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

文章核心提示：即便從最善良的角度，大飢餓前還可寬宥毛澤東，也許毛真的是「好心辦壞事」，敢叫日月換新天，以為替國人謀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沒想到竟是領著他們走進這樣的「天堂」。但當大飢餓實實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額「學費」，當人民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發生衝突，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仍不下「罪己詔」，這還能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李銳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1961年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毛說：「錯誤就那麼一 點，沒有什麼了不得。」

丁抒先生是大飢災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處引用丁先生的《人禍》，真誠鳴謝！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權之初，由於連年戰爭，農村凋敝，人均年度擁糧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1949年前有的山農一年只能吃十頓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頓。山農多吃這點白面已被薄一波作為「社會主義成績」匯報給毛澤東。就這點底子，農民剛剛過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識形態決定的合作化運動便開始了。蘇聯早就力主土地國有，認定分田到戶有害於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吹響合作化號角：「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1955年，農村合作化進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並不如中共想像的那麼美妙，農民僅憑直覺就認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驅動必然導致懈怠刁懶，平均分配更是無法保證公平公正。由於強迫入社，農民入社前砍樹殺畜賣牲口，某生產隊原有生豬300多口，公社化後只剩下9口，雞鴨更是幾乎全殺光了。歸社的大牲口也因飼養不善多多病死，全國銳減200萬頭以上。一向惜財的農民因共產失去利益驅動，「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佔60%。」農業副總理鄧子恢向周恩來匯報：「出現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大批出賣牲畜、宰殺豬羊，有了錢不買生產資料。」「懶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裡，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合作化還搞「劫富濟貧」，富隊非要搭配窮隊合併，富隊不願意，上面就是不讓。極其碎屑的農活一經「統籌」，根本無法全面兼顧。農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動實現效率最大化，現在卻要等著幹部派活，幾個幹部的腦袋哪裡抵得上每家每戶「開動機器」？

鄉諺：「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嘆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社員年終實際所得越來越少，1958∼60年有的隊人均年收入從37元降至10元、5元，勞動日值僅5分錢。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農民反映，社隊規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種好種壞，反正攤到我頭上只幾粒谷，怕懶得（湘方言，怕什麼）！’」浙江桐廬環二大隊，1960年工分值僅0．0302元，社員勞動一年除出口糧僅得2．53元，一個壯勞力還不如一隻老母雞，母雞下蛋一枚可賣五角，壯勞力出工一天僅三角余。

合作化挫傷了生產積極性最大的富裕中農。薄一波承認：「據1957年估算，全國富裕中農人數在1億以上。這些人勞動致富的積極性受限制和挫傷，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是很不利的。」一億富裕中農乃中國農村精英，最主要的生產主力軍，挫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連帶一併摧毀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數據：

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1億斤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的3280萬擔減少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的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8227萬頭，比1957年的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這些農牧業產品的產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產量僅及1951年的一半。

蘇聯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也造成類似惡果：1933年集體化運動結束，蘇聯農產量和家畜減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還未恢復1928年集體化以前水平。1953年蘇聯耕牛數量仍少於1913年。1946年，糧倉烏克蘭發生大飢荒，也出現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慘事。據《蘇聯國家經濟年鑑》，1913年全俄穀物產量8600萬噸，1953年僅8250萬噸。

可以說，合作化運動乃是造成大飢災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過濾層

反右前，黨內外對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對聲浪漸大。1957年初，毛澤東在省委書記會議上說：「1955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

反右反右傾打掉150萬精英，社會失去理性過濾層。由於只能說好不能說壞，社會失去糾錯必須的制衡力量。1955年後，若再替農民叫苦，再反對統購統銷，便是十分危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女）被毛斥為「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而撤職。一黨專政天然攜帶的糾錯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綻露。千里駒《自撰年譜》：「‘反右’以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鴉雀無聲，不要說指鹿為馬，即說一個螞蟻比像還大也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了。」

原本搞經濟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經濟專家。高層領導猶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發表著名論斷——「冒進是馬克思主義」。9月，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和平公社，公社書記說畝產可打一萬斤，農家出身的劉竟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鬧出笑話多多。劉少奇說「外行領導是原則」；拆卸函谷關城樓、浙江龍泉古寺、江西崇義古塔、薊縣長城，向古蹟要磚；毛為一點廢鋼甚至想拆杭甬線與膠東線。

