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起）1938年，原北伐第四军军官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张发奎、叶挺在武汉合影。
1949年之后，许多当年相信共产党宣传并帮其夺取政权的知名人士都遭到批斗侮辱迫害和抄家。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中共为了夺取政权，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向全国人民宣称中共“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全国一大批高级知识份子、国民党高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盲目轻信了中共的宣传，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遗余力，各尽所能，推波助澜，帮助共产党蛊惑人心，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但是知识和才能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这些人自以为聪明智慧，其实并不能分辨真正的正邪善恶。在中共邪恶暴政统治下，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击和侮辱迫害。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苦难和不幸遭遇，是因为他们当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自酿苦果，自作自受。等到受尽屈辱折磨，他们中肯定有不少人痛悔自己当初不该误上贼船，一失足成千古恨。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便露出邪恶的狰狞真面目，过河拆桥，出尔反尔，从前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独立”无一兑现。那些过去曾经支持帮助中共的大批知名人士反而遭到无情的残酷打击迫害。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号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前国民党高官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进步。费孝通、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龙云、黄琪翔等人信以为真，讲了一些真话，均被打成“右派”，在各种大会小会被批斗羞辱。这些国民党时代的大儒、高官上将们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各种“低头认罪书”、“错误和罪行检讨书”、“请求人民宽恕书”，尊严扫地，身心均遭受极大摧残。
看一件事情，要看长远一些才能看明前因后果。以下列举几位国民党高官上将误上贼船投共后所遭到的迫害，也许可让那些分不清政党跟国家的人，自以为爱共产党便等于爱国家爱民族的人，自以为高明得计的人，也让那些仍在助纣为虐的中共特务与五毛们引以为戒。
程潜
国民党元老程潜投共后跟毛泽东合影。
程潜，湖南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和国军元老之一。孙中山同盟会成员，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次长。北伐时，任第六军军长，率军攻克南京。抗战时，任中国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参谋总长，军委会天水行营主任，代表蒋委员长统辖长江以北七个战区的抗战，后任副参谋总长，对抗战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程潜任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坚持反共一直到1948年底。
1949年，林彪共军自东北入关，傅作义率华北30万国军精锐不战而降，平津和华北沦陷。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湘赣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兼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对国民党丧失信心。为保住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他不惜联合自己昔日宿敌唐生智等亲共投降派，多方阻扰破坏华中军政长官、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国军剿共，并极力游说华中剿总第一兵团中将司令陈明仁投共，令林彪共军长驱直入，不战而占领长沙。程潜投共后，任中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文革中，程潜虽然在周恩来开列的受保护国民党高官名单上，红卫兵依然上门闹事，程潜在惊恐中被迫自毁寿材。后来，他在家中摔倒骨折，入北京医院治疗，遭到医护人员辱骂：“你还让人伺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医院突然换人，并改变治疗方案，使得身体已基本恢复健康的程潜突然死亡，其妻怀疑程潜是被害死的。
陈铭枢
陈铭枢，广东人，国民党陆军上将，北伐时期在李济深第四军任师长，是北伐“铁军”的元老之一，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的顶头上司，任行政院代理院长，交通部长。
1948年1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李济琛)、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与各派民主人士联合反对蒋介石统治。1949年，陈铭枢策反浙江省主席、原台湾首任最高军政长官陈仪反蒋投共，并参与策反湖南程潜投共。陈铭枢投共后，任中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
1957年，陈铭枢向中共提意见：“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听到传达毛泽东自己表示明年大选将辞去主席职务，使陈铭枢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并上书毛泽东，表示自己极力赞成毛不再任主席，并提醒毛应该注意个人修养，不能“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
陈铭枢因这些言论被打成右派，罢除各种职务，于文革爆发前一年去世。陈的儿子陈广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发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8月炎夏被长时间罚跪在三角铁上批斗。
黄绍竑
黄绍竑，广西人，桂系早期“李黄白”（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巨头之一，国民党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抗战期间，黄绍竑任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后任部长徐永昌）、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助阎锡山指挥太原会战，又兼任浙江省主席，在浙江组建了54支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1949年，中共占领华北，百万共军陈兵长江北岸。有“智多星”之称的黄绍竑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成员，赴北京跟毛泽东中共和谈，居然相信了毛泽东的许诺。返回南京后，他便极力赞扬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鼓吹“成王败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多次劝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放弃“无谓的抵抗”，投降中共，遭到李白两人的拒绝。后来，他不听白崇禧的金玉良言，一意孤行，独自一人远走香港。同年8月，在香港联合龙云、李默庵等几十位前国民政府军政官员发表通电，宣布拥护中共政权。黄绍竑从香港北上，参加中共召开的政协会议，被选为中共政协委员、人大常委。
中共窃国后，将广西省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遭到前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黄绍竑的强烈反对。李宗仁也说，自己在广西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说广西有什么“壮族”。1957年，昔日在国民党政府中敢说敢做、威风八面的黄绍竑，看不惯中共的官僚作风，以军人的率性仗义直言：“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表示，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黄绍竑因讲了几句真话而获罪，被打成“右派头子”，不只遭到中共方面的批斗，昔日国民党同僚李济深、邵力子、张治中，甚至下属卫立煌等人，都批斗他。黄绍竑被逼在《人民日报》发表认罪书，尊严扫地，两次服安眠药自杀，被人救回。文革爆发，在周恩来开列的受保护国民党高官名单上，没有“右派头子”黄绍竑。他被多次抄家，被反复殴打凌辱，曾被打得奄奄一息，家中连开伙吃饭的钱都没有。
1966年8月，不堪折磨羞辱的黄绍竑，在家中以剃刀刎颈自杀，他所遗下的亲妹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黄琪翔
（右起）1945年，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司令长官卫立煌、美军将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检阅中国远征军。
黄琪翔，广东人，国民党陆军上将，北伐汀泗桥、贺胜桥血战大败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真正英雄团长（而不是中共谎言宣传的叶挺），继张发奎之后的北伐“铁军”第四军军长。抗战时，任军委会军训部副部长（部长白崇禧）、政治部副部长（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陈诚），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
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拒绝参加剿共内战，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国政府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他于1948年底回国后，转往香港定居。1949年9月，他举家从香港前往北京，参加中共召开之第一届政协，任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体委主任中共元帅贺龙）。
从1926年北伐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共夺权政权，黄琪翔给予中共首脑人物尤其是周恩来、叶剑英、叶挺、贺龙等人许多帮助。
1937年，黄琪翔夫妇同国共合作谈判代表在南京黄宅庭院合影。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叶剑英、张群（国民党外交部长）。（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1957年，毛泽东鼓动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黄琪翔公开批评中共效仿学习的对象苏联缺乏民主，乃一独裁政权，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被迫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请求人民宽恕》这样侮辱自己人格尊严的低头认罪书。
文革时，在周恩来开列的受保护国民党高官名单上，竟然没有多年来给过中共许多帮助的黄琪翔。共产党翻脸不认人，让往昔风度翩翩的社会名流黄琪翔夫妇再度遭受残酷人身攻击、羞辱和抄家。黄琪翔被打得鲜血染红了衬衣，被罚打扫院子，清洁厕所，然后当着满街群众的面，向毛泽东“请罪”。
黄琪翔夫人郭秀仪是民国时代的著名妇女界人士，知名文物古董收藏家，曾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对抗战也有贡献。郭秀仪也在文革中被打伤，手落下残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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