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脈當下中國經濟 (一)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個必然趨勢

縱觀中國今年上半年宏觀數據，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其中二季度增長7.6％，增速3年來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18398.4億美元，同比增長8%。其中出口9543.8億美元，增長9.2%；進口8854.6億美元，增長6.7%；貿易順差689.2億美元，擴大56.4%。

記者：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已開始顯現，投資、消費、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在此宏觀經濟的格局下，您認為今後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經濟是否存在「硬著陸」的風險？

韋森：我素來不怎麼用「硬著陸」、「軟著陸」這種帶有情感的隱喻性詞彙，總覺得這種說法的背後的潛台詞是假定一國的宏觀經濟像架大飛機，總有一個航班「駕駛員」和「機長」似的政府操控和調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東方早報》記者曾給我做了一個訪談，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的訪談中，我就指出，中國經濟逐漸下行，將是一種自然趨勢，甚至可以認為一個必然趨勢。這個觀點隨後也影響到了較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包括國外的一些經濟觀察家。

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年的黃金增長時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逐漸下行，應該認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財經媒體樂觀地表示，中國經濟將在7月份「見底回升」。我覺得這種觀點只是看到了經濟的表面現象。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長期趨勢看，我們需要對經濟增速的逐漸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之所以說中國經濟下行將是一個必然和自然趨勢，可以從三個層面講。其一是表層的，即人們所常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均舉步維艱；其二才是根本的，即各類企業的資本邊際回報率均呈現下降趨勢；其三則是從歷史的觀察看，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看來已過巔峰期，慢慢進入了長期增速下行的趨勢中。

記者：投資、消費、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都面臨著不小的挑戰。中國企業製造業競爭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賓、印尼、巴西、越南等國家，而較多外資企業也紛紛外遷他國。加之西方國家經濟低迷以及歐債危機的影響，您具體怎樣解讀投資、消費、出口三方面的形勢？

韋森：整體而言，大規模的投資和出口快速增長的確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裏拉動著中國經濟增長。現在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基本格局是，大規模投資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外貿出口也已差不多達到頂峰。在國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財政收入在過去近20年裡高速增長、企業利潤開始增長也比較快（但最近幾年開始有些下降），但勞動收入部分佔GDP的份額過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這種情況下，消費也很難啟動。這是當下中國經濟的整體格局。

具體說來，在過去近10年中，投資佔中國GDP比重連續超過40%，世界上其他國家尚無此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在前幾年時間由各級和各地政府所啟動和推動的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的高峰期即將過去，而民間投資也在逐漸減少。如今的 「鐵、公、基」等興建投資項目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負債和企業負債。在外貿出口方面，2011年中國外貿出口總量同比增長20.3%，應該說仍然是相當高的速率，但全年對GDP的貢獻卻為-5.8%。目前看來，歐美、日本經濟要從目前的蕭條中走出來，可能復甦需5∼10年甚至更長時間。由此判斷，我們的外貿出口基本上已臻頂峰，即不會再怎麼增長了，至少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快速增長了。在此情況下，外貿淨出口對GDP的貢獻將會是負的，且今年中國外貿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值為負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內需消費保增長目前看來也較為困難。多年來，中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呈下滑趨勢，特別是在2002年之後，下降非常明顯。稅收的增加、企業利潤的下滑，尤其是民營和中小企業的關停，將會導致中國普通百姓收入的繼續下滑。近些年來，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來就增長不多，而這些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或到國外去消費去了。在這樣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過增加消費、啟動內需而推動未來的經濟增長？

在目前的經濟社會格局中，即使我們政府的基本國策有一個大轉變，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這首先和必定要減少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舍其似無他法），似乎也改變不了中國經濟增速緩步下行的趨勢。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投資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正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中國大規模投資的熱潮正在過去，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在下降，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降，中國經濟和社會正在轉型。目前，中國家庭消費只佔GDP比重的34%左右，最終消費也僅為GDP比重的47%。中國經濟正處在投資拉動型與消費驅動型的轉折點上。從主要靠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本身正說明瞭中國經濟的下行將是一種自然和必然趨勢。換句話說，靠消費拉動經濟，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期正在過去。如果意識不到這一經濟發展的自然法則，在人為啟動一輪大規模的投資，就會像一個老長跑運動員靠服大量興奮劑來維持自己過去的速度一樣，那會大傷身體的，甚至會導致沒跑到終點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經濟衰退。一會我還會從理論上再回頭細談這一點。

