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我开始任教之后，外语系领导派了一名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青年英语教师小冯来跟我进修，同时监督我的思想改造。他在我指导下读英国文学作品，向我交读书报告，我每两周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不言而喻，我不断进步，但离"摘帽子"还有一段距离。小冯是一名复员的解放军尉官丶共产党员，但天性谦和，笑容可掬。平常在看过我的思想汇报之后，他总会说几句鼓励的话。若是正好赶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他就会收起笑脸，批评两句"思想改造抓得不紧"。但是他来我屋里听我辅导，总是谦恭有礼，和孩子们有说有笑。每逢寒丶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亲，他回校时从来不忘给孩子们带点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这些奢侈品是他们难得吃到的。我常纳闷，在这长达两年的微妙的双向交流中，他轮流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有过什么样的感受。我"摘帽子"的那天，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告解神父"的角色，也许会感到如释重负吧。
1964年7月4日，仿佛是纪念我保外就医回家三周年，外语系在大学七层主楼一间阶梯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员大会。一位人事处的干部在回顾我的右派罪行之后，宣读校党委决定，给我"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照事前的通知，我作了简短的发言，再次承认我的右派罪行，感谢党"给我一个新的政治生命"。我泣不成声，仿佛七年来积蓄的苦水冲破了防洪的闸门。有几个同事和我握手，祝贺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李主任答应我，很快就可以让我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同一天晚上，我们还来不及为我重新当上"人民"庆贺，怡楷就接到家里发来的急电："母病危速归"。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六日抵津，才知道妈妈患肝癌，发现时已是晚期，经手术抢救无效，危在旦夕。老人家在医院病床上还惦着我这个老女婿，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讲给她听，这是她几年来一直盼望的。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亲娘，她又添枝加叶说我已恢复教授职位，享受原先的工资待遇。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一个悲痛欲绝的女儿还能给她垂危的母亲什么别的安慰呢？我怎能忘记她老人家给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如许的爱心和理解？我怎能忘记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监时转告老人家的话，"好人受难，耐心忍受"，一句话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她在7月8日逝世，正好是我们俩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我清清楚楚记得她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作为"婚宴"。她一辈子生活简朴，受苦受难，而从她自己所受的苦难中，她找到爱人的力量，尽力帮助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她完全无愧于她的受难 。
八月初怡楷奔丧归来，副系主任姚老师约她面谈。他通知她，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爱人已经摘了右派帽子。至于我本人恢复公职一事，拖到年底，李主任和人事处的交涉毫无结果。外语系党总支一位委员向我宣布，临时工工资待遇加十元，还说：国家经济目前还有困难，这是党组织的"一点心意"，表示肯定我在思想改造和教学工作中取得的进步。事前我已听到，人事处长说得斩钉截铁："一旦开除，永远开除。"这象征性的加薪意味着我们的伙食中可以增加一些鸡蛋，但是也让我直面我的"新政治生命"：我是一个"摘帽右派"，如此而已。帽子摘了，不错，但仍旧是"右派"，这是今后许多年我无法逃避的政治现实。
阶级斗争的弦放松了一些，我的日子也好过一些。我教四年级泛读课，冒昧从《格列佛游记》选了一些能折射当今中国社会的篇章作教材 。"摘帽"以后，我又被分配教一门四年级的听能课，教材除了北京电台对外广播的英语节目，还有我从外台英语节目选出的片段，这些外台包括美国之音丶英国广播公司丶日本广播公司等等。学生们都很爱听，或许由于他们是生平第一次听训练有素的本国人讲英语，也或许由于他们注意到北京电台和西方电台报道方式之间的差异。一般公民"偷听敌台"是要受刑事处分的，安大得向合肥市公安局申请特批，准许我为了教学工作需要收听外台，并作录音。在这个省会的全体居民中，只有一个"人民的敌人"可以悍然收听敌对国家颠覆性的宣传！
1964年，中共与"老大哥"关系破裂，双方进行公开论战。"伟大领袖"大声疾呼，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每隔数年搞一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会走上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年底以前，知识分子又被投入另一场政治运动。全国学习中共中央抨击苏修及其盟友的九篇文章，简称"九评"。我们无法知道苏修如何承受这一连串的狂轰猛炸，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苏修的替罪羊，被冠以"散布修正主义病毒"的罪名。于是，在英语教研组政治学习会上，我们先一篇一篇地学习文件，然后人人过关，轮流做检讨，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最后接受同事们的"帮助"。身为"摘帽右派"，我敬陪末座，受到同事和党员干部的狂轰猛炸，仿佛我就是"苏修"的化身，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我怎么会和中共昨天的"老大哥"挂上钩的。
