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画像。(网络图片)
公元1640年,河南灾荒严重,朝廷腐败,人民赋税深重,痛苦不堪。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声势浩大,使崇祯王朝惊恐不安。
其中,以陕西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发展尤为迅猛,在很短时间内就组成了1万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所以,深得民心。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后,许多名人志士,如牛金星、李岩、宋献策、顾君恩等人都慕名投靠。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除贪暴”的政治纲领,大大增强了起义军的声威。不久,起义军连克秦、晋、楚、豫大片地区,连陷荆、襄、鄢、安陆(今鄂中一带)等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李自成定都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为襄京,自立为新顺王,积极整编部队,准备北伐京都,彻底消灭明王朝。
李自成的起义军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崇祯皇帝夜不能寐,非除之不可。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决定派督师孙传庭总领数万大军,火速前往襄阳剿匪。在大敌来犯之时,李自成毫不畏惧,频频迎战。然而,战况不佳,屡遭败仗,只好坚壁固守在襄阳,一连数日不敢再战。他一面号召城中军民“挑土筑墙以自守”,一面思考破敌之计。他认为襄阳不可久留,必须另择合适之地,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他集思广义、以商对策。公元1643年,起义军在湖北襄阳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制定了关于北伐的战略决策,史称“襄阳定策”。这次会议为扭转败局起了关键作用。
会议一开始,牛金星首先发言,他说:“我军在襄阳立足未稳,官兵就大举进犯。对此,我军应先取河北,迅速攻占京都以断其后路!”大将杨永裕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河北贫脊荒芜,不宜进兵。目前,应按兵不动,据守襄京,截断北方明军粮运,待机进取。”大家对他们二人的意见都不表赞同。这时,兵部从事顾君恩发言:“我认为留守襄京,队伍长期侷处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难成大事,其策失之缓。此时直捣京都断敌后路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太急。不如先取陕西省的关中,回统帅桑梓之地,秦邦百二山河,富有传统,群众基础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依赖其人力、物力发展壮大队伍,伺机攻取山西,再进攻北京,足以建功立业!”李自成最后发言,他说:“依顾从事之言,我军应向陕西方向突围,以后该如何呢?”顾君恩说:“我军进入关中之后,当招兵买马,扩大兵源,训练队伍,养精蓄锐,伺机取山西,而后直捣京都。进退有余,实为万全之策!”他说的很有道理,众人听了心悦诚服。李自成听了也很满意,立即决定组织部队迅速向陕西方向突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雨哗哗下个不停,起义军已人不知、鬼不觉地弃城而走。孙传庭知道后天已大亮,忙派兵追击。无奈老天不保佑,雨越下越大,一连下了几天瓢泼大雨,把官兵浇垮了。李自成突围成功,在西安建立了根据地,反明决心日益坚决。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人称“闯王”,拜牛金星为丞相。翌年,明军一面大肆围剿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一面对付满族皇帝努尔哈赤的骑兵。李自成看时机成熟,开始大举进军山西。10月,起义军乘胜攻进京都,崇祯皇帝在一片喊杀声中于景山御花园上吊自杀。从此,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李自成的起义军所以能迅速推翻明朝统治,这绝不是偶然的,除了在政治上提出了深受群众拥护的主张外,在军事上,制定和实施了襄阳战略决策,乃是夺取胜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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