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先后有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重庆肯定“唱红打黑”。香港一些分析认为，这不但预示着明年中共“十八大”上薄熙来的个人前途将看好，而且也预示着未来几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将继续全面“左转”。
吴邦国到重庆：一锤定音？
作为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虽然在中国政治体制内实权不大，但却是个极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从中国体制内部的排位来说，吴邦国在中共党内排位名列第二，仅次于总书记胡锦涛；从人脉和政治团体资源来说，吴邦国来自上海，虽然不像以前的黄菊、陈良宇那样被公认为是“上海帮”的人马，但他在北京上层各个派别之间游刃有余，善于左右周旋，据说人缘不错，因此才能稳坐委员长这把交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吴邦国视察重庆并对“重庆模式”予以高度肯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北京高层对“重庆模式”的集体肯定，因此也能让人嗅出未来几年中国全面“左转”的气息。
与重庆和薄熙来受到追捧形成皆然反差的是，广东及其省委书记汪洋最近一段时间却十分低调，而且似乎完全被人冷落。当重庆门庭若市，北京高层频频有人前往重庆打气的同时，毗邻香港的广东却似乎门可罗雀，显得十分的寂寞。其实，重庆和广东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薄熙来和汪洋两人在“十八大”的权位之争，抑或是两人的某种个人色彩的恩怨（汪洋到广东任职前恰好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打掉的势力在汪洋主政重庆时代，曾是汪洋倚靠的重要力量），但实际上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的“两条路线”之争。
广东与重庆：两条路线之争？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将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与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产生了严重冲突。然而，面对由市场经济引发的这一病症，却可以有不同的药方：一是根据市场经济的病理，开出法治、公民社会和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药方；二则是返回革命时代的做法，用大规模革命的手法，铲除市场经济改革产生的问题。
严格说来，两种药方，各有千秋，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但关键是看针对什么病症。革命时代的许多做法虽然鼓舞人心，甚至大快人心，而且对提升今天已经失去灵魂的中国执政党的士气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内在逻辑却与市场经济完全不符，因此若长期实施会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引入一个更为迷茫的歧途；法治、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今天的中国推进行起来很难，但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更何况，中国自从开始市场经济的进程，实际上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过去二十年主要是开启市场经济的经济运作方式，取得不少成功，但由于社会和政治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因而如今陷入了一定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究竟是选择继续使用市场经济的“药方”，还是返回革命路线，确实将决定中国未来的方向，以及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未来能否持续成功。
全面“左转”：北京高层已趋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和重庆的做法正好反映了这两种不同的“药方”：广东坚持探索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重庆则探索“唱红打黑”。两种模式都有其正面和负面成分，如黑社会盛行也确实是市场经济下的一大弊端，但问题的关键要看两种模式哪一种更符合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规律，而且到底是用法治还是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治理诸如黑社会盛行等问题。
但一段时间来的经验证明，北京高层显然是肯定了重庆的做法，否定了广东。深圳原本计划在今年推行公民社会试验，被高层全盘否定，以致今天在广东的媒体上，公民社会一词也成了禁忌。而在吴邦国之前到访重庆的几个大员，背景和动机各不相同：分别主管政法和宣传的周永康和李长春，自然从其分管的范围出发，倾向于相对保守的政治取向；关键是习近平和吴邦国对重庆的支持透露出许多信息。
习近平若能如期接替胡锦涛的位置，那就意味着习近平从理念和情感上认同薄熙来的做法；而吴邦国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出场，则更是反映出北京高层内部已基本就此达成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几年中国的全面“左转”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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