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看中國花錢插隊怪象(組圖)

哈佛大學教授看中國花錢插隊怪象：錢不該買什麼？

桑德爾新書《錢不應該買什麼》

在英國聖保羅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爾一起公開討論，「錢不該買什麼」

桑德爾在哈佛大學教授熱門課程「公正課」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去年夏天來了一趟中國。這個一直期待體驗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還在大學跟年輕人聊了天。不過這趟旅行裡他記得最清楚的，卻是醫院裡販賣門診號的黃牛黨。

「夜晚時分，票販子們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協和醫院門診大廳的一樓。價值14元人民幣的門診號被加價幾百塊，相當於一個中國農民一整個月的收入。在站著保安的樓道裡，吆喝著兜售專家號的男人打破了醫院的安靜，‘唐大夫，唐大夫，誰要唐大夫的號？風濕科的唐大夫’！」

幾乎每天都在中國醫院上演的這一幕，被這位偶然到訪的細心教授記了下來。桑德爾是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課」現場錄像在網路上有過億次的點擊。如今，這個講「公正」的教授開始轉而研究「金錢」——越來越多的東西被明碼標價，那麼，錢到底可以買什麼？

翻開報紙看報導，「美國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時選擇安靜的牢房」；打開電視看新聞，「50萬美元的投資可以換一張美國綠卡」；就連出門堵車時都能得到「溫馨提醒」，「進入快速車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幫助後寫一張「謝謝你」的紙條，就可以獲得1美元「獎金」。

「我們生活的時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來買賣。這種買賣邏輯不僅應用於商品上，而且正逐漸掌控著我們的生活。」桑德爾在他的新書裡寫道，「該是時候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想要這樣的生活？」

在這本書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紅色牛皮筋捆起來的美元鈔票站立在副標題「市場的倫理底線」旁邊，而中央則用大號字寫著讓這位教授困擾已久的難題——《錢不應該買什麼》。

有錢就可以不排隊嗎？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是錢買不到的，只是時至今日，這樣的東西沒多少了。」桑德爾開門見山這樣寫道。

這位哲學教授發現，現在想要發掘「錢買不到什麼」的答案，越來越難了。過去15年裡，他一直在潛心收集資料，跟錢有關的新聞塞滿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裡面五花八門地寫著，在當今時代，錢可以買到什麼。

答案豐富得驚人：只要你肯出錢，你可以在南非射殺瀕臨滅絕的黑犀牛，也可以請別人做代孕媽媽，還可以讓孩子進入世界頂尖大學，即使不上課也能換取一個「榮譽學位」證書；企業可以購買碳排放的指標，換取污染環境的權利，國家可以掏錢雇佣私有軍隊，替自己的公民去戰場上衝鋒陷陣……

在桑德爾讀高中時，這一切都還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那時候，他的同學如果因為獲得好成績而得到家長的金錢獎勵，還會成為大傢俬底下議論紛紛的負面話題。而現在，美國許多學校宣布，如果學生成績提高，可以獲得相應的金錢獎勵。

看上去，在這個「錢的時代」，有錢似乎可以買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價格就可以買到地鐵「頭等座」，那裡人少寬敞，「連播放廣告的聲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機場排隊等待安檢，只要掏錢就能直接進入「快速通道」。在美國遊樂園門口也赫然貼著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隊排前面，馬上享受每個項目的樂趣！」

這樣花錢買來的插隊服務打破了排隊的規則。以前排隊意味著「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卻是「花多少錢，辦多少事」。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隊者的不滿，很多遊樂園還提供貼心的插隊服務——他們會讓插隊者從後門或者旁門進入，如果不得不從隊伍中間加塞兒，他們還會指派一位工作人員「保駕護航」，護送你去插隊。

「如果有錢的優勢只體現在他們能夠購買遊艇、賽車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財富不平等倒也還不會顯得那麼扎眼。」桑德爾評論說，「但是，當金錢可以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多——政治影響力、更好的醫療措施、安全的居家環境、更好的學校，這種財富分配不均就會顯得異常突出。」