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意味經濟增速進入下行軌道

凱恩斯在其《貨幣論》中曾指出，「經濟週期最好應被當作系由資本的邊際效率的週期性變動所造成；隨著這種變動而到來的經濟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變數，會使經濟週期的情況而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凱恩斯本人認為，一個國家的繁榮和興衰，與企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緊密相關。倘若企業都能夠盈利，國家就進入繁榮期；而當全部企業利潤下降，資本的邊際收益率為負時，這個國家的經濟也已淪入衰退期。

記者：您在最近的重讀哈耶克與凱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凱恩斯曾提出「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是經濟進入衰退期的徵兆」這一重要發現，您這樣看待這個觀點？

韋森：在1931年出版的《貨幣論》第二卷第30章，凱恩斯強調說：「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之前，他還深刻地指出：「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馳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凱恩斯的一個偉大發現。在今天當今中國的格局中，重讀思凱恩斯的這一提醒，更感有現實意義。

在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時期，幾乎中國所有經濟部門，包括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利潤率都有一個快速上升時期，大家都在賺錢，還有很多人賺了大錢，這正是發生在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時期。現在，從各種渠道得到的數據都表明，中國各類企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用凱恩斯經濟學話來說，當今中國經濟「資本的邊際效率」正在下滑。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開始動力不足最根本的風向標。吳敬璉教授今年早些時候曾提出一個觀點：「各行各業賺大錢的時期一去不復返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判斷。

記者：中國經濟長期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而您曾表示中國經濟下行將是歷史觀察中的必然結果，那麼您認為我們會複製日本經濟當年的走勢嗎？

韋森：人類進入近現代社會以來，每一個國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長的時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趕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縱觀歷史，英國真正崛起是在19世紀30∼40年代發生工業革命時期，有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直到1873年，就來了一個大衰退。德國在1871統一後，也經歷一個20多年的高速增長，然後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從1955年開始，到1973年出現石油危機後就結束了。隨後，日本經濟從1975年開始恢復，在1975∼1985年的十年時間中進入了一個所謂的「經濟穩定增長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來的20世紀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現在都沒有走出來。

中國經濟可以說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開始騰飛，至今也正好經歷了20年了。2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10%上下。把中國經濟放在當代歷史的長河中來審視，也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現今所面臨的狀況，很像日本在1973年時面臨的情景。對比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們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經濟增長主要體現在實體部分的投資所推動的增長，尤其是在製造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也主要依靠外貿出口來快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現在正處於實體部門、重化工部門、製造業部門尤其是與外貿出口有關的製造業高速增長的末期，這與日本經濟當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國經濟與當年的日本，也有許多差別。最大的差別在於國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變動上。在過去的差不多20年，中國的GDP與政府財政收入飛速增長，企業利潤和資本的回報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財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例卻一直在下降，導致了「國富民窮」的現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財富佔有上差別均迅速拉大。這就與當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臺灣清華大學經濟史學家賴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率幾戶與GDP增長速率同步，在「國強」時，「民富」了，並且社會收入分配差別一直不是太大。我們現在則完全不同，國富了，卻民不怎麼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現在看來，目前中國的經濟成長階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當時，日本的經濟經過近20年的高速增長，已經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後經過之後有十七八年「穩定增長時期」，到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而進入蕭條期時，人均收入已快到2.5萬美元了，比當時美國人均GDP還高1658美元。目前，我們人均收入目前僅為5000美元，如果中國經濟還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長一段時間，那對未來中國而言，可能是很不錯甚至最好的選擇了。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呈現下行時，如果政府決策層再逆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而期望靠高投資率而強行維持8％以上的增長，可能在中國的人均GDP還沒有大致10，000元就出現大的經濟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們所常說和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們應該盡量避免這種狀況。

基於上述判斷，我最近在那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和這篇訪談中，呼籲要對中國經濟漸進下行要有「思想準備」和「合理預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決策層和企業家乃至普通投資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經濟運行自然法則和這一大趨勢的決策和對策。否則，如果再逆經濟運行的內在法則而靠大規模地釋放銀行貸款來強行維持短期高速增長，再來一波大規模的投資，很可能在未來會把經濟推向突然崩潰和大蕭條，這也是我最近讀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關經濟週期發生原因的早期的經濟學著作所悟出來的一點。當然，我們不能盡信純經濟學理論。然而，正是依照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反觀當今中國經濟的現實格局，我才有這樣一個判斷。當然，經濟學人任何預期未來都是危險的。但是，沒有危機意識，盲目擴張，盲目投資，可能危險更大。因為，反觀1929∼1933年的大蕭條，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之前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有思想準備和預警，各國經濟才會摔得如此慘烈。有預警，有思想準備，可能更有益於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