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先生獲得「弗裡德曼獎」引發的討論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獎項本身，最終落實到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筆者認真拜讀了薛湧、茅於軾、李華芳等眾位學者的宏文，深受鼓舞。願作續貂小文一篇，以表達個人淺見。
爭論雙方的焦點在於勞動是否創造財富，勞動是否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最終的落腳點是勞動在市場經濟秩序中的地位。茅於軾先生的觀點在於，當下中國，企業家與市場制度要比勞動更重要，為了糾正過去幾十年中極左思潮的毒害，矯枉須過正。而薛湧先生則認為勞動是第一產權，如果否認了勞動創造財富這一觀點，自由主義的基石便受到侵蝕。
依筆者淺見，這場辯論的焦點在於勞動是什麼？從原初意義上講，勞動就是人們改變事物自然狀態的活動，勞動是人生命延續的內在要求，如阿倫特所言，「一切勞動的特點正是留不下任何東西，它辛苦勞動的產物幾乎在勞動的同時就被迅疾消耗掉了。」在這個意義上的勞動並不能創造財富，它與動物的覓食並無差別，勞動是痛苦、勞累的，直到馬克思提出「勞動是人的本性」這一說法，顛覆了幾千年來西方政治哲學的假定。
人類社會形成之後，任何勞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展開的，隨著時代的演進，勞動也有了不同的內涵。勞動除了維繫個體的生命存續之外，還要為組織的生存提供物質財富，這些組織可能是氏族、部落、城邦或者現代民族國家。勞動從「幹活兒」這樣比較具體的層面上升到「工作」、「創作」等比較抽象的層次，可以說，隨著社會組織的複雜化，勞動更加多元與抽象，勞動的對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界，而更多的是人造世界。無論農民還是企業家都是勞動的參與者，也是財富的創造者，目前很難斷言，企業家而不是工人創造了財富，而是一個複雜、抽象的勞動系統創造了財富。
在此前提下，無論企業家還是工人都是勞動的參與者，如何使勞動能夠更有效地創造財富、積累財富就變得重要而急迫了。迄今為止，由分工、交換形成的市場經濟體系是最具創造力的財富創造形式，因為它能夠保護勞動者的成果，激發個體與組織的勞動熱情與創造力。市場體系的基石在於否定了特權，確立了市場參與者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此為基礎締結了交換契約。筆者贊成薛湧先生提到的，勞動創造財富的觀點，但是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無法讓勞動的成果保存下來，或者進入交換的系統以另一種形式呈現出來。比如當下中國隨處可見的面子工程，無法進入市場體系之中，它只是僵死的財富，沒有創造力。
大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有一個疑問：資本主義的社會部門為什麼好像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鐘罩裡？這就是著名的「布羅代爾鐘罩」。進而言之，完善的市場經濟秩序似乎是西北歐國家的特權，對於這個問題，同獲弗裡德曼獎的秘魯經濟學家索托認為，「正規的所有權制度就是資本的誕生地。」簡而言之，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石就是建立在私人產權制度基礎上的交易體系，市場經濟秩序的失敗在於金錢與政治特權的侵蝕。
當下中國的確存在著「仇富」或者「仇官」的現象，但是仔細剖析來看，人們並不是仇視財富或者權力，而是來路不明的財富與濫權行為，是特權對契約的踐踏。市場經濟秩序是建立在權力、資本與勞動三者制約與平衡的基礎之上的，而將三者勾連一體的是高度抽象化、非人化的法律與貨幣。
權力、資本與勞動三者之間需要有明確的邊界，任何一方的膨脹或者兩者的勾結都會造成市場秩序的崩坍。計畫經濟之所以失敗，根源在於權力控制了資本與勞動，取締了自由交換體系，否定了契約的存在。薛湧先生提到的「東歐農奴制再版」，根本上是權力駕馭了勞動，超經濟強制與剝削使東歐與市場經濟秩序擦肩而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人們帶來的啟示是，資本過度膨脹以致異化，不斷銷蝕政府權力，而且也能吞噬勞動。西班牙等國僵化的用工制度，捆住了政府與資本的手腳，經濟低迷，勞動者的福利成為無源之水。
任何一方的膨脹都會形成特權，都是市場經濟秩序的特洛伊木馬，而資本和權力幾乎為少數人掌握，相比於陷入集體行動困境的普羅大眾而言，資本與權力聯姻形成的特權更值得人們警醒。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曾論述道：財富分配的不同與不平等是造成黨爭的最重要原因，為了維繫共和政體的秩序，需要將黨爭與黨派精神帶入立法和日常活動之中。換言之，只有在一個開放、透明的制度之下，才能防止任何一方獨大以致於畸變。
契約，只是一種虛擬的合同，但是卻是防止特權的根本之道。當下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在於特權，公權力私有化造成一個如卡夫卡所描述的「城堡」，公車、特供、專用等催生了一個封閉的特權階層，任何經濟活動中都有一張無形之網。新富階層作為權力的附庸難以自立，遑論獨立，以腳投票便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權力與資本的代理人所付出的勞動藉助特權而無限膨脹，而無權之人的剩餘價值被超經濟強制與剝奪。消滅特權，才能讓勞動創造的財富不斷積累與增殖。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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