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我開始任教之後，外語系領導派了一名從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青年英語教師小馮來跟我進修，同時監督我的思想改造。他在我指導下讀英國文學作品，向我交讀書報告，我每兩週向他交一份思想匯報。不言而喻，我不斷進步，但離"摘帽子"還有一段距離。小馮是一名復員的解放軍尉官丶共產黨員，但天性謙和，笑容可掬。平常在看過我的思想匯報之後，他總會說幾句鼓勵的話。若是正好趕上"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他就會收起笑臉，批評兩句"思想改造抓得不緊"。但是他來我屋裡聽我輔導，總是謙恭有禮，和孩子們有說有笑。每逢寒丶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親，他回校時從來不忘給孩子們帶點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這些奢侈品是他們難得吃到的。我常納悶，在這長達兩年的微妙的雙向交流中，他輪流扮演兩個不同的角色有過什麼樣的感受。我"摘帽子"的那天，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告解神父"的角色，也許會感到如釋重負吧。
1964年7月4日，彷彿是紀念我保外就醫回家三週年，外語繫在大學七層主樓一間階梯教室舉行全體教職員大會。一位人事處的幹部在回顧我的右派罪行之後，宣讀校黨委決定，給我"摘掉極右份子的帽子，解除勞動教養。"按照事前的通知，我作了簡短的發言，再次承認我的右派罪行，感謝黨"給我一個新的政治生命"。我泣不成聲，彷彿七年來積蓄的苦水衝破了防洪的閘門。有幾個同事和我握手，祝賀我"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李主任答應我，很快就可以讓我轉正，大幅度提高工資。
同一天晚上，我們還來不及為我重新當上"人民"慶賀，怡楷就接到家裡發來的急電："母病危速歸"。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六日抵津，才知道媽媽患肝癌，發現時已是晚期，經手術搶救無效，危在旦夕。老人家在醫院病床上還惦著我這個老女婿，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講給她聽，這是她幾年來一直盼望的。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親娘，她又添枝加葉說我已恢復教授職位，享受原先的工資待遇。在這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一個悲痛欲絕的女兒還能給她垂危的母親什麼別的安慰呢？我怎能忘記她老人家給予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如許的愛心和理解？我怎能忘記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監時轉告老人家的話，"好人受難，耐心忍受"，一句話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她在7月8日逝世，正好是我們倆結婚八週年紀念日，我清清楚楚記得她和我們一起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作為"婚宴"。她一輩子生活簡樸，受苦受難，而從她自己所受的苦難中，她找到愛人的力量，盡力幫助受侮辱的和受損害的。她完全無愧於她的受難 。
八月初怡楷奔喪歸來，副系主任姚老師約她面談。他通知她，系領導決定新學年開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語，因為她愛人已經摘了右派帽子。至於我本人恢復公職一事，拖到年底，李主任和人事處的交涉毫無結果。外語系黨總支一位委員向我宣布，臨時工工資待遇加十元，還說：國家經濟目前還有困難，這是黨組織的"一點心意"，表示肯定我在思想改造和教學工作中取得的進步。事前我已聽到，人事處長說得斬釘截鐵："一旦開除，永遠開除。"這象徵性的加薪意味著我們的伙食中可以增加一些雞蛋，但是也讓我直面我的"新政治生命"：我是一個"摘帽右派"，如此而已。帽子摘了，不錯，但仍舊是"右派"，這是今後許多年我無法逃避的政治現實。
階級鬥爭的弦放鬆了一些，我的日子也好過一些。我教四年級泛讀課，冒昧從《格列佛遊記》選了一些能折射當今中國社會的篇章作教材 。"摘帽"以後，我又被分配教一門四年級的聽能課，教材除了北京電臺對外廣播的英語節目，還有我從外臺英語節目選出的片段，這些外臺包括美國之音丶英國廣播公司丶日本廣播公司等等。學生們都很愛聽，或許由於他們是生平第一次聽訓練有素的本國人講英語，也或許由於他們注意到北京電臺和西方電臺報導方式之間的差異。一般公民"偷聽敵臺"是要受刑事處分的，安大得向合肥市公安局申請特批，准許我為了教學工作需要收聽外臺，並作錄音。在這個省會的全體居民中，只有一個"人民的敵人"可以悍然收聽敵對國家顛覆性的宣傳！
1964年，中共與"老大哥"關係破裂，雙方進行公開論戰。"偉大領袖"大聲疾呼，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每隔數年搞一次，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中國不會走上蘇聯修正主義的道路，階級鬥爭的弦又繃緊了。年底以前，知識份子又被投入另一場政治運動。全國學習中共中央抨擊蘇修及其盟友的九篇文章，簡稱"九評"。我們無法知道蘇修如何承受這一連串的狂轟猛炸，但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卻成了蘇修的替罪羊，被冠以"散佈修正主義病毒"的罪名。於是，在英語教研組政治學習會上，我們先一篇一篇地學習文件，然後人人過關，輪流做檢討，暴露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最後接受同事們的"幫助"。身為"摘帽右派"，我敬陪末座，受到同事和黨員幹部的狂轟猛炸，彷彿我就是"蘇修"的化身，不過我始終搞不明白我怎麼會和中共昨天的"老大哥"掛上鉤的。
