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國文學翻譯家的命運(圖)

陳夢家、趙蘿蕤（網路圖片）

「文革」後二十多年來，漢譯西方文學作品在中國大陸擁有相當廣大的市場，其中包括老一代的翻譯家的經典譯著。千千萬萬的讀者從長期文化禁錮中解放出來，如飢似渴地從禁果中吸取養分，但是有多少人會想到，在這些一部部精湛的譯著後面，掩藏著多少譯著者本人可歌可泣的故事。

「解放」初期，國事千頭萬緒，上面也許還顧不上來抓文學翻譯這般小事，文學作品翻譯工作一時還「放任自流」。久負盛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精心翻譯的巴爾扎克巨著《人間喜劇》選集一本接一本出版，也是出自他生花譯筆的羅曼･羅蘭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成為大學生人手一冊的寶書。老作家蕭乾，四九年謝絕劍橋大學之聘，毅然從香港返京，先在英文《北京週報》工作，後來主持《譯文》月刊（後改稱《世界文學》）的編務，並親自動手翻譯了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亨利･菲爾丁的巨著《湯姆･瓊斯》和捷克近代諷刺小說《好兵帥克》，這兩部譯著成為不同風格小說翻譯的典範。

五十年代初期湧現出一批優秀的青年文學翻譯家。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精通英文和俄文，一九五三年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學成歸國，在南開大學外語系任教。他衷心希望「為祖國的文化繁榮多做貢獻」，利用全部假期和業餘時間，翻譯俄國和英國文學經典著作。在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八年底的短短五年中，他出版了直接從俄文翻譯的季摩菲耶夫著《文學原理》四卷、普希金的代表作《歐根･奧涅金》等多部長篇敘事詩、普希金抒情詩五百首、《別林斯基論文學》等。在同一期間，還出版了英國詩人拜倫、布萊克、濟慈、雪萊等人的抒情詩選。

北京大學西語系年輕的英語教授吳興華，才氣橫溢，學貫中西，十六歲時發表的新詩當即被譽為「中國新詩的轉折點」。「解放」後，「追求進步」，放棄寫詩，致力於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莎士比亞，深得黨組織的歡心。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用詩體翻譯的莎士比亞歷史劇《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先後問世，立即成為文學翻譯的經典。

一九五七年「北京之春」曇花一現，文學翻譯家也紛紛墮入偉大陰謀家精心策劃的「陽謀」陷阱。傅雷多年來「追求進步」，寫給遠在波蘭的長子傅聰的每封家書中對新中國都讚不絕口。「反右」一聲炮響，他在上海竟首當其衝，成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蕭乾自四九年歸國後也一直「追求進步」，這時已擔任《文藝報》副主編，「大鳴大放」期間奉命組織文藝界座談，不料竟犯了「煽風點火」罪，何況在舊社會還反對過左翼文學，理所當然戴上了「右派」帽子。吳興華從十六歲考上燕京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直在燕園埋首學術，歷史一清二白，多年來更是「思想進步」的典型，這時已提升為北大西語系副系主任，「鳴放」時曾質疑在英語教學中也要向「老大哥」學習，犯了「反蘇反共」罪，也劃為「右派」。

穆旦在「鳴放」期間未發一言，倖免於「右派」之難。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憑空落在一位萬里回歸的愛國詩人和文學翻譯家的頭上！由於一夥為虎作倀的宵小的陷害，他竟然被法院判決「接受機關管制三年」，逐出講堂，到南開大學圖書館「監督勞動」。

西方文學名著也隨之遭殃。《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女詩人楊苡翻譯的英國小說家埃米莉･布朗蒂的經典小說《呼嘯山莊》均被列入腐蝕青年思想的「大毒草」，因為有一些大學生被劃為「右派」，被迫檢討「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思想」根源時，曾歸咎於這兩部小說的影響。一時間，紛紛揚揚，草木皆兵，北大文科學生竟然還煞有介事出版了批判小冊子，開「文革」期間無理可喻的「大批判」的先河。這兩棵「大毒草」和其它眾多「毒草」，從圖書館書架和新華書店貨架上消失，外國文學翻譯事業日漸蕭條。

