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僵化、严密控制的体制被更多人认为是严重制约科技创新的因素。（合成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8年6月14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处于危局的中兴通讯获准“放生”，但中兴事件代表的中国繁荣表象因此已被捅破一个口子。中国政府和业界在反思之后更加紧迫地投入自主创新。但令人关注的，不变的仍然是那种中共治下特有的“大跃进式”思维和行动。
川普(特朗普)政府上周四宣布暂缓对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中兴通讯的处罚。中兴在同意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以及将交由第三方托管10年的4亿美元，并允许监督人员进驻它的总部。在罚款未到位之前，美国商务部4月所颁布的对中兴采购美制零部件的禁令不会被解除。
《纽约时报》6月13日刊文称，中兴事件，使中国近年显现的科技进步遭到了质疑。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技术的基础之上的。
文章说，“中兴事件”，也许将是中国的“苏联卫星时刻”。正如1957年的美国无奈地看着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中国许多人也看到了这个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要去追赶。
文章援引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董洁林说，“我们意识到中国现在的繁荣是建立在沙子上的。”
文章说，从科技的视角看，多年来，中国藐视了自由政治体系必与经济增长并进这一公理。在中国，强盛的网络文化与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存。它繁荣的科技产业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缩影，这种模式认为，人民可以在严厉的政府控制下发展和致富。但中兴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的处境。
在中兴事件之前，中国陷入已是科技强国的想法中，许多人——包括为中国科技行业呐喊助威的人——发现自己处于自己制造的反馈循环中。如清华大学的董洁林表示，强大的宣传机器淹没了理性的声音。
创新和创业是国家的首要政策，获得了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繁荣导致许多人不敢提出尖锐的问题。他们颂扬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激增，却不关心那些专利的质量如何。没有人思考为什么中国90%的半导体元件仍需要进口，尽管该行业在2000年已成为国家重点行业。
到4月底，一切似乎都变了。中兴危局令业界、投资者和中国朝野感到震撼。中国现在有了紧迫感。
习近平上月底对参加大会的中国科学家提出自主创新任务，这已是习近平在中兴被发出七年禁令后的第六度类似表态。该次在5月28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就关键核心技术自主表态，连说三个“逼人”。
习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尽早取得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由于中兴通讯事件，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加倍努力开发自己的芯片，比如格力宣布，未来三年，格力将在芯片研发上投入78亿美元。他们承认格力开发的芯片组可能不如美国的好，“但我们得有个备用方案。”
但是美媒文章指出，即便到了现在，一些批评中国落后的半导体行业的文章，也在从中国的互联网消失。
现在，创新和创业显然更加会是国家的首要政策，并且更容易获得了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宣传在高层讲话带动下仍然有些过于高调和急躁。
事实上，和习近平几度发声催促相呼应的是，在中兴事件爆发之初，官媒《人民日报》已在4月17日曾发表文章，称中共“将不计成本地加大芯片投资”。已有消息说，中共本来就已大幅投入的相关科研基金更加受到重视。
有媒体消息称，中国将对2014年成立的一个专项基金增资5000亿元，从而成立一项总投资达1万亿元的新基金，专注于支持中国本土芯片生产技术。在中国民间，一些企业大佬也纷纷表示，要“跨界”进入芯片产业。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快上马集成电路基金。
以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对此发出警告，吴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曾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很危险”。
吴敬琏分析说，“对于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这种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
吴敬琏还说，他曾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这个芯片问题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给钱没有给钱，3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
与此同时，中南海上层似乎对于科技创新有些分岐。与习近平表态不同，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对如火如荼的“科技大跃进”赶超战略似乎并不看好并首次开腔泼冷水。
5月29日，在中共两院院士大会上，李克强向中国科学界精英发表讲话，他说，“不能总想抄捷径”“基础研究属于发明创造，行政规划不出来，要尊重科学规律，不能总想抄捷径”。
不管中国政府和业界怎样表态和行动，中国政治体制被更多人认为是严重制约科技创新的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6月6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债务居高不下且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不断萎缩，收入差距巨大，以及僵化的、受控制的社会，这些都导致了中国长期缺乏创新。
佩蒂斯说，中国不会做出重大创新。因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新中心，这需要改革，但改革对中共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太可怕了”。当局惧怕改革的代价。
美国新闻网站Axios6月8日刊文说，中共政府和中国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科技巨头的实力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感到愈发紧张；中国科技公司则害怕政府可以让它们在一夕之间消失。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博士表示，中共控制互联网、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压制社会、钳制思想，这都严重地限制了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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