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是写给谁看的？（网络图片）
蒋介石日记开放之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曾四赴胡佛研究所。在杨天石的印象中，去胡佛读蒋日记的学者，并不是传说中的“如过江之鲫”，而是“屈指可数”。“‘胡佛’本来读者就不多，很多时候只有两三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在那里阅览。”尽管如此，蒋的日记还是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两年以来，胡佛档案馆里读者最多的还是蒋的日记。其他档案读之前都要填申请表。蒋介石的日记就放在柜台管理员的身后，你跟他说我要看1943年5月的，他一转身，一分钟不到就取出来了。”杨天石说。
蒋日记开放之后，杨天石所在的近代史所大约有10人次到了“胡佛”。近代史所的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是其中之一。2006年3月，他和杨天石同时踏入胡佛档案馆的大门。张海鹏在胡佛档案馆待了5个星期，第一个星期读国民党改革委员会（蒋介石赴台之后一手创办的改组国民党以求自新的机构）的资料，剩下四个星期专攻蒋介石日记，抄录了30万字。
7月1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胡佛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学者在北京座谈他们依据威廉亚洲官网 资料得出的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蒋日记“在历史大势上没提供新东西”“抄日记”是近代史所每个到胡佛翻阅蒋介石档案的研究人员共同的任务。抄回来的日记，在小范围传阅。
有赖这些笔迹各异的抄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几乎把蒋介石从1919年到1949年的日记都读完了。
金冲及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产党的历史常常跟国民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蒋介石的日记，金冲及读到一个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蒋介石。1932年是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金冲及顺着日记看蒋介石在这一年里一天天看什么书，见什么人，感觉到“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之前，蒋介石的主要身份是军人、总司令，兵书看得很多。“一二･八”之后，蒋介石经常在日记里感叹知识不够，人才不够，所读的书从儒家经典、圣经扩展到法国革命史、拿破仑传、俾斯麦传、管子……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老党员观念陈旧，新党员又多流于浮躁，外敌内乱之下，国民党要自新必得吸收新鲜血液。于是在这一年，包括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内的一大批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没看过胡佛所藏的蒋介石日记，但他至今记得1988年在胡佛翻阅宋子文档案的时候读到的关于蒋的一个“段子”：蒋发电报委讬在美国的宋子文给他买四部二手汽车，每部车用在什么场合都有详细的交待。
面对同一本蒋介石日记，不同的学者读出不同的东西。“研究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不看蒋的日记，会是很大的损失。”杨天石说。
他的同事、抄录蒋介石日记30万字的张海鹏则认为，蒋介石日记“在历史大势上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网络图片）
蒋介石日记写给别人看 还是写给自己看？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另一个“根目录”级别的争论是：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到底有多高？他的日记到底是写给别人看的还是写给自己看的？
金冲及在蒋介石1928年3月31日的日记里读到宋美龄留的字条：你今天记的东西如果让别人看到会有麻烦。但这个字条有太丰富的含义，既可以理解成蒋介石在日记中写真话，又可以理解成蒋介石在写了真话之后，预留了包括请宋美龄过目在内的“审查机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从蒋介石日记联想到了雷锋日记。“雷锋是一个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从来不留姓名的人，但是偏偏他做的好事我们都知道了。原因就是因为他记了日记。”章百家认为，日记相对回忆录来说可靠性更高。当事人记录下来的东西更接近他每天的真实想法。
宋曹琍璇以家属的身份，以更近距离的观察，捍卫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我想每个亲身读过蒋公日记的人都晓得他是写给自己看的。在他1949年之后的日记里不断出现他把1949之前某一天的日记拿出来看，并且给经国先生看的记载，如果当初的日记都是假话，我想两蒋父子也不必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欺欺人。我们当初决定公开日记的时候，受到来自家属的非常大的阻力。蒋孝梅甚至一度要起诉蒋方智怡。只是因为蒋方智怡的做法完全合法，起诉才没了下文。因为日记是蒋介石留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留给蒋孝勇，蒋孝勇死后又留给蒋方智怡的。我们在决定是否公布蒋公日记之前还曾经回台湾向各位老先生请教。像秦孝仪先生（蒋介石秘书）就是非常反对开放的，理由是“对老人家隐私不尊重。”按照胡佛研究所和蒋家的约定，宋曹琍璇在五类信息上“贴条”：个人隐私；个人财务情况；健康状况；敏感的人际关系；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某人给出刻薄的负面评价，而这个人的后人目前还在台湾执政。
按照这个标准，蒋介石日记被贴条的地方非常少。
掀开国民党赴台后的“整党”序幕
1950年2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次复出主政对于军政经济制度政策、人事组织以及本党改造方案皆未确定，恐蹈过去功亏一篑之覆辙，或不如过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三十日之内必须积极准备，对于下列各项必须切实研究，有所决定也。
在下文中，蒋介石用红笔勾出六个圆圈，每个圆圈后面是一项有待落实的“要务”，包括政府组织形式、干部会议纲领与人选、总体战实施程序与经济政策、监察制度与组织之实施、党的改造方针、台湾党政方针与人选。
这篇日记掀开了国民党赴台之后“整党”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948年，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局之危险困厄至开封沦陷以至极点，乃知历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于敌寇外患之强大，而实在与内部之分崩离析所致。尤以亲近左右之干部不知自强自立而一意推诿塞责……只怪他人，互相抱怨，而不肯为国家尽职责，减损丝毫之权益与名利，凡一切失败皆推至元首一身……”那个时候蒋介石就萌生了整党的想法，但是每况愈下的战况，再加上国民党“中立委”对整党提议敷衍塞责，蒋介石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到台湾之后，1950年8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他吃了定心丸，“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两年间，“改造委员会”一共开过420次会议，一周要开4次会。胡佛研究所把每次会议的记录及委员们之间的通信都收入档案馆。
蒋介石以“改造委员会”取代了被认为无能低效的“中立委”和“中执委”，改造委员会以陈诚为首，由16名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组成，平均年龄47岁，全部拥有大学学历，其中9人有海外留学经历。蒋介石把他的反对派组织到一起，形成没有任何实权的“中谏委”。
蒋介石开始了他在台湾高度集权的铁腕统治。意识形态灌输和党纪整顿被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
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附近建起了国民党的党校“革命实践研究院”。任何人如果想在国民党或者中华民国政府谋得高位，都必须先在这个研究院接受4到6周的培训。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研究院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
继“改造委员会”从高层改组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国民党基层的“换血计划”。蒋介石认为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去了知识份子的支持。从1950年年底开始，国民党以“党员再登记”的名义，把“内战中与党失去联系”的国民党党员重新召募入党，并让这些人作为种子从台湾本土发展党员，特别是知识份子党员。到1952年，台湾的原住民党员中40％具有高中或大学以上学历。国民党党员从赴台时的5万人扩大到28万人。
“村镇一级的民主选举”
1950年到1951年，“改造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组织村镇一级的民主选举。
1949年到1953年，在陈诚的直接领导下，台湾进行了不流血的土改。第一步是减租——规定最高地租是农民年收入的37.5％；第二步是向佃农出售岛内1/5可供耕种的土地，佃农买地不用真金白银地掏现金，而是以十年为期用劳动所得还债，而且不算利息；第三步是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政府以土地债券和股票的形式赔偿他们的损失。“‘土改’全面铺开之后，陈诚和‘改造委员会’成员的执政信心大增。”胡佛研究所的马若孟教授在《与过去决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1950到1952》中写道。
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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