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體育中心2024年11月11日晚間發生汽車衝撞行人事件(公共領域/微博)
【看中國2024年11月14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中國當前的社會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動盪階段。經濟問題層出不窮,社會矛盾不斷加深,民眾的生活壓力與日俱增。隨著房市與股市的崩跌,政府試圖以「救市」政策來穩定局面,但這些措施究竟是在為民謀福,還是掩蓋經濟結構的危機?各地「逐利性執法」、民間暴力事件的頻發、社會分化的持續擴大,無不揭示出一個令人擔憂的事實:中國的社會治理正走向崩潰邊緣。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近日分析了這一系列現象,揭示中國現今危機背後隱藏的根本性問題,以及這場危機對中國未來社會穩定的深遠影響。
中共經濟救市的虛假光環與社會性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狀況的惡化,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府宣布投入巨額資金試圖「救市」,以穩定房市和股市等主要經濟支柱,然而這一措施卻被視為一個巨大的陷阱。這些政策的出發點並非是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問題,而是為了掩蓋系統性危機,實際上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幫助甚微。在我看來,這樣的「救市」只是將問題拖延,並無法扭轉持續惡化的經濟局面。
明居正在《政經最前線》節目中表示,很多民眾未曾深入思考這些政策的真實意圖,紛紛選擇借錢投入其中,希望能夠搭上這班「救市列車」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當房地產市場和股市的持續下跌使他們的投資一敗塗地,這些人也被沈重的財務壓力所壓垮,不少人最終選擇以自殺來解脫。這些自殺事件背後,反映了深層次的社會性危機:經濟困境已經在嚴重摧殘民眾的生活,而現有的救市措施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只會加劇財務不穩定的壓力,推動更多人走向絕望。
「從殺人到自殺,再到殺官」,這樣的連鎖反應已然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中國社會如今面臨的壓力,遠遠不僅限於經濟層面,它還包括由經濟引發的社會矛盾與政治問題。在此背景下,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逐步加深,社會治理的失序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勢。中國社會的脆弱性已經顯現,僅僅依賴經濟刺激政策已無法化解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這正是中國治理結構走向崩潰的徵兆。
民間絕望情緒爆發 貧富差距的擴大
隨著經濟壓力的不斷加劇,許多普通人無法再承受生活的重擔,選擇以極端方式來發洩內心的壓抑情緒。中國各地無差別攻擊事件頻發,從學校、超市到公共場所,暴力行為遍布大江南北。這些暴力事件的爆發不僅表明人們的生活困難,也反映了社會中反社會心理的普遍存在。北京的中關村小學、深圳的日本學校等地發生的攻擊事件,顯示出暴力行為的隨機性和無目標性,使得這一現象成為一種對現實不滿的集體宣洩。
在中國,這種反社會現象的增多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種深層的社會情緒爆發。在民眾無法通過正當渠道表達不滿時,暴力成為他們宣洩情緒的唯一出口。無差別攻擊反映的不僅僅是個體的絕望,更是一種社會心理的危機,表明中國社會的基本安全網已經出現了嚴重裂縫。
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中國的經濟結構變得更加脆弱。根據2023年的數據,月薪35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口超過6億,而年收入超過百萬的高收入人群卻只有70萬。這種極端的不平等現象形成了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上層少數人掌握大部分資源,而大多數人卻只能在社會底層掙扎求生。
這樣的經濟結構意味著中國的「階級對立」已經開始浮現。當富裕階層享有巨大的社會資源,而大多數普通人則無法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這種「兩極分化」最終只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中國當局提倡「共同富裕」,但這不過是一種政治口號,實際上並未解決貧富差距的根本問題。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現實中的貧困和不平等,讓他們感到社會制度並非為自己而設。
體制、文化與教育:仇恨的根源與扭曲的價值觀
