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5年01月31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现已被转送到成都关押。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铁流先生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往事微痕》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铁流先生以及《往事微痕》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从右派到反革命
1962年3月，由重庆监狱和成都监狱汇集的一百名“劳改”人员，在调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寄宿雅安监狱一晚，由于押解人克扣了全体人员整整一顿的囚粮，而引发震惊四川全省的狱中犯人抢馒头事件，打破了在押犯人在高压下忍饥挨饿不敢伸张的秩序，为这一支发配梁山的五百人队伍，注入了初期反抗精神。
那一晚上，在监狱探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在奋臂高呼：“我们这一点吊命粮，都要被押送的老管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该归我们的囚粮抢回来！……”事件过后，我对他便由素不相识，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调到甘洛以后，他被押送去斯足中队，我则被押送到西西卡中队，开始了我们的炼狱历程。残酷的炼狱，我们原先由成渝两地集中的五百人，调到盐源农牧场时，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了。1964年10月在经历了不到一年的生死磨练后，我们终于分别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程，在二道沟的粮仓反省室里相逢了。此时，我们终于在激烈的斗争中变成了成熟的与中共搏斗的战士了，我们的理想是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
在小监里，我们两人打破了小监的规矩，彼此传递信息，并隔着墙，在两间反省室里交谈了彼此的身世。我才知道，他叫陈力，在甘洛已久仰大名，现在有机会对他的身世，更全面地了解了。1951年刚刚从初中毕业，年仅16岁的他，就在中共“抗美援朝”的运动中，戴着“保家卫国”的大红花，从学校参加了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没经过认真的思索，在中共狂噪鼓动之下，只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便跨过鸭绿江。
夜以继日的穿插战，急行军徒步到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附近，参加了血战上甘岭的战斗。当时年幼无知的他，在阵地上冒着地毯式的轰炸，在地道里进行慷慨激昂的宣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战争和炸弹不可能讲清楚的。如此惨烈的战斗，七天七夜下来，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后两个人，幸存的他当上了代理排长，成了人们称为的“最可爱的人”。在他身负八处重伤时仍抱着机枪，向冲上来的美国士兵扫射，直到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经过抢救清醒过来时，他睡在离阵地只有两百米的担架上。这时炸弹和炮弹已夷平了他所守的战壕。如果不是后续部队赶上，他早已永远葬身在异国他乡了。
他因此获得了三等功臣的“殊荣”，并在前线的医院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重伤，他被撤离到后方医院，不久，韩战结束，他被复员。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了身在异国不是也成了人们所憎恨的“侵略者”了么？潜意识里一种模糊的后悔，开始爬进了他的脑海。这也许是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灵感在启发他。
复员回到重庆以后，被安排在位于华龙桥的重庆弹簧钢板厂作了厂长办公室的秘书。在工厂生活了两年以后，因为职务的便利，1955年他最先在“内部参考”上读到了铁托的“普拉讲话”，读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农业劳动组合的文章，接触到与苏联不同的工厂自治管理上的文章，对自己所在工厂中，那种党委会包揽大权的霸道作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他回忆当时两名工人因为家庭负担太重，不得不抽出下班时间为邻人修补锅盆，换些零用钱以补不足。结果被党委书记抓住，作为典型，开除了不算，还要加以大会小会的批判。说他是利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己谋私利，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而这个书记却可以平时不劳动，靠公款三天两头出外“旅游”。
