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中國的道路選擇

2011-04-08 12:17 作者:韋森

2011年，是中國入世後的第10年。這10年，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10年。在過去10年裡，中國發生了什麼？中國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體系的？中國的入世又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產生了什麼影響？已經高度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和大國博弈中的中國在未來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這些已變成了當今中國社會各界乃至世界諸多人士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前30年計畫經濟實驗，後30年改革開放，尤其是入世後的近10年，已經把當代中國一步步引領到一個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上。中國如何選擇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在目前顯得尤為突出和急迫。是沿著目前這種政府主導和統御市場的態勢繼續向前「自發演進」，從而漸進生成一個人類歷史上獨特的「中國模式」，還是深化經濟與政治改革從而走向一個良序法治下的文明市場經濟，這似乎是擺在當今中國面前須得選擇的兩條道路。面臨著不得不做的選擇，世界各國正矚目著中國。中國的選擇，不僅直接關係到13億多中國人未來的福祉，也影響著人類社會在21世紀的經濟、政治、外交尤其是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大國之間的經濟與政治博弈。

當下，一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才剛剛過去，全球金融風暴今天說來已經是「雨過」，但似乎仍然還沒「天晴」。無就業的復甦，還像噩夢一樣困擾著美國和歐洲各國政府。中國為應對宏觀經濟增速下滑所投入的20多萬億信貸投資和創生的天量流動性，雖然推動了8％以上的高速增長，但給未來中國經濟帶來的隱患和問題，目前還無法評估。這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是如何發生的？是否是市場經濟本身所秉有的毛病復發了？在一個市場經濟初成的社會發展階段上，一個強勢政府的全面進入和干預，導致了中國經濟仍然在世界經濟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這一事實是否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失效和干預主義的合理？這種政府大規模借貸投資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創生近73萬億的廣義貨幣，而且創造了巨大的政府公開和隱形負債，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帶來什麼結果？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警惕的問題。

剛過去這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實在是考驗了經濟學家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念，也給一些長期懷疑市場並對計畫體制懷舊的人士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彈冠相慶的機會。然而，對於大多數思想者來說，大家都會同意，市場本身會出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迄今所發現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這一點。我們應當以法治化的監管和調控來促進市場的公正和有效率的運轉，而非以政府監管、調控乃至強勢進入來替代市場本身。中國從這場危機中所要吸取的教訓，不是「市場失效」了，而是如何運用市場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中國經濟要向前走，最大的風險也許並不如美國前財長鮑爾森在2010年4月所說的「不繼續或過於緩慢地推進這場使中國受益非凡的改革」，而是經由一種不怎麼讓人們察覺得到的方式逐漸強化政府干預和行政控制市場運行而在走計畫經濟的回頭路。當今中國最根本的問題，或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先生去年4月份在一次座談中所說的是四個不協調：「一是改革滯後於開放；二是宏觀改革滯後於微觀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滯後於企業改革；四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

就目前中國的現實來看，隨著政府掌控的國民收入份額迅速增大以及國有部門的自我強勢擴張，一個各級政府官員和國企高管憑藉自己手中掌管的權力和所掌控的資源進行層層尋租的一個古今中外從來沒有過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正在當代中國內部逐步成型，並在不斷自我強化。這種模式似乎可以被稱作為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政府運用、參與、經營、控制和統御市場的經濟體制模式」。在這個正在成型的「中國模式」中，從形式上看，我們有一個發展主義的政府，且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在推動著這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從實質上來看，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格局是，各級政府官員以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的高管在一個巨大行政科層中不斷運用自己所掌控的權力和掌控的資源進行層層尋租。這種權力尋租，既構成了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能，因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在目前是有一定的經濟效率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斷給當代中國社會帶來並不斷積累一系列問題。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不斷增大，政府官員腐敗大面積地發生又屢治不果，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整個社會越來越靠政府的項目投資和高投資率來維繫經濟增長，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的消費佔國民收入的份額持續下降，等等，都是這一獨特的「中國模式」漸進成型和不斷強化的一些自然和必然結果。要解決這些問題，改革或許是唯一的出路，但似乎是越來越難。因而，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前景仍不明朗，也實在容不得盲目樂觀。

對於過去中國所取得的快速經濟增長的數據和事實，今天可能無人能再否認了。然而，對於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社會大轉型中積累下來和正在不斷積累的問題，大概任何人也不能掩飾得下來和迴避得了。當今中國，從某種程度上看，很多方面猶如吳敬璉老師所喜歡引用的《雙城記》中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一個方向。」

當今中國社會的最大危險和風險，也許不是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下滑，而一個幾乎不受任何權利限制和約束的政府其行政干預和支配正在國民經濟各領域無限膨脹且對整個社會管制的不斷強化。在當今中國，政府不但是經濟、法律和社會規則的制定者和實施者，而且是國民資產的一個最大擁有者和市場經濟的一個最大參與者和統御者。於是，一個尤其值得警惕的問題被《新世紀》週刊總編輯胡舒立不久前一針見血地道了出來：「當前出現了一種論調：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政治上的成功。按此邏輯，中國60多年來幾無變化的政治體制，先驗地既適應計畫經濟，也適應市場經濟；基於這種‘中國模式’之‘政治優勢’，過去不必改革，今後也無需改革。這種論調無視當前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不相適應的現實，……也是對昭昭民意的漠視。」

當今中國的各種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和社會等問題可謂千頭萬緒，但胡舒立的這句話，應該說道出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個核心問題不解決，儘管這些年中國政府所初步確立的 「市場經濟、法治社會、民主政治」這12個字箴言中的前四個字我們已經初步實現了，但後八個字卻還只能是我們的遙遠夢想。

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場經濟秩序，是未來中國當走的路。中國須得選擇，世界在等待著中國的選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