這種感受，在他短暫的中國之行中特別突出。在這裡，花錢可以看病插隊幾乎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有的醫院直接開設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塊錢，病人就可以提前見到他們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願排著長隊通宵達旦等待掛號的病人可以從票販子手中買號。這些專業出售插隊權的小販在熙熙攘攘的掛號處分發自己手寫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許諾，可以搞到任何一個大夫的門診號。

「想在中國看病？先富起來再說吧！」美國媒體評論這麼寫道。

從這些司空見慣的現象裡，這位偶然到訪的哲學教授看到了一個嚴肅的倫理命題：應不應該允許病人購買提前看病的權利，僅僅因為他們可以負擔起這筆錢？社會能不能允許這樣的交易，只要有錢就能達成目標？

如果有錢就能買，這意味著，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機會比窮人買到更舒適的生活條件，而在危機狀態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則有機會用錢買更多物資，獲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當錢能買到一切的時候，有錢就變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爾說。

就像在中國，每逢節假期，有錢人可以買高出票價本身幾倍的黃牛票，而無力承擔的人只能出現在火車站售票口，在寒風中裹著大衣熬夜排隊買票。

可是，對於金錢權力的不滿，似乎最多也只表現為牢騷。「曾經，遊樂園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這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桑德爾在書中引用的評論這樣抱怨，「想當初，每個度假的家庭在門口都要不加區別，民主地排隊。」

「在我們的時代，金錢獲得全面勝利。幾乎一切都可以貼上價簽隨意出售。」桑德爾寫道，「人們只是抱怨兩句，發發牢騷。但是我們需要嚴肅的討論，就像是你參與討論政治事務一樣，我們應該認真公開辯論，錢不應該買到哪些東西。」

讓有錢人大獲全勝，進入一個徹底的「錢的時代」？

桑德爾所期待的公開辯論還沒開始，他自己反倒先淪為金錢時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舉辦講座的時候，由於想要聽的人太多，原本免費的門票被拿到網上拍賣。最後，這位著名教授發現，台下聽眾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價才進來的。

於是，這場主題為「公正——如何做才是對的」的演講不得不這樣開場：「票販子倒賣門票，這樣做是對的嗎？」

先不管對不對，這樣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國，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莎士比亞身上。紐約公共劇場原本計畫舉辦免費露天演出，卻被票販子瞅準了目標，他們早早地排隊搶免費票，再以125美元的價格轉手給那些沒時間排隊的觀眾。

主辦演出的劇場顯然認為這是不對的。他們的發言人板著臉站出來回應：「請不要這樣做，這樣有悖於莎士比亞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聲音說，從票販子手中買票只不過是用金錢換取了排隊等待的時間，這有什麼錯呢？

桑德爾開始嘗試跟身邊每一個人討論這件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也包括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主管財經新聞的他的學生。他甚至會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遊的時候，饒有興致地跟自己的兩個兒子亞當和亞倫辯論起來。

這位哈佛哲學教授拿這個問題去詢問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曼昆是經典經濟學教材的作者，《曼昆經濟學》在全世界銷量逾百萬冊，教出了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樊綱，也教出了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結果，曼昆非但沒有批評插隊行為，反而分析其為「自由市場的優勢所在」，「這種差價行為是對資源的有效分配」，「讓有意願付錢的人享受到了相應的便利」。

即便激烈爭論也總是儒雅微笑的桑德爾並沒有當面提出異議，但他在自己的書中用嚴謹的句子爭辯道：這種交易會帶來一個惡果——不平等，「當錢可以買到幾乎一切時，那些沒錢人的日子就會變得愈發難過」，這樣下去，有錢人會大獲全勝，我們會進入一個「錢的時代」。

事實上，對於「不平等」的焦慮，常常如同針尖一樣刺痛公眾的神經。今年7月，中國的網路上，一條「深圳地鐵將設VIP車廂」的未經證實的消息掀起了軒然大波。這種「票價翻倍保證有座」的安排非但沒有讓乘客滿意，反倒惹得他們憤憤不平，「怎麼，地鐵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訪問北京的當天晚上，桑德爾到清華大學演講時，把關於錢的倫理困境扔給了台下的中國學生。這位教授風靡全球的「公正課」有一個固定套路——在富麗堂皇的哈佛講堂裡，他會先給學生講個故事，再拋出尖銳的倫理問題，讓他們在討論中尋求對策。