在猛批"蘇修"的同時，為了保證農村的人民公社不"變修"，全國農村從1962年底開展"四清運動"，肅清公社和生產隊幹部中的貪污腐化。1965年，安大中丶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被派下去搞一年運動。老年教師不參加"四清"，又無課可上，1966年初，由校黨委統戰部長丶原外語系李主任率領，到郊區一個公社去"觀察四清"。我雖然是個"臨時工"，也算"統戰對象"，有幸和數十名教授和老講師同行。我們住在一所小學，輪流到各生產隊聽報告，瞭解各生產隊和公社幹部在"清政治丶清經濟丶清組織丶清思想"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然後各人結合自己的"活思想"寫學習心得，大多冠冕堂皇，敷衍了事。
在農村"觀察"三週之後，李部長又領我們去安徽北方的煤城淮南市，"觀察工業戰線上的大好形勢"。淮南市分五個區，每個區都是以一座煤礦為中心的小城鎮。我們乘車經過的街道都蓋滿了煤灰，空氣中煙霧瀰漫。作為李部長的老朋友丶潘市長的客人，我們下榻在可稱豪華的洞山賓館，客房設施包括地毯和現代化的衛生間。白天，我們分乘兩部大客車參觀煤礦丶工廠。每到一處，都有領導幹部陪同參觀，中午有豐盛的午餐招待。晚間，安排宴請和文娛活動。潘市長設盛宴歡迎，以善飲聞名的姚主任在席上代表大家祝酒，頻頻用罕見的茅台酒乾杯。散席後，他踉踉蹌蹌回到屋裡，在衛生間地上滑了一跤。馬上請來一位外科醫生，縫上他腦門和鼻子上的傷口。
這次的淮南之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紅旗單位"謝一礦的參觀訪問。那是一個晴朗的冬天早晨，我們來到這煤城的驕傲，煤礦的領導幹部非常客氣地把我們迎進寬敞的會客室。一面牆上掛著大幅的毛主席像，對面牆上掛滿了獎旗丶獎狀，五顏六色，名目繁多。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獎丶最佳礦井安全記錄獎丶礦井衛生獎丶如此等等。我們一面飲茶，一面聽黨委書記做報告。他首先對我們表示熱烈歡迎，接著介紹煤礦過去在日軍佔領和國民黨剝削下的悲慘歷史，解放後迎來的新生。如今，生產突飛猛進，礦工生活無比幸福。可惜我們無法知道生產如何突飛猛進，礦工生活如何幸福。
從會客室出來，我們由幾名幹部領進貴賓更衣室，換上保護服，包括礦工頭上的照明燈。然後，我們先乘電梯下礦井，再換乘小火車，一路上嚮導講解地下掘煤工作如何進行。我熱切地盼望親眼看到礦工是怎樣幹活的。但是上級有指示，嚮導不能把我們一直帶到採煤工作面。我們回到地面，又到更衣室，換上了自己的衣服。接著，嚮導說要領我們去洗澡。我們先穿過礦工浴室。一間大廳裡有四個巨大的水泥浴池，裡面盛滿了熱水。嚮導說，第一個水池裡的水洗黑了以後，第二個水池就開放。他接著又自豪地說："這些浴池是解放後新建的。"我問他："我們用哪個池子？"他笑著說："哪裡的話，我們怎麼能讓貴賓洗大池子？那怎麼行？"
說著我們已走到一間單獨的屋子，門口挂的牌子上面寫著貴賓浴室。一名服務員遞給我們每人一塊雪白的大浴巾丶一雙浴室拖鞋丶一小塊香皂。我們在清澈的熱水中洗了個澡，水一點也沒變黑。
洗完澡，我們去參觀位於謝一礦一個偏僻角落的"階級教育展覽館"。我們首先參觀幾間展覽室，牆上挂的畫和玻璃櫃裡的陳列品說明本地資本家和日本鬼子怎樣剝削和壓迫礦工。接著是一間"大病房"，當年日本鬼子把那些由於勞累過度和身患重病的礦工關在這裡等死。牆上掛著死者和垂死者的圖片。病房對面是一間大廳，大門上方掛著一塊大匾，上面寫著三個斗大的字：萬人坑。嚮導說明，在整個佔領期間，日本鬼子把死去的和垂死的礦工扔進一個露天大坑，前後一萬多人。然後，我們跟著嚮導走進大門，繞過一座巨大的木板屏障，在我們眼前突然出現一個令人怵目驚心的悲慘景象：玻璃板後面是堆積如山的人的骷髏丶頭蓋骨丶四肢丶身軀。我看著簡直透不過氣來。我從上小學起就聽到過日軍暴行的故事，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他們犯下的滅絕人性的罪行的鐵證。而這些屍體不過是千百萬受日本侵略軍殘害的中國同胞的幾千分之一！萬人坑使我們大家都黯然失色，相顧無言。任何一個倖存的中國人怎麼可能寬恕或遺忘？不過，我的思緒很快就奔向近年來人為的大飢荒造成的千百萬餓鬼和歷年政治運動中整死的冤魂。有朝一日，也會有人為他們建一座紀念館嗎？
大體上，比起我關在大牢裡餓以待斃丶妻離子散的日子，我和全家的生活都好多了。一毛回來以後，當年夏天老母也從北京回來，全家終於大團圓了。1963年7月2日，我們又得了一個兒子，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哪裡知道，在祖國的政治地平線上又在醞釀著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它將使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我們一家人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絕境。
(第十章 暫回人間 1961-6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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