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1月3日讯】（接上文）十三、董路买了好几套房子，娶了电影演员老婆
2000年前后，是纸媒的最后的美好时光。中国的互联网还是很原始，记得北京电视台搞了一个比赛，参赛者把自己锁在家里，就靠互联网生存，结果不是很理想，网上叫外卖不方便。所以，中国青年报新任总编辑、李克强的小兄弟，团中央宣传部原部长李学谦，在联合北大青鸟公司，成立了中青传媒公司之后，就任命毕熙东带领人马创办青年体育报。另外，据说，中青传媒公司要上市，那就要打造所谓的“报业集团”，那就不能只是一张中国青年报，就要有好几张子报，所以还让副总编辑陈小川成立了《青年时讯》。
中国的媒体自1976年年底文革结束以来，一直有一个理论之争，媒体要不要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谁第一。因为老的总编辑徐祝庆认为党性第一，特别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当时邓小平等决策者认为团中央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中国青年报不但不能因为六四事件中立场动摇而取消，还要加强，共青团更要加强。当时我们报社开会都传达了中央的这个精神，我理解还不深，觉得团中央和青年报怎么可能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柱呢，这不是开玩笑吗？
现在看，这个战略就是培养小粉红，奴化全中国人民，老老少少。这样国家就稳固了，再也不会出现几百万群众涌上北京街头抗议、大游行，要求民主的场面。这个战略具有深远意义，目前中国的现状就是这个战略的成果！所以徐祝庆取消了群众工作部，我就第一次成为待岗职工。
周志春负责安排工作，借机刁难我，毕熙东本身就是个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流氓，毫不讲道德、人性，所以我到了体育部之后，就成为二等公民，饱受虐待——扣奖金，和王长安一起轮流上夜班，别人比我们俩都年轻，但是都不安排上夜班；小金库的钱买车没有我们俩的。CBA广告赞助商为了更好地报道，赞助了很多手机，那时候手机2000多元一个，工资只有几百元，所以一般人包括记者都买不起。我是篮球记者，广告赞助商的代理人蒋健还特意提示毕熙东给我一部。毕熙东也答应蒋健给我手机，但是没给我。蒋健现在是CBA公司总经理，篮协主席姚明的主要助手，这个公司是CBA联赛的举办者。
我找毕熙东要手机，他说也想给，但是没了，“因为老徐（徐祝庆）一下子从我这里拿走７部”。他说话的特点是云山雾罩，满嘴跑火车。但是老徐肯定是拿走了手机，也许不是7部是5部。顺便说一下，总编辑和副总编辑都是每个人分管几个部门，这几个部门就是他们养的猪，这些部门搞活动，弄来钱都要孝敬自己的主管领导。因此，如果一个普通编辑记者与部门主任有矛盾，或者就是部门主任贪赃枉法，比如毕熙东用一个版的稿子为自己换来一辆捷达车，20多万元，相当于一套房子。陈泉涌就不管。他还告诉我千万别让毕熙东知道你对此不满，那就更要整你了。那次我要手机，毕熙东还编了一个故事，骂了我。
这些导致他带人办子报，我就没有报名。我心想我这样水平的篮球记者不好找，我就留在体育部了。体育部定编是６个人，马年华副主任和曹竞、刘静（陈小川的女友，为他刮了孩子），王长安，加上我，才５个人，我留下就完了。但是马年华也不要我，我就待了岗。在海外以民主人士招摇撞骗的李大同是这次报社改革的理论家——青年人办青年报，全员竞聘之后不能上岗的自己找单位调走。我就面临停发工资必须自己调走的困境，我们是终身制，根本不是聘任制，报社没理由要求我们自己调走。我这样的有几十人。僵持不下的时候，2000年春节，王长安自杀了，他虽然没下岗，但是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可以说是被迫害致死。因为他有严重的失眠症，但是必须上夜班。不久他将近８０岁的老母亲也含恨而死。
这种情况下，报社办公室主任宁光强又做毕熙东的工作，毕熙东才让我去当临时工校对，每个月1000元校对费。他丝毫没有人性，就是报社逼死了人，他还这样干。但是他说“你是报社的正式编制，不能调走”。他喜欢猫玩儿耗子的游戏，玩儿够了再咬死吃掉。
这张子报是对开４版，周一刊。太单薄，根本没有竞争力。他从体育部带过来的只有只恒文、尹家和、严涛３个记者，还都不愿意写稿，也写不出好稿件。又从新体育杂志社招来卢学周，中国体育报招来李绍南，社会上招来方肇。还是缺兵少将。就这样他也坚持让我当校对。但是半年不到，他就坚持不住了，报纸实在卖不动。
