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這個週末我們應該去拉斯維加斯（賭城）賭一把。
妻子：是。
別小看這兩句簡單的對話，它們可能帶有很複雜的不確定性，因此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態度和深淺度去理解。從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出發，可以對這兩句話做不同的解釋。
先從「丈夫」的角度看，他的這句話，可能是意見的陳述，要求的提出或命令的傳遞。究竟是試探、協商、有保留、有餘地？還是鐵板釘釘、不可違抗、必須服從？在男女平等的觀念中是前者，而在封建夫權制和大男子主義中，當然就是後者。再從「妻子」的角度看，她的這句話，可能是高興地贊同、無心地應對、有意地取悅或無奈地服從。究竟是自覺積極主動地參與？還是麻木消極被動地依附？在男女平等的觀念中是前者，而在男尊女卑的觀念中則是後者。
有時西方丈夫會對東方妻子一味的「是」不解、反感，甚至惱火，覺得她沒有頭腦、沒有選擇，更沒有主見，是一個乏味透頂的女人；有時會覺得她表面無異議地隨和，實際上是怕負責任；還有時甚至認為她言行不一、心機叵測、難以對付，因而心存戒備。小說和電影《喜福會》中，那個華裔女子若絲對洋老公泰德總是說 「是」，結果成了離婚的一個藉口。
一般說來，東方人說「是」與西方人說「是」，往往含義不同；兩者所說的「不」，含義也不相同。東方人說的「是」或「不」，往往表達一種對既定的人與人關係和倫理秩序的根本肯定或否定的態度，而西方人的「是」和「不」，卻往往是一種實踐性、經驗性的暫時確定性，或者說只是對某一事實肯定或否定的簡單判斷。一個傳統的東方女人所說的「是」或「不」，並不是對某一特定事物或意見的直接表態，而是對她應該遵守的那個價值體系的間接表態，符合那個體系就是「是」，不符合那個體系就是「不」。比如上述那個對話，一個傳統的東方妻子，說「是」，並非是對應該不應該到賭城、有無興趣、什麼時候去、賭博對不對等具體問題的回答，而是對丈夫地位、價值和權威的肯定。與此相反，一個現代西方妻子在這個對話中所說的「是」，則可能是從自己的興趣、當時的情緒、有無時間、交通是否便利、在賭場怎麼安排孩子等具體問題考量後所做的肯定回答。
與一般東方人又不同，中國人的「是」和「不」，有更多的複雜性，它們既有所謂儒家的倫理「確定性」，又有所謂道家、佛家的某種「無為」或「隨緣」的「不確定性」。中國人一般在用「是」或「不」時，明顯帶有迴旋的餘地和保留的態度，當一個小官僚或小買賣人說著「是是是」或「不不不」時，你很難弄清他到底是什麼態度。中國人一般不愛直接用「是」或「不」作簡單判斷。
國人的「是」與「不」的模糊性、不確定性，真的體現出城府、涵養與道行，當然，除了怕承擔責任這一點。中國人的「是」與「不」，含義更豐富，在「是」與 「不」的回答中，倒能判斷出君子和小人來了，如果說怕承擔責任也算小人行為的話。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國人並不喜歡用「是」或「不」，而是用其他更有模糊效應的替代品。
可以看出，交流和溝通的障礙，首先是語言和語言後面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背景。由于思維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對各種概念界定的不同，任何兩種語言之間的對譯會產生模糊性、歧義性和不確定性。一般說來，同文化的人，在長期的自然的漸進的約定中，互相知道對某種事物或情形應該怎樣向對方表達和怎樣理解對方的表達。兩個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全部認可、接受和理解這種互相表達的約定。
模糊性是我們國人顯著的國民性格之一，甚至是整個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個國人是否成熟、老練、深沉，就看其是否靈活、變通、圓融地運用模糊的技巧。不少國人為人處事上的可進可退，更是修煉得爐火純青。為學之道，為商之道，為官之道，為家之道，為國之道，以致整個為人之道，皆須如此。說話要留有餘地，辦事要留條後路，模棱不止兩「可」，還要多「可」。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兒就懂得用模糊的字眼兒，如「還行」、「還可以」、「還不錯」、「隨便」、「都行」、「一般」、「無所謂」、「過得去」等，不像西方兒童喜用極端之詞，如「太好了」、「太美了」、「太偉大了」。國人夫妻間的用語也很「含蓄」，如欲房事，會說「咱們‘那個'吧。」人們在日常交談中，最愛採取某些能讓對方「意會」，而充滿無限張力的模糊字眼。你會常聽到這樣的對話：