1960年3月12日，烈屬何明淵在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籠，路透社簡訊稱寓「暗無天日」。何的叔叔與大哥均為紅軍烈士，何被捕後：「大不了一個死了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麼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來、劉少奇匯報此案，劉難過得久久不語。1960年6月，湖南彬縣女青工劉桂陽在中南海北門憤貼標語十數張：「為了挽救全國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鏟除人民公社！消滅人民公社！」1960年底，毛澤東表弟賀曉秋之子闖中南海向毛面訴：「倉裡沒有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後衝天罵娘。」對於民間的反對，中共高層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濾，公開造假的大躍進得以肆虐橫行。後來證明，哪兒反右積極，哪兒「白旗」拔得最乾淨，哪兒災難就越大。安徽濉溪縣是反右積極縣，共抓「右派」、「中右」、「反社會主義份子」1600餘人，全國2000餘縣中首屈一指，大飢餓死亡人數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銳減1／4以上，僅1960年就減少12萬。發燒度較低的省份，餓死人的情況也相對減輕，吉林是少數幾個沒餓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書記吳德應記一功。

三、大躍進對社會生態的大破壞

按大躍進理論，乃是生產關係大飛躍。但農村的現實是猛刮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揮風，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全社範圍內一律均產、無償調撥財物、銀行全部收回貸款），搞得雞飛狗跳。安徽舒城縣城北公社古城大隊，1958年秋後賣糧24萬斤，糧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窮隊，古城幹部編詩：「累了一頭汗，賣糧二十萬，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躍進另一大折騰是大煉鋼鐵，6000萬壯勞力上山採礦伐木，農田勞力嚴重不足，稻棉大熟無人收割，豐產無豐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說：「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勞動力大批外調，婦女說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去密雲水庫，沿途棉桃隨風漫飛，像下大雪一樣。山西陽城縣潘莊公社，年底糧食還爛在地裡，柿子掛在樹上。陝西安康大量紅薯無人收穫，不僅爛在地裡，還延誤了冬小麥播種。1958年底彭德懷到湖南平江調查，也發現稻子沒收紅薯沒挖。羅榮桓1959年5月說：四川拋撒浪費的糧食佔總產量10%，河南50%秋糧毀棄於地。河南1960年農業產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

受損害最慘重的還應算農業。1957年糧食產量為3900億斤，1958年的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1959年為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產量1960年為2126萬擔，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當。由於許多農田被改種糧食，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和產量更加減少（1959年至1962年間，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下降了35%），1960年為3405萬擔，比1959年下降50．9%，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國以前的水平。豬存欄數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人民生活困難加劇：

國家財政出現大量赤字，必須用多發鈔票來彌補。1957年的貨幣投放量為53億元，1959年上升到75億元，1960年上升到96億元，1961年更高達125億元。貨幣投放過多，國家商品庫存又被挖空，結果必然是物價大幅度上漲，人民生活陷入嚴重困難。

在合作化與大躍進夾擊下，大飢餓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國糧產量較之1957年下降26．4%，還能不出現大面積飢荒嗎？

至於吃飯不要錢的大食堂，不僅沒有吃出「共產主義意識」，反而吃出鄉諺：「放開肚皮吃，藏起力氣做。」上海浦東農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飽，撐得難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澤東堅持認為公共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1960年發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將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公共食堂挖盡農民存糧，秋後短暫的「放肚盡吃」消耗了集體糧儲，及至春荒，上下皆空，無糧熬荒。如果農民自己開灶，量入為出，半干半稀，計算著吃，便不會大面積出現不顧一切的「前吃後空」，秋後吃得死撐，冬春飢餓斃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極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國出現大面積消極怠工，糧食產量大幅滑減，此乃大飢餓的第二層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財經小組長陳雲在「西樓會議」上承認：經濟遭到這麼嚴重的破壞，要把經濟恢復起來，不是一兩年就能夠做到的事情，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如何能夠動員起來。1962年全國人均擁糧329斤，1965年365斤，還沒恢復到時1952年395斤。如以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與前數字不同，列出參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持續減產，一目瞭然。

