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邓小平和成千上万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复职,五十五万以上右派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当年反右运动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决定对绝大多数"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然而坚持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确有极少数真正的右派分子企图推翻中共的统治。为了抓一小撮所谓"真右派","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不惜将五十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使他们备受劳改和凌辱之苦达二十二年之久,几百万家属备受株连。为了证明"错划右派"并非完全无错,中共中央拒绝补偿"改正右派"二十二年来由于工资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右派改正"的决定于1978年10月以中央55号文件下达,改正工作由本人当年所在单位执行。安师大办理改正人数达二百四十余人,就一所规模不大的省校而言,这个数目相当惊人。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这时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办理改正。他办妥改正文书后,走出行政楼,一头撞在墙上。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医院他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我虽然没有流血抗议的勇气,这位难友触目惊心的呐喊却使我对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原单位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改正办公室"的头子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个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愧为一脉相承的好党员。他绷着面孔说,我的问题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质。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考虑到我多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进步,党组织决定对我宽大处理,给予改正。宽大无边,嗯?我从安师大动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对改正抱过高的期望,因为来自极左方面的阻力还很大。"不管结论怎么写,只要给你改正就签字。"所以我把"改正决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签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所谓"右派问题结论"签上字一样。然后,我应召去院长室由院长"接见"。姓王的院长讲了几句客套话,随后轻松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感到很抱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赔礼道歉"吧。仿佛这一句官样文章就补偿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难!学院指望我回来后教英语系研究生,怡楷同时调回来工作。一村高中还没毕业,可以随同父母迁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学,可等毕业分配时调来学院工作。
我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送我上船回国,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我"开后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打了电话给他。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约我周末见面,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政道比我小六岁,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
时间到了,我准备告别。他的太太走进卧室,取来一册简装本的当代美国作家瑟伯(的近著《当代寓言》递给政道,他签上名题赠给我。他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寓言,发生兴趣,这可是新鲜事儿,我也感到高兴。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我们都住在国际公寓。有一次他在我屋里聊天到深夜,谈到《红楼梦》,他认为这部经典作品"不科学",因为主人公出世时嘴里含着一块"宝玉",我无词以对。当时,我或许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话作答:"天地间有许多事情,决不是你的哲学所梦想得到的。"今后,有一天,如果他读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希望他不会说:"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一定是宁坤编造的一篇爱国主义的寓言。"
在乘火车回芜湖的途中,我在安徽砀山下车,去探望小孙和他的家人。我摸黑找到他任教的中学,他那份惊喜让我完全忘掉了旅途的劳顿。第二天一早,他领着我回到他在良梨公社的家,见到他在小学任教的妻子和两个宠爱的儿子,又见到他慈祥的姐姐,一家人都为我即将返京复职感到庆幸,硬留我住了两晚。他也领我去看他在那里长大的老家,几间小茅屋比我们在高庄的故居还不如。小孙也许永远住不上北京饭店那样的金窝银窝,这个老鸦窝却哺育出了一只金风凰,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真人。
作为"改正右派",我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了。暑假期间,江西省教育局在庐山举办英语教师讲习班,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师应邀任教。教师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我感动。意外的收获是有幸探访一位"棚友"。上山以前,我已打听到,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吴老,当年被遣送回乡后当上了庐山植物园图书馆管理员。如能和老人"登高壮观天地间",再探一探这位剥去"狗叛徒"伪装的老革命的心路历程,我将不虚此行了。植物园古树参天,浓荫蔽日,好一个修行养性的所在!十年阔别,怡楷和我重见吴老夫妇,恍若隔世。吴老瘦骨嶙峋,须发全白,但双目炯炯,眉宇之间仿佛有一股超凡脱俗之气。他兴冲冲地带领我们观赏各种奇花异草,逐一介绍,如数家珍。回到图书馆,享用吴师母为我们烹制的午餐,吴老谈笑风生,没有提到过牛棚岁月。我正不知道说点什么,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条幅,是吴老用他那一笔不苟的颜体写的十四个大字:"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那是"十年浩劫"期间,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被迫害致死前的诀别诗。我心底一亮,啊,老吴果真脱胎换骨啦!我也毋庸赘问他的如烟往事,心路历程,他那仙风道骨和庐山的苍松翠柏融为一体了。
十月中,我再次回北京,办理调动手续。院长办公室派人通知我,学院上级机关的首长邀请我一同到市内观看英国老维克(剧团上演的《哈姆雷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首都观看我最赞赏的莎翁悲剧,它曾是我在北大荒劳改生活中重要精神支柱,由一个著名的伦敦剧团演出!但是我没有心思接受一点小恩小惠,作为右派改正的补偿,便婉言谢绝了。几小时后,新任的陈院长又派人约我去一谈。他快人快语,很有礼貌地劝告我不可感情用事。到头来,我搭上首长的"红旗"大轿车,风驰电掣,直奔首都剧场的艾尔西诺王宫,离我被同一单位的军用吉普车押送到半步桥劳动教养所已二十二年,当时囚囊里带着一本原文的《哈姆雷特》!
二
又搬家了!时代不同了,这次有许多人主动来帮忙。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丁、一毛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放岁月,现在却要留下来 。1980年2月29日,我和怡楷带着一村启程北上。到火车站送行的除一丁、一毛外,还有不少同事,包括外语系领导干部。分手前,一毛要我留本书作个纪念。我想了一想,没有比那本《杜甫诗选》更合适的了,虽然它久经沧桑,已经被耗子咬得面目全非。它既是她名字的出处,也是我们一家人劫后余生的见证。书的末页已有我在流徙途中信笔涂下的小诗,现在又在前面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说当年如何"以言获罪,流放北大荒,囚车孤愤,但读杜诗而已"等等。来年夏,一毛赴美求学,行囊中带着这本杜诗,上面有我赠书时的祝福:"他日鸾凤高翔,有厚望焉! "
小黑子从高庄赶来芜湖为我们送行,带着他哥哥十来岁的儿子。他坚持要把我们一直送到南京。我们得在南京停留两天才能搭乘快车去北京。南京距高庄不过百把里路,但他们叔侄二人以前还没来过这座古城,于是我领着他们在一天之内尽可能观光了一些名胜古迹。我也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拜见了恩师羊达之教授。我在扬州中学上初中时,他是初三的历史老师。抗战初期,我流亡到四川,在国立第二中学读完高三,他是我的国文老师。高中毕业后,一别四十年,这时候他在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已是颇负盛名的老教授。他年近八旬,却没有一丝白髪緑,看书读报也不用戴眼镜。师母和老师年纪相仿,身体也同样健康,老人家为我们三个不速之客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简略地汇报了一下我们一家几十年来的经历,年逾古稀的老师听了禁不住泪如雨下,庆幸我居然从漫长的梦魇中生还。到达北京后不久 ,我收到老师寄赠的条幅,是他用小篆写在宣纸上的陈雨义的词《临江仙》,我在交谈中曾提到过这首令我心醉的宋词。词人劫后余生,追忆故国旧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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