「老張，你最近怎麼樣？」
「不怎麼樣。」
「你太太怎麼樣？」
「還那樣。」
「你孩子怎麼樣？」
「也還那樣。」
「老李，光問我，你自己怎麼樣了？」
「唉，我還能怎麼樣呢？」
「到底怎麼樣了？」
「怎麼樣也不怎麼樣！」
「得，你不怎麼樣也怎麼樣！」
瞧，滄桑感、人生百味、寵辱得失，似乎都囊括在這「怎麼樣」「不怎麼樣」的對話中了。
喜歡精確的美國人碰到喜歡模糊的中國人就麻煩了。例如美國人問一個中國客人，是喝咖啡、可樂、果汁、冰茶，還是其他什麼飲料，後者往往回答： 「Whatever（隨便）」或「Everything is OK（都可以）」，弄得主人無所適從。不過，在西方人眼裡，是摸不著頭腦，而在東方人眼裡，則意味著客隨主便，是一種很樸素的利他主義，也就是說，則表明儘可能地少給主人添麻煩。在美國公司，老闆和同事常常從字面答話中，很難弄清華人僱員到底要求什麼。
很好笑，美國人學漢語首先也是從一些模糊的字眼開始啟蒙。如果你誇他或她學得好，他或她就會很順嘴地說一聲「馬馬虎虎」。某日看電視，國際吳橋雜技節上墨西哥團一個小丑節目，那小丑並非歉和，似學會了好玩兒的中國什麼絕活兒，一口一個「馬馬虎虎」，抖出不少「包袱」來。以模糊之形示謙虛之神，不自覺中竟得到中國文化的精神真諦。
國人的模糊素質為人類知識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把西方人死抓的精確點變成了表面模糊而實際精確的「域」。例如美女的標準是一個「域」，不必找一個精確點，如五官必須排列成什麼位置，眉毛頭髮必須多少根，膚色必須多大光譜，身高必須多少微米，體重必須多少毫克等等；若真想如此精確，就甭想找到任何美女了；再如你計畫開車到某地，有人將路上每次方向盤要轉多少度都精確好了，那你就甭想順利到達目的地了。正因如此，中國人在「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學」 領域居於國際領先地位。
妻子：是。
別小看這兩句簡單的對話，它們可能帶有很複雜的不確定性，因此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態度和深淺度去理解。從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出發，可以對這兩句話做不同的解釋。
先從「丈夫」的角度看，他的這句話，可能是意見的陳述，要求的提出或命令的傳遞。究竟是試探、協商、有保留、有餘地？還是鐵板釘釘、不可違抗、必須服從？在男女平等的觀念中是前者，而在封建夫權制和大男子主義中，當然就是後者。再從「妻子」的角度看，她的這句話，可能是高興地贊同、無心地應對、有意地取悅或無奈地服從。究竟是自覺積極主動地參與？還是麻木消極被動地依附？在男女平等的觀念中是前者，而在男尊女卑的觀念中則是後者。
有時西方丈夫會對東方妻子一味的「是」不解、反感，甚至惱火，覺得她沒有頭腦、沒有選擇，更沒有主見，是一個乏味透頂的女人；有時會覺得她表面無異議地隨和，實際上是怕負責任；還有時甚至認為她言行不一、心機叵測、難以對付，因而心存戒備。小說和電影《喜福會》中，那個華裔女子若絲對洋老公泰德總是說 「是」，結果成了離婚的一個藉口。
一般說來，東方人說「是」與西方人說「是」，往往含義不同；兩者所說的「不」，含義也不相同。東方人說的「是」或「不」，往往表達一種對既定的人與人關係和倫理秩序的根本肯定或否定的態度，而西方人的「是」和「不」，卻往往是一種實踐性、經驗性的暫時確定性，或者說只是對某一事實肯定或否定的簡單判斷。一個傳統的東方女人所說的「是」或「不」，並不是對某一特定事物或意見的直接表態，而是對她應該遵守的那個價值體系的間接表態，符合那個體系就是「是」，不符合那個體系就是「不」。比如上述那個對話，一個傳統的東方妻子，說「是」，並非是對應該不應該到賭城、有無興趣、什麼時候去、賭博對不對等具體問題的回答，而是對丈夫地位、價值和權威的肯定。與此相反，一個現代西方妻子在這個對話中所說的「是」，則可能是從自己的興趣、當時的情緒、有無時間、交通是否便利、在賭場怎麼安排孩子等具體問題考量後所做的肯定回答。