更荒唐的是，一旦劃為「右派」或「歷反」，文學翻譯家不但從專業工作崗位上放逐，而且被剝奪發表譯著或任何其它作品的權利。然而，身為「賤民」，他們對文學翻譯仍然「從一而終」。傅雷閉門謝客，繼續不斷修訂《人間喜劇》選集的譯文，並完成了巴爾扎克巨著《幻滅》的翻譯。吳興華被逐出課堂，閉門從義大利文翻譯但丁的《神曲》。據穆旦的子女回憶，他在三年管制期間「完全停止了譯著，中斷了與親友的書信往來，對厄運緘口不言。」六二年解除管制後，仍在圖書館「監督使用」。儘管環境如此惡劣，心情抑鬱，穆旦開始利用工餘時間，夜以繼日翻譯拜倫的頂峰之作、兩萬行的敘事詩《唐璜》。

董樂山是文學翻譯家中的後起之秀。他「解放」初期進入新華社國際部當一名普通英文翻譯，後主持翻譯工作，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下放「監督勞動」。六零年「摘帽」後回到新華社工作，倡議並和李慎之等八位同仁利用業餘時間，合譯美國記者William Shirer的巨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譯文《第三帝國興亡》長達二百六十萬言，由樂山統一校改。一九六三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作為「內部讀物」發行，不但無稿酬，而且譯者也不得署名。

及至「文革」浩劫來臨，連無償無名的文學翻譯也無從問津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聖旨一下，「有前科」的文學家，包括「摘帽右派」和解除管制的「歷反」，無一倖免。在上海，傅雷夫婦不堪「革命小將」的百般凌辱，忍無可忍，於九月三日夜間雙雙含恨自裁，遺囑中還留下現鈔五十三元五角作為火葬費，時傅雷年僅五十八歲。他的摯友周煦良教授也是著名文學翻譯家，當時也是「橫掃」對象，驚聞傅雷夫婦噩耗，於九月五日含淚寫下《吊傅雷》：「一街南北過從頻，倉促誰知共隔死生，未必精魂來入夢，擁衾黑坐苦思君。」

在北大風光旖旎的燕園，吳興華在烈日下勞改，口渴難堪，喝了監工的學生從未名湖中舀起的一碗濁水，數小時後倒斃，年方四十五歲。在北京市內，日本古典文學翻譯家錢稻孫被紅衛兵抄家，連床都抬走了。七十九歲的老人被打翻在地，沒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倖免於一死的，也逃不了掃地出門、長年批鬥勞改。蕭乾是老北京，此時此際，在偌大的京城竟無立錐之地。董樂山在批臭鬥臭之餘，再次押送農村勞改。以英譯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名著蜚聲國際的楊憲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以莫須有的「英帝特務」罪名，雙雙鋃鐺入獄，一關就是四年，出獄後方得知他們無家可歸的獨子在紅色恐怖的無情摧殘之下，神經失常，已縱火自焚喪身。

「九葉派」詩人袁可嘉曾多年參加《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又為英文版《中國文學》月刊翻譯當代詩歌和小說，後調入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一向兢兢業業。尼克松訪華之後，他當年在西南聯大的同學、美籍中國文學專家許芥煜教授來京訪問，準備用英文撰寫《中國文藝界》一書，不時向他瞭解國內文藝界的情況。九三年七月，許教授以「特嫌」罪名被驅逐出境，袁本人則被定為犯有「為美國間諜提供情報的反革命罪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帽子抓在群眾手裡」，公開批判，展覽罪行圖片，在外文所接受監督勞動，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平反。

在天津，穆旦在南開大學遭到沒完沒了的批鬥和抄家。六六年八月一個夜晚，一夥紅衛兵在他家門前燃起一堆篝火，把他的書籍和文稿付之一炬。穆旦從早上就被抓走，被批鬥了一整天，直到午夜才疲憊不堪地回家，頭髮已被剃成「陰陽頭」。他對身外之物並不介意，只怕他心血結晶的《唐璜》譯稿遭逢不幸。他在滿地凌亂的雜物中搜尋，竟然發現散亂的譯稿奇蹟般地倖免於難。

