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紅色「告密學」

革命或解放，意味著「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因此，在一個「再顛倒過來」的世界裡，告密這一在傳統社會中遭到鄙視的行為受到提倡和鼓勵。告密這一行為被制度化、內在化和道德化。自此，無論是中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還是西方傳統中的「至親不舉證」，皆遭顛覆。

老蟄：詩人

上世紀中期，中國社會上有過兩次告密高潮，一次是在40年代末，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為挽救危亡，欲將「在途之人」都變成眼線而不能，只能依靠情治人員監視人民；而後者為鞏固勝利，成功地把人民都變成了眼線。

這裡有兩篇報刊舊文，對照來讀，最能反映世道人心的轉變。

前一篇文字發表於1948年的上海《大公報》。作者對於當時的告密成風，甚至在學校安插「職業學生」的行徑痛心疾首。他以為，告密固然有效，「卻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作者所堅持的，正是南京政府宣揚的「四維八德」。那麼，南京政府究竟是因為對「四維八德」的堅持而失敗，還是因為違背而失敗？

後一篇文字發表於1951年的天津《新生晚報》。文章說：「在舊社會裏，‘發人陰私’是被認為不道德的……在人民當政的今天，發壞人之陰私是最講道德和最人道主義的，因為這是以千百萬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標準。」革命或解放，意味著「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

革命揭穿了一個被刻意掩蓋了幾千年的秘密：人類社會主要不是由家庭、血緣、地域、信仰或職業等形成的統一體，而是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構成的分裂世界；並且，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所謂道德，不過是統治者愚弄被壓迫者的工具。

因此，在一個「再顛倒過來」的世界裡，道德觀念也應該「再顛倒過來」。於是，原有社會被橫著豁出一道溝，一邊是人民，一邊是人民的敵人。建立在原有社會秩序之上的「人倫綱常」「國民道德」亦隨之瓦解；告密這一在傳統社會中遭到鄙視的行為受到提倡和鼓勵，成為「在途之人」皆可為的事。人們出於覺悟、義憤、疑懼、生存、名利或無知而告密，連目不識丁的老太太和小學生都被動員起來，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鄉、同事、師生和同學之間原有的社會關係遭到破壞。在法律被終止的情況下，造成的結果可想而知。

此後，告密這一行為被制度化、內在化和道德化。無論人民團體、民主黨派、工作單位、居民社區，都兼具了這一職能。不但監視告發言行，也監視思想；不但監視和揭發別人，也自我監視和揭發。而以人民的名義「大義滅親」，甚至成了道德的楷模。

自此，無論是中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還是西方傳統中的「至親不舉證」，皆遭顛覆，致使在歷次運動中，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鬩牆、朋友失和的事件層出不窮。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中國知識份子階層。前兩年章詒和女士的文章叫人大開眼界。這個歷來以道統的傳承者自命的群體，在提高了階級覺悟之後，也加入了告密者的行列。

人類這個畜牲跌跌撞撞了幾千年，才形成了自己的一層薄衫，往好裡說，你可以叫它羞恥、道德、教化、文明；往壞裡說，你可以叫它虛偽、「吃人」，無論禮義廉恥還是自由平等博愛皆是如此。這層衣衫薄得就像窗戶紙，一捅即破，揭破的結果就是回到穴居赤裸裸的狀態。

在21世紀的今天，每當有人感於世風日下，進而懷念那個意氣風發、「道德純潔」的年代，筆者不由得齒冷。正如一位歷史學家形容，那感覺就像在一個彬彬有禮的場合「握到一隻毛茸茸的爪子」。

報刊標題選登

天津《新生晚報》1951年4月7日

新中國少年的好榜樣

孔令金是怎樣檢舉她的反動父親的

上海《大公報》1951年4月29日

控訴特務頭子盧旭的罪惡

堅決站穩人民立場，把父女關係一刀兩斷！

上海《大公報》1951年5月11日

上海各人民團體關於檢舉反革命分子的通知

對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發、告密之權

《人民日報》1951年5月12日

七位小英雄

七個小學生捕獲兩個反革命分子

天津《新生晚報》1951年5月14日

兩個教訓

談小英雄智擒反革命分子

上海《大公報》1951年5月14日

是敵人，就不是父親！

記一個同學在小組上的發言

《人民日報》1951年5月16日

歐秀妹逮捕土匪丈夫

《人民日報》1951年5月16日

火車乘客檢舉反革命分子

天津《進步日報》1951年5月24日

擁護政府槍斃我的惡霸父親

記交大京院陳齊洪同學的談話

《人民日報》1951年6月5日

天津市各階層人民檢舉大批反革命分子

三四兩月密告檢舉反革命案件一千九百餘件

上海《大公報》1951年6月21日

皖北滁中熊國富同學

親手抓住反革命父親

原題目：中國式紅色「告密學」: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