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是一場生命災難，它使人想起了泰坦尼克號慘案，也使人想起中國剛剛發生的「南京大毒殺」和「內蒙古豐鎮」慘案──關於這種聯想，特別因塞內加爾政府方面對災難的反應與中國政府對災難的反應之不同，而更使人羞愧和悲哀。
事件發生後，塞內加爾總理博耶說，現在只有32人被救出。塞內加爾總統瓦德宣布，將舉行爲期3天的全國哀悼活動，以紀念遇難人員。這條消息來自《中國日報》。我們首先感慨官方報紙對國外事故災難反應的「及時和客觀」，然後不得不感慨，在這種慘悲中，塞內加爾死難者家屬多少得到了來自政府方面的同情和安慰。
在這種意義上，我願意向塞內加爾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們在悲劇時刻有幸生活在政治文明之中。似乎政府沒有隱瞞情況，而媒體也沒有搞遵命報導。
就在前兩天，中國遼寧朝陽市□源發生了1千名中小學生集體中毒事件。人民網9月27日有一則相關報導說：遼寧省朝陽市□源市日前發生中小學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1000多名學生被送往醫院搶救治療，目前沒有發生死亡。據觀察，這條消息很快就看不到了，而此後幾乎所有中國網路媒體看不到相關資訊。這兩天正在慶祝國慶。我想起美國民權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道格拉斯在美國獨立日紀念會上的演講──是的，對於那些死難者，那些不幸者，這個日子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呢？（姑且不論那場革命的性質）
「政治需要」是「中國」面對災難事件作出反應唯一的根據。這種需要由於經濟控制和暴力壟斷而轉化爲「政治敬畏」：可以使「不服從者不得食」、「不順從者不自由」。而「食餌，這是一切家畜淪落的原因」。這已經是老生常談。現在的問題是：「政治」爲什麼有這種「需要」？
普遍性的原因是：第一、災民社會傳統確認資源的價值高於生命的價值，而災民政治把資源的控制當作尊重人的價值之上的最高目的。其二、全能政治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建立在「偉大光榮正確」這種歷史述事上，而任何一件否定性事件都是對這一辯證神話的顛覆。──當然，它因邏輯上的脆弱無法在經驗世界存在。它的存在只能是象徵性的，烏托邦需要暴力的絕對援助。第三、20世紀末「蘇東」的「天鵝絨革命」和中國的1989年的「天鵝之死」共同培養了一種「後1989情結」：政治焦慮。這種政治焦慮就是對理論合法性信心的徹底喪失以及因此對權力喪失的無窮無盡的恐懼和自衛。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不穩定因素被要求「消滅在萌芽狀態」。第四、政治危機在權力交接處凸顯，這導致了上述恐懼進一步被放大。最後，權力事件而不是平民事件被置於話語中心，這是權力不受制約必然產生的自利行爲。
這種極端政治在中國已經不是阿侖特理論的物件。由於生命悲劇它直接成爲死亡事件批判的物件，而不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這種批判不是論戰，而是把屍體和歌唱放在一個房間裡等待「遲到的正義」。中國政治在這種表演中再次被宣告終結：敬畏政治而非敬畏生命，這種政治還不是政治，僅僅是野蠻社會的軍事殘餘而已。
（2002年10月1日）
大紀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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