这时候，他就从《工人日报》的子报《新报》挖来了董路的草台班子。这个董路是个理工科大学的毕业生，哥哥是《工人日报》的一个中层干部，他自己喜欢足球，喜欢写作。一来二去，就辞了职，带着几个人组成了一个“拖车”。四处挂靠，在有报号的报纸后面出足球副刊。毕熙东就把他挖了过来，8月，董路的草台班子就进入青年体育报租的写字楼出报纸了。毕熙东把报纸升级为12个版面，对开，前4个版面是综合体育，后8个叫“北京足球”，主编是董路。说这些事都与买房子有关系。
毕熙东是把这些版面承包给董路，一期报纸2万元报酬，包括编辑费稿费。一个月就是8万元或者10万元，后来改为周二刊，就翻倍。董路的草台班子就几个人，他能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足球长篇小说《临门一吻》，每期占一个版面，其他的版面标题大点儿，图片多点，填满了就行。也有几篇他的民工记者写的干货，就是实际采访的报道。都没有记者证，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宣部也不绝对不允许把报纸承包出去。共产党一贯的方针是“守土有责”，承包给外人，怎么进行舆论控制？毕熙东不管那一套。他嘴上和笔下老是陈云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意思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实是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董路可以随便支配分配这些钱，别人不敢说什么，说了就轰走，而且他主要使用在校实习生。所以他一个月能拿4万元。那时候，房价是2000元。
2002年韩日世界杯，报社一再施压，才改了承包制，给董路申请了一份专家的工资，每个月1万元。加上稿费，董路一个月也能达到2万元。不出报纸的日子，他去别处干活，出报纸的日子，他也可以不来，去电视台解说挣钱。他就有了5个来钱的路子：工资，稿费，私活，电视台说球，克扣下属的钱。每个月能达到四五万元。一年就能买一套大房子。也换了车，30多万元的。他和我一样也是属鸡的，就是比我小一轮，找了一个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属鸡的，比他小12岁。这是一个不想费力气演电影，只想安安稳稳在家过日子的老婆，模样当然不会差。董路在电视台接受采访，说到自己对女儿的疼爱，表示：“我现在有了几套房。将来如果女儿看见那个男生好，要嫁给他，但是男方没钱买房子，我可以对女儿说‘你只管嫁给他，不用考虑钱和房子的问题，我早就给你解决了’。”
2003年李学谦逼着毕熙东扭亏为盈，那时候就已经赔了1000多万元。毕熙东借口自己得了痔疮，不能见领导。一方面进行所谓的改革，任命董路为常务副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其实董路只懂得足球，根本不懂得其他项目，2005年年初，毕熙东被撤职，换了宁光强当总编辑（其实是主编，就像胡锡进，是主编而不是总编。因为都是子报）。他和宁光强还在班上讨论为什么篮球进一个球要分为3分的、2分的和1分的，而足球都是算1分。足球又是最好报道的，因为读者很多，中国的足球水平又非常低，怎么说都行，反正都是见谁输谁。
2005年9月，因为赔了2000万元，报社就欠薪，董路就带人闹事，不能欠薪。报社就决定关闭报纸，遣散董路等人。因为毕熙东为了省钱，没给这些人上五险一金，他们遣散的时候也要按照五险一金给他们发现金。董路的养老金是工资的30%，每个月3000元，5年半就是18万元。几乎就可以买一套房子。那是好几捆百元大钞。幸亏董路是开着车吃的散伙饭加上领钱，不然都不好拿。我亲眼看见了那堆钱。
毕熙东前两年是把报纸承包给董路的，包括了五险一金，但是这种行为违法，所以报社最后也不敢提这件事，还是按照月薪1万元再给了养老保险金。等于是重复发钱。董路拿中国青年报的钱拿到手软。
因为钱太多了，董路就跟老婆离了婚，又找了一个更漂亮更年轻的。后来他当过电视台主持人，再也没有在什么报纸当过差。因为毕熙东给他的钱太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拿惯了大钱，再去拿小钱也没有兴趣了，而且他也不缺钱。现在他开了一个饭馆，卤猪爪，还养着一个儿童足球队，办了一个自媒体，天天侃足球：自己是足球媒体的老大，20多年的经验，所以你们的足球评论都不行。