與一般東方人又不同，中國人的「是」和「不」，有更多的複雜性，它們既有所謂儒家的倫理「確定性」，又有所謂道家、佛家的某種「無為」或「隨緣」的「不確定性」。中國人一般在用「是」或「不」時，明顯帶有迴旋的餘地和保留的態度，當一個小官僚或小買賣人說著「是是是」或「不不不」時，你很難弄清他到底是什麼態度。中國人一般不愛直接用「是」或「不」作簡單判斷。
國人的「是」與「不」的模糊性、不確定性，真的體現出城府、涵養與道行，當然，除了怕承擔責任這一點。中國人的「是」與「不」，含義更豐富，在「是」與 「不」的回答中，倒能判斷出君子和小人來了，如果說怕承擔責任也算小人行為的話。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國人並不喜歡用「是」或「不」，而是用其他更有模糊效應的替代品。
可以看出，交流和溝通的障礙，首先是語言和語言後面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背景。由于思維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對各種概念界定的不同，任何兩種語言之間的對譯會產生模糊性、歧義性和不確定性。一般說來，同文化的人，在長期的自然的漸進的約定中，互相知道對某種事物或情形應該怎樣向對方表達和怎樣理解對方的表達。兩個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全部認可、接受和理解這種互相表達的約定。
模糊性是我們國人顯著的國民性格之一，甚至是整個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個國人是否成熟、老練、深沉，就看其是否靈活、變通、圓融地運用模糊的技巧。不少國人為人處事上的可進可退，更是修煉得爐火純青。為學之道，為商之道，為官之道，為家之道，為國之道，以致整個為人之道，皆須如此。說話要留有餘地，辦事要留條後路，模棱不止兩「可」，還要多「可」。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兒就懂得用模糊的字眼兒，如「還行」、「還可以」、「還不錯」、「隨便」、「都行」、「一般」、「無所謂」、「過得去」等，不像西方兒童喜用極端之詞，如「太好了」、「太美了」、「太偉大了」。國人夫妻間的用語也很「含蓄」，如欲房事，會說「咱們‘那個'吧。」人們在日常交談中，最愛採取某些能讓對方「意會」，而充滿無限張力的模糊字眼。你會常聽到這樣的對話：
「老張，你最近怎麼樣？」
「不怎麼樣。」
「你太太怎麼樣？」
「還那樣。」
「你孩子怎麼樣？」
「也還那樣。」
「老李，光問我，你自己怎麼樣了？」
「唉，我還能怎麼樣呢？」
「到底怎麼樣了？」
「怎麼樣也不怎麼樣！」
「得，你不怎麼樣也怎麼樣！」
瞧，滄桑感、人生百味、寵辱得失，似乎都囊括在這「怎麼樣」「不怎麼樣」的對話中了。
喜歡精確的美國人碰到喜歡模糊的中國人就麻煩了。例如美國人問一個中國客人，是喝咖啡、可樂、果汁、冰茶，還是其他什麼飲料，後者往往回答： 「Whatever（隨便）」或「Everything is OK（都可以）」，弄得主人無所適從。不過，在西方人眼裡，是摸不著頭腦，而在東方人眼裡，則意味著客隨主便，是一種很樸素的利他主義，也就是說，則表明儘可能地少給主人添麻煩。在美國公司，老闆和同事常常從字面答話中，很難弄清華人僱員到底要求什麼。
很好笑，美國人學漢語首先也是從一些模糊的字眼開始啟蒙。如果你誇他或她學得好，他或她就會很順嘴地說一聲「馬馬虎虎」。某日看電視，國際吳橋雜技節上墨西哥團一個小丑節目，那小丑並非歉和，似學會了好玩兒的中國什麼絕活兒，一口一個「馬馬虎虎」，抖出不少「包袱」來。以模糊之形示謙虛之神，不自覺中竟得到中國文化的精神真諦。
國人的模糊素質為人類知識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把西方人死抓的精確點變成了表面模糊而實際精確的「域」。例如美女的標準是一個「域」，不必找一個精確點，如五官必須排列成什麼位置，眉毛頭髮必須多少根，膚色必須多大光譜，身高必須多少微米，體重必須多少毫克等等；若真想如此精確，就甭想找到任何美女了；再如你計畫開車到某地，有人將路上每次方向盤要轉多少度都精確好了，那你就甭想順利到達目的地了。正因如此，中國人在「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學」 領域居於國際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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