這一次，他對著擠滿整整一間階梯教室的中國面孔問道：「假如發生了雪災，每個人都需要雪橇鏟雪，商店能不能加價把雪橇賣出去？」

和熱鬧的哈佛講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學生大多選擇沉默。桑德爾竭力地尋找台下有回應的目光，卻屢屢失望。台下的學生只是默默地舉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價。

一個反對加價的女生站起身，緊張而飛快地答道：「我覺得這不公平，這是在幫助富人，傷害窮人。」

「假設你是店主，現在只要加價你就可以賺更多的錢，你會怎麼做？」桑德爾追問她。

女生稍稍猶豫了一下，「我會加價。」

「如果賣的不是雪橇而是飲用水，你也會加價嗎？」桑德爾問。

「我會的。」女生遲疑地回答，「因為這可以平衡供求關係……」

桑德爾無奈地咧嘴笑著說：「可就在這個講座上，你剛剛還說過你不同意加價，你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問住了，結結巴巴地說：「這不公平……但這很難說……」

一個男生站起來接著說：「我認為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這真太有趣了。當我在加拿大、德國和瑞士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絕大部分的人都反對加價，他們覺得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爾看著台下沉默的學生，笑了起來，「現在我明白了，看樣子，中國真是無可否認的‘市場經濟’。」

有些東西，用錢去買就會毀掉它，比如諾貝爾獎

一場真正的關於錢的公開辯論，終於在今年春天成為現實。在英國聖保羅大教堂，穿著一身筆挺西裝的桑德爾站到話筒前，面對近2000名觀眾，開始發問：「銀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錢多雇個護士？」

他身旁坐著的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還有英國廣播公司財經編輯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爾比。辯論主持人說，真沒想到會在這裡討論這樣的話題，上一次她到大教堂裡來，還是英國政客在這兒拉票呢。

辯論中，桑德爾試圖說明，錢的確可以買到很多東西，但是在購買某些事物時，這種金錢行為會「毀掉這件東西」。

「假如你非常想獲得諾貝爾獎，而又沒有辦法靠正統的方式獲得它，你當然有可能在某個諾貝爾獎得主那裡買來一個獎盃。」桑德爾解釋說，「你還可以把獎盃放在客廳裡讓人觀賞，但那跟獲得諾貝爾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來，像諾貝爾獎這樣的事物是一種榮譽，而榮譽是無法購買的。他還調侃地假設說，如果從明年開始，組委會除了正規的獎項以外，還額外拍賣一個獎盃，誰出的價最高就給誰，那麼，「那時候的諾貝爾獎將再也不會代表如今它所蘊含的意義了」。

「在給事物定價之前，我們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個可以被定價的東西。給不應該被金錢衡量的事物定價，這個行為本身就是錯誤的，是對這個事物的褻瀆，將這個本該被珍視的事物放在了不屬於它的天平上。」桑德爾說。

道理儘管如此，在這個「錢的時代」，有錢依然能夠買到那些意想不到的東西，比方說友誼。桑德爾說，你可以「雇一個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會做的事情」，幫你照看孩子，在你悲傷哀嚎時，還能坐在你身邊給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聞裡看到，在中國還有「幫人道歉」的網站，花錢找人替你說「對不起」。可這讓他馬上產生疑問，「如果我買了兩個道歉，一個昂貴一個便宜，那是不是意味著，昂貴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誼更有意義？」

他解釋說，不管是諾貝爾獎還是好朋友，它們的道理如同討論是否應該買賣兒童、自由販賣人體器官一樣，我們不應該拿金錢來衡量。即便購買兒童的人並沒有虐待他們，我們仍不應當開始這場交易，因為這樣「破壞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義」，是不義之舉。

桑德爾拿出了自己最常說的一句口頭禪——「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在我們想要開始這場公開辯論、討論市場在我們的社會中的位置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搞清楚，市場的邊界在哪裡，哪些東西應該被金錢衡量，而哪些東西不應該。只有搞清楚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開始這場討論。」他說。

金錢侵佔了我們的生活，甚至我們的大腦

讓這位哲學教授擔憂的是，在嚴肅的討論開始之前，人們已經將金錢視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僅主導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還主導了人們的思維。

