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义行赏,则忠诚守信用、相亲相爱的道德精神,就会得到张扬。(绘图:志清/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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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处着想,从长远利益考虑,不为眼前表面的功利所迷惑,而重视道德正义的价值,执行赏罚,以道德正义为上,这就是“按义行赏的智慧”。
按义行赏,则忠诚守信用、相亲相爱的道德精神,就会得到张扬。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人民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性,这就叫教化成功,治民有术。达到如此境界,便用不着厚赏严刑。人民也会自觉地尊奉道德、义理,去作为了。否则,不按义行赏,只看见一时的短暂利益,抛弃道德和正义,巧取豪夺之风,就会兴起,奸诈虚伪,贼乱贪暴的恶习,就会猖獗,久而久之,将导致民风败坏,人性沦丧。堕落到如此地步,则积重难返,即使用厚赏严刑,也无济于事。
晋文公行赏
晋文公将在城濮与楚国交战,事先问他的舅舅咎犯(人名):“楚众我寡,怎样才能取胜?”咎犯说:“我听说,重视礼仪的君主,对礼仪不厌其大;而经常指挥作战打仗的君主,对诡诈不厌其多。那么,君王对楚国施行诈术,就可以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雍季,雍季说:“竭泽而渔,怎会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烧光沼泽地来打猎,怎么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用诈骗的方法就像这样,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以后将不可能再得到了。它不是长久之计。”
晋文公用咎犯的谋术,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回国后行赏,雍季得到首位。周围的人诤谏说:“城濮之胜,是咎犯谋略有功。君王采纳他的谋术在先。却行赏在后,或许不可以吧。”晋文公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哪里有把一时之务,放在百世之利前面的道理呢?”
孔子论诡诈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后尊奉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晋文公虽然不能始终坚持,也足以成就霸业了。”仅靠诈术成功,虽成必毁,仅靠诈术胜利,虽胜必败。天下打过胜仗的人很多,而成就霸业的,仅五人,晋文公作为其中之一,在于他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胜利了却不知道胜利的原因,与没有胜利一样。所以,秦国战胜了戎,却在觳打了败仗。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却在柏举,吃了败仗。周武王知道胜败的道理,所以一胜而称王天下。如果是诡诈充满国家,这国家终究不会安宁。
论义利之轻重
义利之争,古时和当代,都热烈地争论过。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何者高明,何者智慧为上?从吕氏智慧里,我们体会到:无论在什么社会,人只有首先注重道德,才有根本性的利益可言。抛弃了道德和正义,抛弃了人性和良心,哪里还有利益可言?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商品社会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不讲信誉,仅用诡诈欺骗,巧取豪夺,也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他们终归会失败,胜利者最终必然属于那些讲究商业道德,追求质量和信誉的人们。战争也是这样,正义战争最终一定能够战胜非正义的战争。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便是按义行赏智慧产生的源泉。
纵观历史,一目了然,中共一贯使用偷窃的手段,通过腐化、邪恶、女色、卑鄙的途径,去达到不道德、不公正、不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利益。
(源自《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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