工人的消极情绪到处都在滋长。工厂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随处可见。成吨的钢条因没有很好的防雨在天井里锈烂，设备因为没有人及时保养很快成了废铁。他同党委书记之间的成见在加深，这种成见很快成了书记向他挟私报服的动力。所以，南联盟所发表的文章，便成了他的早期启蒙教材，使他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发展到后来，促成了他与这种制度的对立。
1957年，就在大鸣大放的春风吹拂下，他在有上千工人参加的鸣放大会上，“猖狂”地斥责了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他列举了党委霸道行事的种种劣迹，并且提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员会，由工人选举出委员会的成员，独立行使工厂的管理办法。那一次除了赢得工人们的阵阵喝彩，也赢得了一顶跟随他终生的右派帽子。削掉了他的“官帽”，开除了他的党藉。他的一腔为真理而斗争的热情化为冰炭！他从办公室搬了出来，搬进了后勤组，由秘书贬为受到管制的清洁工人。
这场初露锋芒的较量，使他认识到了中共是一个不明是非，不讲道理的官僚集团，不值得任何留恋，更不值得为它献身。紧接着他又亲身领教了大炼钢铁的一课。在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噪中，切身体验了毛泽东带给全体人民的饥饿苦果。这些切身的生活经历，让他从对中共的革命憧憬中清醒过来。当美丽的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以后，他所见到的除了百姓的被奴役和饥寒，便是中共政权的骄横拔扈。人们到了连饥饿都不敢直言的程度。于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从中共的敬仰和追随者变成了最早一批洞察毛泽东奸恶，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1959年，因为继续反对工厂党委，他被保卫科扭送沙坪坝区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干部们唇枪舌剑，他的反革命“罪行”日益升级。有一天，监狱厕所里的墙壁上有人用铁钉歪歪扭扭地划了“打倒共产党”五个字。如临大敌的监狱管教们立即封闭了厕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通通赶回了各自监舍，并立即进行鉴定，根据管教干部所收到的“检举”，和狱方的“笔迹鉴定”，狱方确认这一“反动标语”系他的亲笔。
提审时，他愤怒地抗议了这种凭空捏造。他说：“这种对‘粪便’进行宣传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既无用又可笑的的勾当，我是决不会干的。”他说他会公开的陈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作这种蹲在厕所里写几条标语给屎看的勾当。但是，看守所的狱卒们不顾他的辩驳，把这条“反动标语”硬栽在他头上，并以此作为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铁证，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从右派份子升级为反革命份子。
两个反改造份子
在我进入孙家花园以后大约半年，他也随之来到了这个监狱中，并于1962年一起被当时的监狱长编入了发配凉山甘洛农场的“流放大军”之中。在途径雅安监狱的那个晚上所爆发的抢馒头案件中，他又被当局认定是为首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一开始便成为甘洛农场的重点监管对象。我们俩人因为公开向当局喊出“我们要生存”的口号，被认为是对犯人进行破坏性鼓动宣传，而被列为最危险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当我们先后两批，经黄联关来到盐源农场以后不久，我被调往古柏，他却留在二道沟地区。这一年八月我在古柏被关进了反省室；他却在二道沟地区，被关进了场部的粮库所在地。直到九月，我们便在戒备森严的监视下，合并一处。从此以后，我们两人便成为农场中人人皆知的反改造尖子，并戴上了一顶新的时髦帽子：“国际修主义的急先锋”，开始关在粮库的特种禁闭室，后来，我们又被关进了“羊圈”，在那里共同合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动监狱管理者们的抗暴斗争……。直到1965年10月当局才将我们重新放回到大监之中。
1966年5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飚初起时，在农六队犯人讨论文革的学习会上，我们又当着在场的犯人和干部们，公开地为文革定下了“宫庭政变”的结论。这在当时的中共下层官吏中视若禁区，不敢“妄猜”文革内幕的情况下，犹如睛天劈雷，起着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相信，当时的这种“揭密”，一定对这个农场的干部们起了巨大的催醒作用，尤其当时就预言了毛泽东的路线将因中共党内的分裂而走到尽头。
感谢耗子们，在隔断我们俩反省室的那足有40厘米厚的泥墙上钻穿的洞。当时我们俩便依靠着这个洞，传递着各自写下的文章和消息，互相启发。而今想来，这些文章因为记载了监狱的暴行，以及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内幕，抨击了专制主义而成为最珍贵的监狱“遗笔”。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们原件保存下来。只能依凭着我的记忆，回忆它们的内容了。当时，我深深地为他犀利的笔锋所折服。在他当年的手稿中，有对中共欺骗百性的尖刻讽刺和抨击，有对苦难华夏子民的无限悲悯和同情，有对狱吏虚假残忍和种种卑鄙劣行的刻画，有对反抗者的歌颂。