在中國,經濟困境與社會壓力的加劇不僅僅是制度問題,也源於教育和文化的深層次扭曲。中國的教育體系長期灌輸著鬥爭與敵對思想,使得人們在面對困境時,更加習慣於將矛頭指向他人,缺乏對現實的自我反思能力。從小受到「敵我矛盾」教育的人們,在困難面前往往選擇激進的方式進行反擊,最終形成了一種充滿仇恨的社會氛圍。
在國際上,許多國家注重培養公民的包容心和同理心,而中國的教育文化更偏向於強化民族主義和鬥爭精神,這種教育文化在潛移默化中扭曲了民眾的心理結構。當社會中廣泛存在這種敵對情緒時,民眾對生活的不滿很容易演變成社會性的仇恨行為。長期的仇恨教育和鬥爭文化,使得中國社會的同情心和包容度大大降低,導致反社會情緒的持續高漲。
這種價值觀的扭曲不僅讓中國人難以和平地解決社會矛盾,更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分裂。民眾因為經濟困境和社會不公,逐漸對體制失去信心,當生活變得無法忍受時,他們很可能選擇激烈手段來表達抗議。這一切的根源在於體制的教育導向和文化扭曲,使得中國社會在面對困難時,不再具備修復和恢復的能力。隨著經濟困境的不斷擴大,這樣的情緒會愈加膨脹,使得中國治理結構的危機變得更加嚴峻。
「遠洋捕撈」的本質:地方財政困境與司法失信
在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困境中,地方財政的困頓尤為明顯。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各省的財政收入不足,地方政府的生存壓力巨大,進而引發了一種新現象:「遠洋捕撈」。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遠洋漁業,而是一種地方政府的掠奪行為,即跨省追捕企業家,以罰款和沒收財產等方式來填補地方財政的虧空。這種「遠洋捕撈」行為反映出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已經走到了難以維繫的地步,掠奪式的執法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種生存手段。
「遠洋捕撈」所影響的並非個別企業,而是整個經濟環境的運行邏輯。企業家們無法確保自己的產業安全,因為在中國的某些省份,經營與否似乎已不再是企業自主決定的事,而變成一場避開地方政府打壓的生存博弈。例如,廣東省在2023年中,就已有近一萬家企業因為「逐利性執法」受到了巨大的財務損失。這一現象的高發,表明地方政府之間已不再存在傳統的「合作關係」,相反地,它們已開始為爭奪資源進行內部的「競爭」。
在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的管理威信面臨著挑戰,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掠奪行為正逐漸打破中國社會治理的基本結構。當地政府對司法權力的濫用,使得企業對經濟環境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跨省執法已經成為民間和企業界擔憂的現實問題。而這樣的現象,正是國家司法公信力不斷下滑的具體表現。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執法」行為不僅影響企業,還摧毀了中國法治的基本框架,使得司法體系的崩潰危機變得更加明顯。
中國社會治理的崩潰徵兆與未來挑戰
明居正認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社會危機,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司法信任、社會結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層次矛盾。隨著經濟狀況的惡化,地方政府逐漸無法依靠正當稅收來維持運轉,掠奪性的「遠洋捕撈」行為使得地方政府之間的對立進一步加深,中央政府的威信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削弱。而無差別攻擊、仇恨教育所帶來的反社會情緒,讓人們在困難面前不再選擇妥協,而是訴諸暴力與極端行為。
當前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無不顯示出治理體制的全面崩潰徵兆。當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中被迫變成掠奪者,司法體系失去公信力,社會的安全網不再具備穩定功能,中國的治理系統正處於一場無法逆轉的危機之中。若中國政府不正視這些深層問題,僅依賴短期的經濟刺激或掩蓋危機的政策,最終可能將自己推向更深的混亂之中。
明居正指出,這是一個需要深刻反思的時刻,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是否能夠從根本上進行改革。唯有摒棄當前的鬥爭文化,重建司法信任,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穩定,避免更嚴重的崩潰。然而,若現行體制無法面對這一現實,中國的崩潰將不再是一個假設,而是一場即將發生的現實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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