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我的前夫》中被忽略的信息(图)

油画《我的前夫》（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2007年，油画《我的前夫》公开面世，许多在文革中青春被毁掉的一代人，站在这幅画前泣不成声，由此带来轰动效应。据说画作原标题是《青春之歌》，后来改成《我的前夫》。这一改，整幅画的内涵丰富了。可见一幅画的成功，不完全在于画面细节的处理，艺术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

艺术品的社会效应，似乎离不开评论家的赏析引导。然而评论家的赏析，不仅应当熟知艺术的情与理，还必须了解画面传达内容所处的历史环境。倘使评论家不懂这段历史，也就只能望“画”生义，看到的仅是画面上新娘的屈辱无奈、忧心忡忡，并由此作想当然的推论——这个新娘的父母在文革中大概受到迫害，譬如被抄家、被游街、被批斗……甚至也许因无法忍受，早已命断黄泉。于是将种种廉价的同情，纷纷投向画面上柔弱无助的新娘。恕我直言，如此浮光掠影的评论，近于荒唐，实属无知。

《我的前夫》中隐藏的真实信息，从一开始就不断被人们忽略。这个真实信息，也许由画家在创造过程不经意间就掩蔽了，也许因无数读画人的视而不见，使这个信息渐渐被忽略。当人们面对这幅画观赏的时候，脑子里首先跳出的两个字，就是“知青”。对！画面上女主角，就是曾经响应极权主义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文革中，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潮流，发端于1969年。始因在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前两个月，周恩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讲话，也已提出“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国策。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在1968年近尾声的时候，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而且是永久性“插队落户”？这就涉及到《我的前夫》中隐含的真相。原来所谓“知青”，正是在1966年“5.16”不久后，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快速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文革前期红卫兵分三类，一类是以陈小鲁、宋彬彬、邓楠、贺鹏飞、谭立夫……等中学生为首的北京太子党红卫兵。这类红卫兵有自己的组织——先是西城区纠察队，后有联合行动司令部。他们狂热高喊“红色恐怖万岁”，将暴力与刑事犯罪发挥到无法无天的程度。短短“红八月”内，仅北京一地被打死的人数达1772人，被迫害自杀的人数更无法统计。他们理解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含义，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父辈“斗地主、分田地”行为的延续。另一类是以聂元梓、蒯大富等所谓学生领袖为首的北京高校红卫兵（首都三司），进一步延伸就是国内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这是红卫兵的主体部分，刑事犯罪的占比很小，却成了毛泽东、江青与中央文革控制的工具。这类红卫兵很快被充分运动起来，他们先后奔成都楸斗彭德怀，策划绑架彭真，参与谋划对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批斗，继而又设局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施加羞辱，接着就是闯中南海围殴刘少奇……。他们完成了毛泽东与江青想干而又不便下手的事。

第三类，是全国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尽管年纪更轻，但也更是十足的乌合之众。此类红卫兵另一名称又叫“老三届”（含高中与初中66、67、68届），他们受毛泽东蛊惑，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行为模仿北京红卫兵。他们高调上街“破四旧，立四新”，疯狂砸毁文化遗产；他们到处抄家，殴打、践踏各界“牛鬼蛇神”与“四类份子”；他们令无数教师与文化名流心惊胆怕。“老三届”红卫兵的标志性配备，是一套旧军服加一只士兵用的挎包，当然手臂上还缠着红卫兵袖章。

到了1968年9月，全国最后两地（西藏、新疆）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拿掉刘少奇及其余党的计划，基本大功告成，红卫兵的利用价值随之告终。太子党红卫兵可以准备接班，高校红卫兵的工具意义尚存。当社会就业压力不断加剧的时候，剩下“老三届”红卫兵，也就成了只能丢弃的夜壶。于是12月份最高指示下达，红卫兵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成了冠冕堂皇的说辞。《我的前夫》中可怜的知青新娘，正是在如此背景下远离父母，远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来到极端贫瘠的黄土高坡“接受再教育”。

本文不惜笔墨，梳理了1966年红卫兵现象，再回到油画《我的前夫》上，正是为了揭示画中几乎完全被掩蔽的信息。看那画中的知青新娘，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失望，委屈之余又夹带着明显的焦虑。然而他的一身装束，使得真实信息无法被完全忽略。知青新娘穿的是一套已经褪色的旧军装，肩上是一只军用挎包，胸前一枚毛泽东像章。无需再作解释，油画《我的前夫》中被公众参与掩蔽的信息，就在于这个知青新娘，其实曾经是一名红卫兵，而且只能是上文所述的第三类红卫兵。这个知青新娘的另一名称，就是“老三届”。

汉娜.阿伦特说：“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最邪恶的事正是由那些心里没有确定是从善或从恶者所作出的”。作为“老三届”红卫兵，画面上的她曾经那么意气风发、激情飞扬、不顾一切地采取“革命行动”，曾经那么疯狂“破四旧，立四新”，曾经那么粗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曾经那么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作为“老三届”红卫兵，她多少次撸起袖管参与抄家？多少次参与殴打教师或“牛鬼蛇神”、“四类份子”？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到头来，她却与这个完全无法接受的黄土高坡穷汉子，无奈作为“夫妻”并坐在土窑洞前的长凳上。走到这一步，她早已是回城无望。可悲的是，她全部的标志性配备——虽然不再带着红卫袖章，但那一身褪色的旧军装与军用挎包，还有那一枚像章，居然还保持着一年多前，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时的样子。

屈指数来，这个知青新娘，或者说这个“老三届”女红卫兵，现在的年龄应该约70岁出头了。换句话说，现今70岁出头的老人，正是那段罪恶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历史已赋予他们双重身份：首先作为知青，他们理应获得同情，因为他们受教育权利过早地被无情剥夺，他们的青春遭遇轰轰烈烈的埋葬，他们甚至不得不放弃对自己肉体守护的权利；其次，作为“老三届”红卫兵，他们曾经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小将，曾经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令“地富反坏”与“黑五类”谈虎色变的勇士，也曾经是殴打、伤害学校教师甚至亲人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多少文化名流在他们的威逼下无奈选择自杀……。

当油画《我的前夫》被掩蔽的信息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面对这幅作品，或将由单纯的同情上升为更复杂的情感，或将不断追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此效果，正是艺术家们追求的神圣使命。奉劝画中的知青新娘乃至当年叱咤风云的“老三届”红卫兵们：不要再继续深陷“平庸之恶”而又不能自拔；不要用自己受过的伤害，去掩饰自己曾经的恶行。在你们有生之年，等待你们的应当是两件事，一是醒悟，二是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