四、反右傾失去糾錯機會

1959年廬山會議本是一次糾錯良機，僅僅由於維護毛個人威信，硬從反左轉為反右，再唱高調，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觀事實。反右使黨外閉嘴，反右傾則使黨內也閉嘴。1959年春，黨內老五陳雲私下說：「現在提意見還不是時候，一定要吃虧吃得更大一點，才能轉過來……不能說話，我還想保持我這張三十多年的黨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毛雖發出邀請，陳雲還是沒敢在大會上發言，因為「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匯報的前一晚，就是否將餓死人的實況告訴毛，思想鬥爭了一夜，抽煙踱步，最後還是沒敢將真相完全告訴毛。1960年陳毅去南方後在會上感嘆：「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楊獻珍說了幾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對頭，想把好事一年辦完……客觀上是反動的。」遭到毛迎頭痛擊，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資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達三百幾十萬。

浮誇風下，官員腫臉硬充胖。1959年中央開會，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以支援。當周恩來聽說甘肅出現飢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省委書記何承華竟答「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如此膽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態，若非道德品質惡劣，會這麼不顧人民於水火麼？河南信陽已出現餓死人，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250頁）派民兵封鎖交通要道，防堵飢民外逃，信陽地區餓死者至少百萬（官方承認50萬）。

安徽無為縣有的幹部甚至不准農民採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長的，歸屬共產黨。鳳陽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郵局奉命截扣告狀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餓死人的信息掩蓋了很長時間。各級幹部都明白「上下有別」的利害關係：農民的肚子問題遠不如上司對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計畫遠比農民生計重要。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放出大衛星——水稻畝產13萬斤，公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瞞產」

為防止高徵購，一些地區為保口糧，不得不瞞產私分。1958年7∼10月，全國糧食徵購下降440萬噸，城市和工礦區的糧食供應頓時緊張。10月22日中央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突擊收購和調運農產品，在全國農村掀起「反瞞產」運動。1958年實際徵購數量高達1175億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會」上，糧食部檢討：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3400億斤，徵購就拿走1200億斤，傷了農村元氣；1960年已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糧食部還以為天下太平，實屬見事太遲，徵購過頭是大飢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權威史料披露：

由於高估產而高徵購，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徵購糧食1123億斤，比正常年景增購了200億斤，使農民手中的存糧數急劇下降，1959年有些地區就開始出現糧荒，造成公共食堂停夥，部分社員外出逃荒，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問題也出現了。1959年度徵購糧食達到1348億斤，佔了實際數量的33．7%，農村留糧由1957年的294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億斤。1959年的糧食減產，如此之高的徵購量，這是農民難以承受的重擔。即使如此高的徵購，但在高銷售的情況下，國庫週轉糧還是日益減少。1958年6月底，國庫存糧386億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億斤；1960年6月底僅為127億斤，連正常情況下鋪底糧和運轉狀態的週轉糧數都不足。農村糧食短缺，國庫存糧無多，全國大約缺少3000萬人一個月的用糧，一些大城市幾乎脫銷。

還需要多說嗎，3000萬人缺糧一月，還能存活嗎？

經過「反瞞產」，山東1600萬農民全年人均擁糧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兩，還不夠兩隻雞吃。甘肅定西地區「反瞞產」運動中，幹部指揮民兵在農家掘地挖牆找糧食，「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獸行，省委工作組統計竟達128種。

據丁抒先生分析：「廬山會議後全國性的‘反瞞產’、高徵購是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譬如廣西龍勝縣1957年徵購975萬斤，1958年增至1362萬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萬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廣西陽朔縣，1959年糧食比1958年減產23%，國家徵購數卻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離區委書記武念慈匆匆進城，向縣委報告餓死人並申請救濟糧，不料不僅沒弄來糧食，還挨了縣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評，說他謊報災情，給「大躍進」與社會主義抹黑！非但不給救濟糧，還向他要糧食，說符離區秋季徵購任務沒完成！「反瞞產」挖空了農民的囤底，農民失去維持生存的基本口糧。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棄鄉保城」政策。「七千人大會」之所以召開，起因於中央要從地方徵糧150億斤，各省叫苦連天，無奈之下召集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大區書記在壓力下領受任務，但表示困難重重，這才決定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後擴至縣委書記），強調顧全大局，反對本位主義與分散主義。

