茶。那时茶楼或茶馆几乎灭绝，我们私下在家喝茶神聊、海阔天空，聊蓝萍的风流、“副统帅”的折戟沉沙，聊唐诗或“30年代文艺”，聊莫泊桑、梅里美与契诃夫……。弹指一挥不觉斗转星移，当年茶友早已各自零散。而今喝茶只在自家寓所，手捧一本书放开心胸，让身体埋在椅子里，左手茶几有一紫砂茶壶。对我来说，喝茶读书，别无所求。有时把壶啜饮之间，偶有感悟溢出，顺手涂抹在笔记簿里，以备在键盘上敲出，也算自得其乐。上海改革开放后，离徐家汇不远开了一家唐韵茶室，观景环境比不上九曲桥茶楼，却有难得的闹中取静。与茶楼、茶馆相比，茶室似乎又平添了一层现代色彩。我和友人或学生去过几次唐韵茶室，感觉倒也朴素淡雅。若有稍完善的音响系统，小音量地播放西洋名曲，令茶客在不知不觉间，隐隐感受远处传来的天籁之音。那样的喝茶境地，大概就是神仙藏身的乐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