這種「錢的思維」會顛倒傳統意義上的對錯。比如，有錢人就會模糊懲罰和費用的區別。桑德爾聽說，按照中國的生育政策，超生一個孩子要繳納20萬元左右的罰款，「這對於普通工人來說是個嚇人的數目，但對於有錢的商人或者明星卻是小菜一碟」。

於是，這個美國教授在新聞裡讀到，廣州的一對夫婦「大搖大擺」地闖進當地計生辦公室，挺著大肚子的孕婦像是在商店買東西一樣，把一大疊人民幣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詞地說：「這是20萬，我們還要照顧寶寶呢，你們以後別來煩我。」

這讓桑德爾意識到，當錢可以購買一切，越來越多的人會像商人那樣思考，用收支平衡來考慮事情，不管在何種處境，他們的問題只有一個：「多少錢？」

就連參與辯論的女嘉賓斯黛芬尼也承認，面對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時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這種「錢的思維」：「跟孩子講大道理沒什麼用，所以我有時候會用巧克力去換他乖乖聽話。這種用物質交換來的教育，到底是對是錯呢？」

事實上，「錢的思維」不僅早已攻佔許多思維高地，甚至登上了愛情的領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加里·貝克爾在上個世紀就曾提出從經濟學角度出發的「婚姻公式」。

這個公式是這樣的：「當結婚所帶來的收益大於保持單身或者繼續尋找更合適的伴侶時，這個人就會選擇結婚。同理可得，當恢復單身或者嫁給另外一個人所帶來的收益大於從這段婚姻中結束所帶來的損失時，這個人就會終結當前的婚姻，選擇離婚，而離婚的損失包括跟孩子分開、分割共有財產、相關的訴訟費用等。鑒於當下許多人都在尋找伴侶，這個婚姻‘市場’顯然存在著。」

在這位冷靜的經濟學家看來，凡事都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嚷嚷著這樣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關注收入和價格因素，才是社會科學最堅實的根基」。

但這種「錢的思維」同樣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項實驗，為了避免接學生的家長總是遲到，學校設立了懲罰機制，遲到的家長需要支付罰款。在此之前，他們會主動付一筆類似於小費的錢給學校，罰款金額就與這筆錢相當。

結果，引入金錢槓桿後，遲到的家長反而變多了。事實上，這項措施在實施了大約兩週後，遲到家長的數量翻了一番。

「在此之前，家長掏錢是出於愧疚，他們覺得違背了準時出現的義務，給學校帶來了麻煩。而當它變成罰款以後，這種愧疚感就隨之消失了，這完全變成金錢交易行為，他們的遲到也就變得理直氣壯。」桑德爾這麼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當學校取消罰款制度後，家長遲到的情況仍不見好轉，「這說明一旦金錢交易侵蝕了道德義務，原有的責任感就難以恢復」。

「雖然市場可能有很多問題，但無可否認，這是目前維持社會運行不最差的選擇。」斯黛芬尼辯解說。

但桑德爾憂心的問題是，這種「不最差」的思維方式卻日漸湧入越來越多的倫理禁區。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他對台下的年輕人提問：「企業用20萬美元的賠償金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這是對的嗎？」

大部分人舉手錶示不讚同。角落裡，名叫沃泰克的學生大聲地補充說：「因為還沒考慮通貨膨脹呢！」

桑德爾似乎被這樣單純的經濟學思維懵到了。他停頓了一下，依然笑著問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貨膨脹呢？這件事情發生在35年前，考慮通貨膨脹率，這個人的生命值多少錢？」

「200萬美元吧，200萬美元還行。」脖子上掛著白色耳機的沃泰克說，「我也不太確定這個數字啦，但給生命貼個價格，這件事絕對可行。」

沒過多久，另一個叫做勞爾的學生也站起身說：「我覺得為了大部分人的經濟利益，總得有人作出犧牲。」

「你可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桑德爾盯著他的眼睛說。

「好吧，就算是吧。」勞爾聳聳肩，「總要有人作個決定，難道不是麼？」

我們的社會從拿市場經濟做工具，變成被市場價值所操控

桑德爾今年59歲。面對自己所經歷的「錢的時代」，他有很多問題想不明白：在過去一個世紀裡發生了兩次嚴重金融危機，為什麼如此慘痛的遭遇都沒有讓人認真反思，市場本身究竟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幾乎擊垮了華爾街。當公司紛紛宣布破產，每天都能看到穿著白色襯衫的年輕人抱著一大紙盒東西從摩天大廈裡走出來，他們失業了，金融危機甚至讓他們傾家蕩產。