1960年春，當飢饉剛剛蔓延，如果各地縣委書記能像舊時知縣一樣稟報請賑，當年國庫裡還有糧，準備出口的265萬噸糧食尚未運出，至少能抵擋一陣。如山西陽城縣委書記趙樹理堅請「返銷糧」，及時分發，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幹部秘密動用儲備糧，也救了一些人。但這樣的幹部少之又少，絕大多數幹部都怕被扣右傾帽子，既然將農民口糧交了餘糧，不願自打巴掌再要回來。地縣一級基層政府由此坐失及時施救的最後機會。

宏觀上，1960年12月14日國家統計局提交市場分析報告，標明當年10月糧食收購量下降34％、食油收購量下降42％、生豬收購量下降31％、食糖收購量下降64％、棉花收購量下降23％；全國生活用品供應極其困難，至9月底，各地憑票證供應商品達30多種；據全國42個大中城市統計，11月豬牛羊肉銷量比10月減少29．4％，家禽減少51．3％，鮮蛋減少30．4％。警鐘已敲得很響很響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漢只剩下一天存糧。情急之下，武漢市委扣下從四川運往上海的糧食，中央辦公廳大發雷霆，要嚴肅處理武漢市委，幸賴省委書記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連續發出京津滬等市糧食供應告急文件，6月6日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內稱北京存糧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無存糧。

外貿部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1959∼60年多出口糧食幾十億斤，飢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國內經濟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糧食，乃是一系列導致4000萬農民餓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過不下去，還要援助亞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個國家提供經援，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40．28億元。1961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

1959年一方面較之1957年減產1500萬噸，但卻出口糧食415萬噸，比1957年增加223萬噸。僅這223萬噸，就可供4000萬國人吃四個月，足以熬過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萬噸。成千萬國人餓死之時，他們打下來的糧食卻在被一船船運走。如能將兩年間出口的糧食留下一半，飢民就可全部得救。當時，大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的急迫性兩眼一抹黑，根據各省虛報數字，還以為糧食堆滿囤呢！因此，周恩來犯下致命錯誤：當外貿部主張向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拿外匯買糧食，周卻認為黃金價位較低，在財政赤字已高達80億的情況下，不僅不應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此後，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因為周說：「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這一決定，失去了中央一級最後的補救機會。

1960年底，鑒於形勢實在嚴峻，一再拒批進口糧食的毛澤東，只得同意從澳洲進口440萬噸糧食（夠一億人吃三月）。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說：「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這些衝破禁區來的糧食在當時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萬噸糧食，又可挽救多少萬人的性命？糧食一進一出，運來運去撥來調去，又耽誤了多少時日。飢民們即便千辛萬苦逃到城裡，由於城鎮居民也吃不飽，「盲流」也很難討到食物。其時美國糧價最低，因政治敵對不能去買，得「爭氣」多花錢去買中立的澳加等國糧食。

新聞封鎖是中央一級喪失及時賑災的另一致因。新聞可將一地災情短時期內成為全國全球的共同問題，大大提高賑飢能力，但硬不讓說，奈何？

七、進入「天堂」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報刊上鋪天蓋地用漫畫詩歌向民眾描述預約的幸福。只是「天堂」裡的材料太多，限於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當陽縣跑馬鄉公社書記大會宣布11月7日全鄉結束社會主義，8日進入共產主義，一切以共產主義方式來辦。群眾一鬨而散，紛紛上街「共產」，先搶空商店，後搶劫私宅，還有人上幼兒園認領孩子當兒子，大呼「不是共產了麼？！」

——王任重調查「信陽事件」後：「我到光山（信陽地區轄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鄧力群：「老朋友彭大章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說：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張家口地委書記胡開明在蔚縣西合營村，看到「春播時，前面播上種，後面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裡沒辦法，把種子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飢餓難忍的人們對糧食的需要大大超過了對毒藥的恐懼，種子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先在土裡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裡，僅此而已。結果非正常死亡人數大大增加，活著的人甚至沒有力氣把死人從屋裡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產隊長，每次帶回米飯都鎖藏櫃中，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置之不理，小兒子活活餓死。一位姑娘餓死後，許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屍為名割肉煮食。不少飢民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間刨墳掘屍為食，野外常見被剔除皮肉的屍骨。

