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勇是一个美丽、斯文的小姑娘，尽管“金勇”听起来很像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13岁的周金勇已经学会面对生活的艰辛：两岁时便失去了父亲，成长中不断看到身边的人因贫穷而卖血，因卖血而染病，因患病而更加贫穷……
周金勇是今年夏天辍的学。那天是交学费的日子，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母亲到外边转悠了半天，捡了一些破纸盒、旧瓶子，卖了这些破烂换了4.5元钱，她给了周金勇2元，这是周金勇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母亲让周金勇先去学校上课，至于学费，以后再想办法。周金勇不愿让母亲伤心，带上一些馒头作为干粮，步行十几里到了乡中学。
周金勇从学校领回了自己获得的初中一年级三好学生的奖状，然后告诉母亲，她不想上学了，要强的她无法面对别人有新课本自己却没有书的局面。母亲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把奖状放进了抽屉，抽屉里存着周金勇读书以来，每学期不落的三好学生奖状和其他获奖证书，这是这个家庭惟一值得自豪的资本，但从此以后，这个资本也将不复存在。
另一个机会出现了。村民程东扬在农历四月十八失去了妻子。他们夫妻俩都卖过血，妻子没有躲过死神的魔爪，他却侥幸地没被感染，命运让他这个普通的庄稼汉子学会了思索。妻子死后，程东扬决定做点什么，他看到政策鼓励私人办学，便于7月间办起了一个学前班，收留了几个感染者的孩子，但他自己没有时间去照顾这些孩子，于是他想到了周金勇。
一个没有名字的学前班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又有几个村民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这里，加起来一共10个孩子，年龄最小的3岁，最大的7岁。目前已知其中有4个孩子的父母是感染者。1个老师和10个学生，准确说是11名儿童，因为艾滋，他们聚到了一起。
周金勇教课时很严肃、冷峻的表情有些不太符合她的年龄；但到课下，她孩子的本性就表露无遗，做游戏时她只是一个姐姐，而不是一个老师。
周金勇最大的渴望是回到课堂读书，她梦想上大学，但这只是一个梦。学校老师曾经找过她，劝她回去上学，而且可以给她减免学费。在当地，父母是感染者的学生，小学每学期可以减免学费100元，中学150元。尽管周金勇其实不太符合条件，但考虑到她成绩好，学校同意照顾她。不过，读初中一学期大约需要260元钱，还有110元是周金勇家庭无法承受的，而留在村里教书她却可以每月挣100元钱。100元对周金勇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举足轻重的。
一个人的成熟是从懂得了挣钱的艰辛和生命的无奈那天开始的。成熟了的周金勇只能每天晚上，在露天里的小床上，在一支孤独的烛下，静静地看书，默默享受着自己的读书梦。她身后，是同样在露天下的母亲的睡床，以及他们家那间破陋的屋子，屋里住着她病重的哥哥，还有命运莫测的嫂子、小侄女，屋里还堆放着他们一家赖以为生的口粮。
全家的支柱张夏依
摄影师卢广一年前到后杨村时，见过张夏依。那年，12岁的张夏依失学在家。他的卖过血的叔叔、母亲、父亲先后死于艾滋病，3岁的妹妹也难逃艾滋病魔爪。家中只剩比他大两岁的、同样辍学的姐姐，还有79岁的爷爷和78岁的奶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4年之内相继去世，还留下了一大笔欠下的医药费。悲痛的爷爷曾经试图挑起家庭的重担。考虑到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不知哪一天也会离开这个家，爷爷去找了有关部门，目的只是为了两个孩子能够上学。爷爷的态度很坚决：“我没有文化，但不能让孩子们没有文化！”但问题最后都没解决。为了养家糊口，爷爷不得不每天天一亮就手拄拐杖，步行十多里到县城乞讨。摄影师采访那天，在村里等到天黑，才看到老人一步一步从县城回来。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乞讨来的食物，把肉分出来作为对远道来的客人最好的招待。第二天，卢广给张夏依买了笔和书本，领他到了学校，为他支付了学费，并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
一年后，我们再次来到后杨村。风烛残年的爷爷最终没有支撑起这个家，甚至连自己的起居都需要人照顾。张夏依作为一个男孩，不得不学会支撑起这个家庭，尽管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清晨6时，天还没亮，张夏依就来到村口，等着接人的拖拉机带上他到村外十几里地的一个砖厂去干活。和他一起去干活的，还有很多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村民。不过，我们到的这天，张夏依运气不好，砖厂的制砖机坏了，生产无法进行。张夏依只能回家等待，等待通知，什么时候恢复生产了，他才能再去干活，去挣这一天10至12元的血汗钱。而这便是他那个残破的家庭惟一的经济来源。
“为什么不去上学？不是说好了要好好学习的吗？学费都给你交了。”摄影师卢广的声音有些哽咽，说不清是在责备还是在劝慰张夏依。“家里穷，我不能去上学！”张夏依重复着这句话，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流下来。一年前，他曾经面对卢广痛哭流涕；一年后，他还有泪，但已学会不再哭泣。无意中，我们发现张夏依的左臂写满了“忍”等铭心刻骨的字。
“谁写的？”
“别人。”张夏依不愿意再多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对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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