他的房子有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踢几脚球，但是没什么水平，不过就凭这点能耐，就能在毕熙东手里、在中国青年报手里拿到了无数的钱，买到了无数的房子。
所以如果你没钱买房，你就去找一个党报，当一个子报的主编，弄一个草台班子，自己给大伙发钱，多给自己留点儿。很快就能买上几套房子。
《青年体育报》这样的人很多，当然董路是捞钱最多的。其次是卢学周。他是内蒙古人。此前刚进入新体育杂志，还没有办完手续，但是毕熙东把他挖了来。其实这个人一直不会写体育稿子，一直到这张报纸关张，也没有写体育稿子。2000年3月创刊，夏天就是悉尼奥运会，毕熙东的妹妹毕熙燕离婚后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白人，毕熙东要借机会探亲，就申请去采访，也申请卢学周去。报告审批的时候，社长徐祝庆说：“这个人是谁啊？嗨，你的人我都不认识，就按你说的办吧。”就批准了。那可是要花很多外汇的啊。因为这个，卢学周也就确定来毕熙东手下当马仔。他们都喜欢当面叫毕熙东“毕爷”“毕大爷”。毕熙东有黑社会情结，就喜欢听这个，谁这么叫，就让谁拿很多钱，迅速买上房子。
徐祝庆后来是副部级待遇退休，住进团中央的“部长楼”。他这次审批不应该的地方还在于，奥组委是根据各国参赛人员的情况发给记者证，名额有限，而且早就发完了。等毕熙东申请出国采访的时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所以这俩人都没有记者证，连赛场都进不去，毕熙东住进妹妹家，只写评论，也就是胡骂，一次骂了萨马兰奇，国家体育总局知道了，要求团中央给他们写检查，团中央又要求徐祝庆写检查。卢学周住饭店，出差费少，主要吃饺子，西餐很贵，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就是“最烦吃饺子，都要吐了，谁再跟我提饺子，我就跟谁急”。
后来，毕熙东让他当二编室主任，一编室主任是董路兼任。卢学周负责综合体育，后来又弄了一个8个版面的体育休闲副刊，什么都登，就是不登体育比赛体育锻炼，因为卢学周不会写稿，喜欢捞钱。倒是也喜欢踢足球，但是不能写足球，那是董路的地盘，写的话，董路敢过去抽他。卢学周有一次刊登一个版面的烟斗故事，还提到了斯大林的烟斗。他喜欢写杂文，瞎侃，有一次骂了北京大学山鹰登山俱乐部，子报中心负责人、大报副总编辑陈小川看见了说了他：山鹰俱乐部那是北大的骄傲，代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可不能乱批。
此后他怕出事，影响自己捞钱，就不再写评论了。他的8个版面，是按照一个版面500元稿费包干，里面还都是广告，比如刊登中体产业（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广告。他和手下傅玛丽两个人办这个副刊，每星期一期。每个版面还有100元编辑费，一期就是4800元。一个月四五期，仅此一项也是两万多元。他会拿走三分之二，加上其他的——工资稿费，一个月还是两万多元，可以买10平方米房子。后来报纸垮台，他当了《高尔夫球》杂志主编，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个刊物也垮了，不过他买的大房子垮不了。
严涛1990年是守卫北京亚运村武警部队的通讯员，因此认识了毕熙东。复员后，毕熙东和陈泉涌给他弄进报社，他学了一个电视大学的大专。在青年体育报的开始时期，他负责广告，不久毕熙东又找了一个女人当广告部副总经理，这个女人当了毕熙东的情妇。严涛就主动让位，搞了一个《足球彩票》，子报的子报。当时就一个报号，但是弄了几个报纸，就像一个车牌照，却是几辆车都挂，甚至同时上路。这显然是违法的。因为毕熙东买通了徐祝庆李学谦，所以就不管他了。一般读者也不关注这种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官僚也没有注意过，所以就这样无法无天了。毕熙东的子报垮台后，严涛的《足球彩票》却很火，因为中国人喜欢赌博，这是国家允许的赌博。后来严涛成了上市公司老板，他的报纸进入了创业板。董事长能没有大房子吗？他还算是报社的待岗职工，报社现在每个月给他1000来块钱待岗工资，医保社保，将来，60岁以后，再来报社领退休金。李克强和习近平想得到吗？中国青年报能玩儿死李克强和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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