——1938年入黨的宗鳳鳴先生說：濮陽梨園鄉東韓砦村乃抗日模範村，不僅老人均多餓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餓死孩子還是餓死大人，結論是應先死孩子，留大人掙工分，還有一份口糧，否則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飢餓犯人一邊拔毛一邊連血帶肉生啖活雞。如能從墳堆裡挖出死人骨頭，算是好運氣，「人家就這麼隨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裡細細啃嚼，津津有味，若監視的人來了啃不完，就帶到屋裡燒坑的火裡烤著吃，那香味倒是頂饞人的。」錦西勞改礦隊1200多犯人餓死1001人，還沒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腫，臥床不起，另兩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才勉強下床走動。

——天津東郊茶澱勞改農場，兩名勞教犯各將一根細黃瓜塞藏對方肛門，以躲避下工時的檢查，但還是被識破了，扒下褲子拉出黃瓜。燕京畢業生韓大鈞（後為中科院研究員），挖出一窩剛出生的幼鼠，眾目睽睽之下，將還沒睜開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給中央寫了一封匿名信，描繪重災區梁平縣，「我去看了以後，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雙堆集附近那些村莊的情況相彷。門窗都沒有了，傢俱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是敞開的，屋裡都是雜草的灰塵，後邊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裡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

——「七千人大會」也開得摳摳縮縮。「每次吃完飯，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論副食還是主食，都是光光的。」「會議吃飯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10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外賓招待會原本請不到的中方高官，這時凡請必到。冷餐會一端上盤子，一擁而上一搶而光。周恩來不得不輕聲提醒那些高官：「注意點吃相！」

——1969年底，學部外文所集體下放至河南息縣東嶽鎮，軍宣隊號召訪貧問苦。一位房東告訴鄒荻帆「餓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們所長馮至來，我們都會把他吃了。」馮至是個胖子，肉多。

八、到底餓死多少人？

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提供數據，1955年全國人口61465萬，1956年62828萬，1957年64653萬，1958年65994萬，1959年67207萬，1960年66207萬，1961年65859萬，1962年67295萬，1963年69172萬。通過前後數年對比，1959∼61年出現大馬鞍型，1960∼61年淨減人口1348萬，再據1955∼59年均增長率21‰，每年應遞增1400餘萬，1961年人口應為7006萬，缺數4147萬，即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4000萬以上。

如合計各省市淨減數，則達2137．44萬：

四川（含重慶巿）：1958年7053．92萬，1959年6960．94萬，1960年6667．8萬，1961年6458．8萬，淨減595．12萬。

安徽：1959年3427萬，1960年3043萬，1961年2988萬，淨減439萬。

山東：1958年5422萬，1959年5373萬，1960年5188萬，淨減234萬。

湖南：1959年3691．95萬，1960年3569．37萬，1961年3507．98萬，淨減183．97萬。

河南：1958年4979萬，1959年4818萬，1960年4803萬，淨減176萬。

貴州：1959年1743．96萬，1960年1642．99萬，1961年1623．53萬，淨減120．43萬。

甘肅：1959年1293萬，1960年1244萬，1961年1211萬，淨減82萬。

青海：1959年260萬，1960年249萬，1961年211萬，1962年205萬，淨減55萬。

江蘇：1959年4289．53萬，1960年4245．64萬，1961年4243．4萬，淨減46．13萬。

廣西：1959年2205萬，1960年2172萬，1961年2159萬，淨減46萬。

遼寧：1960年2560萬，1961年2519萬人，淨減41萬。

內蒙：1960年1191．1萬，1961年1163．1萬，淨減28萬。

湖北：1959年3173．14萬，1960年3152．17萬，淨減20．97萬。

雲南：1959年1911．93萬，1960年1894．55萬，淨減17．38萬。

寧夏：1960年213．03萬，1961年203．06萬，1962年198．81萬，淨減14．22萬。

河北：1959年3791萬，1960年3779萬人，淨減12萬。

新疆：1961年710．06萬，1962年698．97萬，淨減11．09萬。

北京：1960年739．6萬，1961年729．2萬，淨減10．4萬。

黑龍江：1961年1897．1萬，1962年1893．5萬，淨減3．6萬。此前三年則分別增長118．3萬，125．1萬，90萬。

上海：1960年1056．3萬，1961年1058．99萬，1962年1057．86萬，1962年比1961年淨減1．13萬。

晉陝浙贛粵閩吉津等省市人口雖略增，但都大大低於正常增長數，如福建：1961年1597．8萬，1962年1602萬，僅增2．2萬。此前三年則分別增加49．7萬、29．5萬、25．4萬。

