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相撞事故成为大陆和香港社会密切关注的新闻。这一悲剧事件再次折射了中国大陆体制的深层问题。若不加速改革,所谓的“中国崛起”很可能就会成为昙花一现。
技术疑问已在 善后处理更糟
发生在温州的动车相撞事故,带出了一连串疑问,比如:为什么一场普通的雷电就能把一个先进的动车电网击毁?为什么在第一辆列车因停电而被迫停车后,十几分钟内居然无法通知后面的动车?
所有的这些疑问既是技术层面的疑问,同时也涉及到技术背后的管理乃至体制层面。众所周知,中国的铁路系统近几年开始提速的进程,中国的高铁系统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先进的铁路系统。但同时,中国铁路也频频传出事故,京沪高铁刚刚开通,就已发生了几起事故。
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回应和处理再次让人感到十分失望,同时在失望之余感到这其实更多地折射了体制的问题。最近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疯传铁道部发言人“你信吗,反正我是信了”、“这是一个奇迹”、“总之,它是发生了”等让人觉得既没有头绪,也没有逻辑,更没有良知的言论。
事故发生不久,现场的救援队伍就表示救援已经结束。然而就在宣布救援结束之后几个小时,一列废车厢里发现了一个两岁的女婴;事故现场也遭到破坏,报废车厢被匆匆掩埋。这一举动遭到日本新干线专家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极其不专业的做法。而中国的网民则更多怀疑此举意在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事故真相尚未查清,甚至连真正的救援工作也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却是发生事故的大桥却已在事故后48个小时内宣布通车。显然,对铁道部门来说,更为担心的是因铁路中断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一些民众发出怒喊:“到底是救人要紧,还是通车要紧?”
更有甚者,在对死难者的赔偿方面,当地出台了赔偿五十万人民币的标准。这一标准显然不能为许多死难者家属接受。温州是浙江著名的民营企业基地,许多人根本不需要金钱抚慰,他们需要的是专业的救援和事实的真相。但当地政府居然还出台了另一条规定:先签订赔偿合约者可获得奖赏。这一显然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更为激起了民愤,有死难者家属痛斥这是买卖行为。
一个本来已带有深层问题的动车相撞事故,在救援、善后处理的过程却带出了更多的体制的问题。
宣传管理部门再出低级禁令
更为离奇的是,在此次牵动中国全国上下的悲剧中,中国的宣传管理部门依然沿袭了极其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几天正在对中国大陆(甚至包括香港)的媒体下达各种禁令。
此次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中国大陆媒体在开始阶段出现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所谓四大报纸依然中规中矩地对事件予以报道,二则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则展现了初步的锋芒。新华社发表了《三问温州动车事故》一文;被网民称为“CCAV”的中央电视台则也不甘落后,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将矛头直指铁道部发言人,并明确表示“我不敢相信”;也有央视的女主持人在播报时留下了眼泪。
但所有这些人性的善良和职业良知的呈现,最后都敌不过来自宣传部门的禁令。这几天,不少中国媒体都收到禁令,要求淡化对赔偿问题的报道,要求报道时展现大度和高度。然而,一些中国的媒体工作者私下苦笑,实在不懂此时该如何展现“大度”和“高度”:是要求死难者家属“大度”,不计较赔偿金少吗?还是要求民众从高铁未来前景光明的“高度”,来理解目前的人命伤亡?
中国的宣传管理部门有一个奇特的“时间差”,即往往在事件发生后鸦雀无声,而发现苗头不对后才发出禁令,而禁令的内容大多数媒体工作者几乎闭着眼睛都能编出来。于是,无论是过去的矿难,还是此次的动车相撞,开头的十几或二十几个小时,往往是新闻最开放的时间。
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原因和善后处理已经折射了许多深层问题;宣传管理部门再横插一杠,则更将事故背后的体制问题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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