在猛批"苏修"的同时，为了保证农村的人民公社不"变修"，全国农村从1962年底开展"四清运动"，肃清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中的贪污腐化。1965年，安大中丶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被派下去搞一年运动。老年教师不参加"四清"，又无课可上，1966年初，由校党委统战部长丶原外语系李主任率领，到郊区一个公社去"观察四清"。我虽然是个"临时工"，也算"统战对象"，有幸和数十名教授和老讲师同行。我们住在一所小学，轮流到各生产队听报告，了解各生产队和公社干部在"清政治丶清经济丶清组织丶清思想"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然后各人结合自己的"活思想"写学习心得，大多冠冕堂皇，敷衍了事。
在农村"观察"三周之后，李部长又领我们去安徽北方的煤城淮南市，"观察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淮南市分五个区，每个区都是以一座煤矿为中心的小城镇。我们乘车经过的街道都盖满了煤灰，空气中烟雾弥漫。作为李部长的老朋友丶潘市长的客人，我们下榻在可称豪华的洞山宾馆，客房设施包括地毯和现代化的卫生间。白天，我们分乘两部大客车参观煤矿丶工厂。每到一处，都有领导干部陪同参观，中午有丰盛的午餐招待。晚间，安排宴请和文娱活动。潘市长设盛宴欢迎，以善饮闻名的姚主任在席上代表大家祝酒，频频用罕见的茅台酒乾杯。散席后，他踉踉跄跄回到屋里，在卫生间地上滑了一跤。马上请来一位外科医生，缝上他脑门和鼻子上的伤口。
这次的淮南之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红旗单位"谢一矿的参观访问。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天早晨，我们来到这煤城的骄傲，煤矿的领导干部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宽敞的会客室。一面墙上挂着大幅的毛主席像，对面墙上挂满了奖旗丶奖状，五颜六色，名目繁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奖丶最佳矿井安全记录奖丶矿井卫生奖丶如此等等。我们一面饮茶，一面听党委书记做报告。他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介绍煤矿过去在日军占领和国民党剥削下的悲惨历史，解放后迎来的新生。如今，生产突飞猛进，矿工生活无比幸福。可惜我们无法知道生产如何突飞猛进，矿工生活如何幸福。
从会客室出来，我们由几名干部领进贵宾更衣室，换上保护服，包括矿工头上的照明灯。然后，我们先乘电梯下矿井，再换乘小火车，一路上向导讲解地下掘煤工作如何进行。我热切地盼望亲眼看到矿工是怎样干活的。但是上级有指示，向导不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采煤工作面。我们回到地面，又到更衣室，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向导说要领我们去洗澡。我们先穿过矿工浴室。一间大厅里有四个巨大的水泥浴池，里面盛满了热水。向导说，第一个水池里的水洗黑了以后，第二个水池就开放。他接着又自豪地说："这些浴池是解放后新建的。"我问他："我们用哪个池子？"他笑着说："哪里的话，我们怎么能让贵宾洗大池子？那怎么行？"
说着我们已走到一间单独的屋子，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写着贵宾浴室。一名服务员递给我们每人一块雪白的大浴巾丶一双浴室拖鞋丶一小块香皂。我们在清澈的热水中洗了个澡，水一点也没变黑。
洗完澡，我们去参观位于谢一矿一个偏僻角落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我们首先参观几间展览室，墙上挂的画和玻璃柜里的陈列品说明本地资本家和日本鬼子怎样剥削和压迫矿工。接着是一间"大病房"，当年日本鬼子把那些由于劳累过度和身患重病的矿工关在这里等死。墙上挂着死者和垂死者的图片。病房对面是一间大厅，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字：万人坑。向导说明，在整个占领期间，日本鬼子把死去的和垂死的矿工扔进一个露天大坑，前后一万多人。然后，我们跟着向导走进大门，绕过一座巨大的木板屏障，在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景象：玻璃板后面是堆积如山的人的骷髅丶头盖骨丶四肢丶身躯。我看着简直透不过气来。我从上小学起就听到过日军暴行的故事，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的铁证。而这些尸体不过是千百万受日本侵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几千分之一！万人坑使我们大家都黯然失色，相顾无言。任何一个幸存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宽恕或遗忘？不过，我的思绪很快就奔向近年来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千百万饿鬼和历年政治运动中整死的冤魂。有朝一日，也会有人为他们建一座纪念馆吗？
大体上，比起我关在大牢里饿以待毙丶妻离子散的日子，我和全家的生活都好多了。一毛回来以后，当年夏天老母也从北京回来，全家终于大团圆了。1963年7月2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哪里知道，在祖国的政治地平线上又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它将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我们一家人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
(第十章 暂回人间 1961-6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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