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勇是一個美麗、斯文的小姑娘，儘管「金勇」聽起來很像是一個男孩子的名字。13歲的周金勇已經學會面對生活的艱辛：兩歲時便失去了父親，成長中不斷看到身邊的人因貧窮而賣血，因賣血而染病，因患病而更加貧窮……
周金勇是今年夏天輟的學。那天是交學費的日子，家裡一分錢也沒有。母親到外邊轉悠了半天，撿了一些破紙盒、舊瓶子，賣了這些破爛換了4.5元錢，她給了周金勇2元，這是周金勇一個星期的生活費。母親讓周金勇先去學校上課，至於學費，以後再想辦法。周金勇不願讓母親傷心，帶上一些饅頭作為乾糧，步行十幾里到了鄉中學。
周金勇從學校領回了自己獲得的初中一年級三好學生的獎狀，然後告訴母親，她不想上學了，要強的她無法面對別人有新課本自己卻沒有書的局面。母親什麼也沒有說，默默地把獎狀放進了抽屜，抽屜裡存著周金勇讀書以來，每學期不落的三好學生獎狀和其他獲獎證書，這是這個家庭惟一值得自豪的資本，但從此以後，這個資本也將不復存在。
另一個機會出現了。村民程東揚在農曆四月十八失去了妻子。他們夫妻倆都賣過血，妻子沒有躲過死神的魔爪，他卻僥倖地沒被感染，命運讓他這個普通的莊稼漢子學會了思索。妻子死後，程東揚決定做點什麼，他看到政策鼓勵私人辦學，便於7月間辦起了一個學前班，收留了幾個感染者的孩子，但他自己沒有時間去照顧這些孩子，於是他想到了周金勇。
一個沒有名字的學前班就這樣誕生了。後來又有幾個村民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這裡，加起來一共10個孩子，年齡最小的3歲，最大的7歲。目前已知其中有4個孩子的父母是感染者。1個老師和10個學生，準確說是11名兒童，因為艾滋，他們聚到了一起。
周金勇教課時很嚴肅、冷峻的表情有些不太符合她的年齡；但到課下，她孩子的本性就表露無遺，做遊戲時她只是一個姐姐，而不是一個老師。
周金勇最大的渴望是回到課堂讀書，她夢想上大學，但這只是一個夢。學校老師曾經找過她，勸她回去上學，而且可以給她減免學費。在當地，父母是感染者的學生，小學每學期可以減免學費100元，中學150元。儘管周金勇其實不太符合條件，但考慮到她成績好，學校同意照顧她。不過，讀初中一學期大約需要260元錢，還有110元是周金勇家庭無法承受的，而留在村裡教書她卻可以每月掙100元錢。100元對周金勇的家庭來說，絕對是舉足輕重的。
一個人的成熟是從懂得了掙錢的艱辛和生命的無奈那天開始的。成熟了的周金勇只能每天晚上，在露天裡的小床上，在一支孤獨的燭下，靜靜地看書，默默享受著自己的讀書夢。她身後，是同樣在露天下的母親的睡床，以及他們家那間破陋的屋子，屋裡住著她病重的哥哥，還有命運莫測的嫂子、小侄女，屋裡還堆放著他們一家賴以為生的口糧。
全家的支柱張夏依
攝影師盧廣一年前到後楊村時，見過張夏依。那年，12歲的張夏依失學在家。他的賣過血的叔叔、母親、父親先後死於愛滋病，3歲的妹妹也難逃愛滋病魔爪。家中只剩比他大兩歲的、同樣輟學的姐姐，還有79歲的爺爺和78歲的奶奶。家裡的主要勞動力在4年之內相繼去世，還留下了一大筆欠下的醫藥費。悲痛的爺爺曾經試圖挑起家庭的重擔。考慮到自己身體已經不行了，不知哪一天也會離開這個家，爺爺去找了有關部門，目的只是為了兩個孩子能夠上學。爺爺的態度很堅決：「我沒有文化，但不能讓孩子們沒有文化！」但問題最後都沒解決。為了養家餬口，爺爺不得不每天天一亮就手拄枴杖，步行十多里到縣城乞討。攝影師採訪那天，在村裡等到天黑，才看到老人一步一步從縣城回來。他從塑料袋裡拿出乞討來的食物，把肉分出來作為對遠道來的客人最好的招待。第二天，盧廣給張夏依買了筆和書本，領他到了學校，為他支付了學費，並叮囑他一定要好好學習。
一年後，我們再次來到後楊村。風燭殘年的爺爺最終沒有支撐起這個家，甚至連自己的起居都需要人照顧。張夏依作為一個男孩，不得不學會支撐起這個家庭，儘管他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清晨6時，天還沒亮，張夏依就來到村口，等著接人的拖拉機帶上他到村外十幾里地的一個磚廠去幹活。和他一起去幹活的，還有很多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的村民。不過，我們到的這天，張夏依運氣不好，磚廠的制磚機壞了，生產無法進行。張夏依只能回家等待，等待通知，什麼時候恢復生產了，他才能再去幹活，去掙這一天10至12元的血汗錢。而這便是他那個殘破的家庭惟一的經濟來源。
「為什麼不去上學？不是說好了要好好學習的嗎？學費都給你交了。」攝影師盧廣的聲音有些哽咽，說不清是在責備還是在勸慰張夏依。「家裡窮，我不能去上學！」張夏依重複著這句話，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卻始終沒有流下來。一年前，他曾經面對盧廣痛哭流涕；一年後，他還有淚，但已學會不再哭泣。無意中，我們發現張夏依的左臂寫滿了「忍」等銘心刻骨的字。
「誰寫的？」
「別人。」張夏依不願意再多說。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能對他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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