六八年八月，穆旦全家六口人被掃地出門，擠在一間十七平方米的東屋裡。六九年至七一年，先後在農村和「五七幹校」勞改。七二年回圖書館勞動，無家可歸，借學生宿舍一間小屋子暫住。一天勞動後，長夜孤燈，繼續翻譯《唐璜》。七三年底整理、修改、註釋完畢，用牛皮紙將一千頁的譯稿包好，試探性地投寄給北京人民出版社，次年中接到覆信，稱「《唐璜》譯文很好，現尚無條件出版，原稿社存。」

七四年至七六年，穆旦翻譯英國現代派詩歌，修訂普希金抒情詩和《歐根･奧涅金》。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心臟病突發，二十六日凌晨逝世，享年僅五十八歲。人死了，迫害卻仍在繼續。次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唐璜》，南開大學那一夥落井下石的讒佞之徒又以譯者「有嚴重歷史問題」為藉口，跳出來橫加阻撓。

莫須有的「歷史問題」解決以後，八零年七月，穆旦當年在「監督勞動」之餘嘔心瀝血翻譯的《唐璜》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立即成為公認的文學翻譯的經典。後來，他的骨灰在北京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安葬時，陪葬的正是一部《唐璜》。

董樂山在農村勞改中摔傷胳膊，奉命回北京給一些幹部補習英語。七二年夏得悉人民出版社決定再版《第三帝國興亡》，以三聯書店名義出版，仍是「內部讀物」，既無稿酬，也不署名。董樂山並不計較，又用一年時間對全書校訂了一遍，七三年出版。「文革」後，世界知識出版社復業，這部巨著得正式以該社名義出版，並對外公開發行，以董樂山為首的九位譯者的大名也都印在卷首。此書一經面世，立即在全國不脛而走，給浩劫餘生的人們上了似曾相識的一課，董樂山作為翻譯家的名聲也由此確立。

一九七九年，樂山應三聯書店之約，重譯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本當年名噪一時的書曾使他對共產黨心嚮往之，現在卻為人們三、四十年來的親身經歷提供了觸目驚心的強烈對照。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政治恐怖預言小說《一九八四》，八八年又出版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小說《正午的黑暗》。從《西行漫記》到《一九八四》和《正午的黑暗》，這恰恰勾畫出翻譯大師一生的心路歷程。

「文革」十年浩劫之後，倖存的老一輩翻譯家寥若晨星。他們以老耄之年的劫後餘生，重新投入熱愛的文學翻譯。在上海，巴金歷盡殘酷鬥爭之苦和喪妻之痛，終於譯完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他說：「我每天翻譯幾百字，我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

在北京，楊憲益夫婦，置多年的牢獄之災和喪子之痛於度外，完成了被「文革」腰斬的《紅樓夢》英譯。

美國文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趙蘿蕤，早在三十年代就翻譯過美國詩人艾略特劃時代的長詩《荒原》，她的丈夫、著名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在「文革」中不堪紅衛兵輪番武鬥，自殺身亡，蘿蕤本人的精神分裂症也隨之加劇。「文革」後，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竟在一間不到十平米的住房內，完成了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巨著《草葉集》的翻譯，《紐約時報》曾為此在頭版專題報導。

袁可嘉在七九年平反之後，除了出版《彭斯詩鈔》等三部譯詩外，又主編了《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多卷，對新一代作家的成長頗有影響。蕭乾在《翻譯——我最後的一根稻草》一文中，回憶「文革」期間身在困厄之中，唯有翻譯給了他一些有意義工作的機會。九十年代初期，他以近九十的高齡，和夫人文潔若合作，譯完了二十世紀英語小說的頂峰之作、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長篇巨著《尤里西斯》。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五十年來，多少鍾情文學翻譯的有志之士，不折不撓，前仆後繼，用自己瘡痍滿目的生命和錦繡才華編織成一件件彩色斑斕的翻譯藝術珍品。繼傅雷、吳興華、穆旦、錢稻孫等大師暴亡之後，近年來，趙蘿蕤、董樂山、蕭乾、戴乃迭等大師也先後謝世，文學翻譯史上一個血淚斑斑的時代即將結束，但這些「雖九死而不悔」的翻譯大師們留下的一座座豐碑將為中國大陸「人的現代化」繼續作出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