曾領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長達18年的艾倫·格林斯潘不得不公開表示，他對自由市場的信心陷入「震驚的懷疑之中」。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封面上畫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經濟學課本，標題寫著「經濟哪兒出錯了」？

可是，桑德爾發現，即便是面對這樣切身的損失，大多數人也只是對著電視抱怨兩句。當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在電視節目中說，「正是金融機構不良操作和人性貪婪，造成了如今的惡果」，他們就跟著嚷嚷兩句，批評金融機構貪婪，批評政府監管不力。

「然而，在過去30年裡最致命的改變並不僅僅是貪婪的蔓延，而是市場以及市場價值的擴張，市場思維侵入了許多它們本不該存在的領域。」桑德爾爭辯道。

在他看來，金融危機並沒有激發人們對於市場的徹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對政府的大規模不滿。2011年9月，示威者帶著帳篷，舉著大字標語，臉上塗著顏料或是戴著面具，聚集在紐約曼哈頓，在曾經金融精英來往的路上喊著抗議口號，試圖「佔領華爾街」。

「只有抗議的聲音，關於市場的公開討論卻遲遲沒有到來。」在聖保羅大教堂，桑德爾一字一頓地說道，「我們的公共輿論體系空洞、淺薄，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討論的時代裡，才讓金錢鑽了空子，佔了上風。」

說這話的時候，坐在桑德爾身邊的主持人盯著他，抬手幾次想要打斷他。按這位性格溫和的教授平日裡的習慣，他會停下來，謙讓地請女主持人講話，但這一次他卻堅持繼續爭辯。

「我們的社會從拿市場經濟做工具，變成被市場價值所操控。市場填補了公共輿論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種看似有意義的方式來界定事物的價值，而事實上，它往往會加重這種公共輿論的空洞性。」他就像是嚴厲的老師在斥責學生一樣，嚴肅地說，「我們需要每一個人不止是抱怨兩句，嘆息自己運氣不好，而應該認真反思，嚴肅地辯論。」

「他說的跟我沒啥關係，我學經濟，他講社會公正什麼的」

在聖保羅大教堂的辯論即將結束的時候，現任英國獨立監督委員會主席的彼特·塞爾比站起身說：「桑德爾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教授，但是我對他的新書有一點擔憂，它讓你有種錯覺，彷彿釐清思想就能夠改變行為，但事實上，往往是行為影響著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討論讓大家心安理得地認為問題已經解決，卻沒有實際行動。」

這種擔憂恐怕已經成真了。雖然被桑德爾極富感染力的演講折服，一位在英國主修經濟學的中國學生在回國後回憶起當天參與討論的情形，卻如同重述看過的電影一樣，彷彿在講另一個世界的故事：「哦，那個教授挺能說的，但他說的跟我沒啥關係，我學經濟，他講社會公正什麼的。」

作為桑德爾的學生，斯黛芬尼也有類似的擔憂。「我們總是要在碰上新一輪的經濟危機時，才會想起來市場並不可靠，可一旦風波過去，我們像是把這些事情忘得一乾二淨。」

「你當然可以說，市場將會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胸前掛著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鏡，「但是首先你要意識到，正是市場本身產生了這些問題。」

不過，桑德爾本人卻充滿信心地認為：「只要構建起堅實的公共討論機制，我們不僅可以決定市場在社會中的定位，還能在以後更多的社會事務上加強公共辯論。」

儘管總在努力說服人們嚴肅反思這個「錢的時代」，但是「有錢就能買」這件事，還是在桑德爾身邊繼續著。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給他寄來過一張寫著「謝謝你」的紙條，當然，這是那個朋友花了1美元「買」來的禮貌教育成果。

「不過我光看筆跡就知道，這個‘謝謝你’寫得很不情願，像是受著某樣東西的脅迫。」桑德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