1998年中央黨校出版的《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飢荒。」據〈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人口損失總計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萬餘。此前，「據不完全統計，我國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2991．8萬多人。」（確切數據29918848人）4000萬倒逝的餓殍，無聲地矗立起一塊無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災難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卻是兩條：一、意識形態的錯誤引導；二、暴力專制的不容糾錯。對中共和毛澤東來說，最致命的價值內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單干，拿什麼證明新舊社會的本質差別？如何證明「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國有化集體化，共產革命還有什麼法理基礎？對於這一點，中共高層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們能夠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礎。

面對反對合作化的聲浪，1955年5月9日，毛澤東對李先念、鄧子恢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毛認定各級幹部中也有「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1958年8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NikitaS.Khrushchev）說：1949年解放我很高興，但中國還很窮很落後；以後工商業改造、抗美援朝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毛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周恩來拍著榮毅仁的肩膀：「你還年輕，能夠看到共產主義！」同年，毛澤東對王任重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越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層集體發燒。顯然，只有將中國領入社會主義並實現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證明革命的偉大價值。否則，何以證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會」，也一致認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公有制＋計畫經濟。

1961年，黨內高層幾乎一致認為只有包產到戶才能挽救農村經濟，但毛澤東一手遮天，「硬著頭皮頂住」，不肯從「社會主義陣地」撤退。意識形態乃是這場巨災的第一致因。共產學說才是比毛個人權威更有力量的東西，才是導致全球上億「共產冤死者」的罪惡之源。僅僅批判個人是不夠的，指導人們行為的錯誤思想才是影響更大作用更深遠的祟源。面對合作化、大躍進闖下的巨禍，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大會上仍說：「‘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這樣的認識能夠糾正錯誤麼？

當然，毛的個人品質也是必須予以譴責的。何方先生揭發：「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制訂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請趙丹與鄭君裡夫婦，黃宗英回憶說：「這些美味珍肴令我們既開眼界，又感驚異。……許多農村此時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們的家宴卻奢華依舊。」

此外，杭州西湖劉莊，建於「自然災害」期間。1962年，毛入住佔地千畝的上海西郊賓館（柯慶施專為毛新建的「馬屁工程」），不僅沒有斥責柯於餓殍遍野之際大興土木，此後也沒有為百餘人為他長年看守這所別墅而內疚。韶山滴水洞賓館是毛親自要求興建的，1960年下半年開工，1962年底建成，毛僅於1966年入住12天，長期空關，一連士兵長期守衛。鄧小平後來說：「影響極壞！」周恩來一面為工程撥款，一面只能批評下面的省委領導：「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

即便從最善良的角度，大飢餓前還可寬宥毛澤東，也許毛真的是「好心辦壞事」，敢叫日月換新天，以為替國人謀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沒想到竟是領著他們走進這樣的「天堂」。但當大飢餓實實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額「學費」，當人民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發生衝突，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仍不下「罪己詔」，這還能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李銳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1961年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毛說：「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

大飢餓使共產設計失去道義性，成為中共由盛轉衰的歷史拐點。一個標榜解放工農的政黨，一個自稱為絕大多數人民謀福利的政黨，居然弄得還不如「萬惡的舊社會」，餓死這麼多自己的「社會基礎」，言行不一的荒謬性無可避免地凸現出來。同時，面對這場巨大人禍，黨內對毛的領導能力產生質疑，從而引發毛劉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 Putin）稱共產主義嘗試已經失敗。只是人類為證明這一學說的荒謬，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呵！令人沈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檢討大飢餓發生的原因，仍為毛的罪責東遮西掩。但真實評價歷史是理性安排未來的前提，阻礙真實只能說明虛假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