记得当年我们在报纸上读到邓拓《燕山夜话》中的许多文章，诸如讽刺高产卫星的《一个鸡蛋的家当》、讥讽顽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实面前还要掩饰真象的《皇帝的新衣》、劝诫因主观武断而钻牛角尖的“领袖”们认错回头的《放下即实地》。这些文章中不无温和的规劝。而陈力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温情和幻想，他在监狱中所留下的五十万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射向专制主义者的一粒枪弹，每一篇幅文章都是直刺专制独夫的利剑！有一篇是描写人民公社化时期，一个农家五口人饿死，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大娘。她为年仅十六岁，埋在荒山中的儿子痛哭时所唱的吊亡诗，情节凄惋，当时我读后，曾流泪不止！即使关汉卿所撰的“窦娥冤”也不能及。这也许因为凄惨的生活给了陈力一种用不尽的创作源泉！
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是比周厉王还要周厉王的周厉王，是比杨广还昏聩的暴君！是一个连自己百姓家中一只碗都要抢到手，再拿到国际政治赌场上“豪赌”的赌徒。是一个撞进知识殿堂里强虏豪夺祖国文化遗产的巨盗，是一个连加法都不会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骂，尽情鞭鞑！他用一个被置于死地而欲求生的中国人愤怒的控诉，来为数百万不明不白死于运动中的冤魂发出一声声声讨！淋漓尽致，痛快之极，这就是陈力的文风。他还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不仅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长叹，还表达了他追求真理反被残害的呐喊！抒发了他对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未来的忧患！可惜，所有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稿，恐怕全都被当局烧毁了！当时，谁也不敢保留这些东西，即使以个人档案的名义，也不允许保存。
诀别
1966年7月，当何庆云将我从农六队那间临时当作小监的粮食库房，放到大监的一个星期以后，一辆蓝色吉普车，开到了农六队的监狱大门边。陈力被两名警察，从最角落的那间本是堆放着农具的“临时禁闭室”里押出来。
那一天，我看见他拖着沉重的脚镣，一只手反背着一床破棉被，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布包，从容不迫地走过了农六队那片大坝子，所有在场的人都目送着他，见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环顾着四周，频频向我们点头致意，好像有一种从容就义，一赴刑场永不再回的预感。我俩的眼光最后一次碰撞，便成了留在我记忆中再也没有褪掉的片断。我看得出来他那坦然平静而爽朗的笑容里，不但给我传递着多年共铁窗难以割舍的情谊，还暗含着人生永别的嘱托。然而他终于昂首而去了，用一种决心为正义而献身的那种坚定的步履一步一掷，一步一声地走出了农六队的那道大铁门，在那里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消褪的雄伟身影……。
过了两年多。1969年4月27日下午，何庆云和荣老头站在集合起来准备出工的队列前宣布“全体人员今天下午不出工，打扫清洁，明天盐源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要在这里召开公判大会！”从这两个农六队最高长官特别不同的严肃口气中，我们已经猜到风传了好久的杀人公判大会，就定在明天了。何庆云特别强调今天的宣判大会与往常不同。从宣布大会开始，到宣判大会完结，禁止六队的任何人外出，大家只能在监舍里呆着。
我已经查觉到南边的岗哨上增加成两个值警，原来西边大门上面从未设置哨兵的岗棚里，也派了两名值警，院坝里的巡逻哨兵和小监里查房的哨兵都增加了一倍的警力。将到傍晚，场部的卡车将平时召开公判大会所用的广播器材、主席台桌椅、会场的横幅运到了岗哨下面那平时当作反省区的土墩子上面，并从围墙上取下了向毛泽东的“请罪”画像。几个电工忙碌地架好了大喇叭。天色刚刚黑下来，所有农六队的流放者统统被赶进了各自的监舍，空空的院子里显得比以往更加的恐怖，六队静悄悄地，好像在为一个屠杀的明天祈祷着……
第二天一早，场部开来了一卡车士兵，不一会岗哨上面以及周围的围墙上到处都是戴绿色军帽的头，南边的和西边的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每道围墙的拐角处和墙头上，到处都是伸向六队院坝里的枪口。场部的干事和几名工人模样的人，忙碌着用帆布围起了“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九点钟以后，各个中队都相继进入六队的两扇铁门里，按照主席台上发出的命令，各自进入自己的位置。凡是进入今天的会场的人，都能从周围黑洞洞的枪口中，特别感受出今天比以往更加恐怖的杀气。
一打三反开展以来，这样大规模杀人的宣判大会已是三次了。被打杀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流放者，一进到这里便低着头不再交谈。我们农六队安排在会场的正中位置。而我、刘顺森、蔡先禄以及当时被重点“敲打”的几个人，集中坐在靠主席台最前面的位置上。我明白，这是要我们看清楚为陈力临刑前精心安排的惨不忍睹的每一个细节，以此来扩大它的恐怖效果。特别是以此来震撼我们那一颗与陈力相差无几的“冥顽”不化的心。
囚车开进了农六队的两扇大铁门，这时全场都朝着囚车看去，坝子里没有任何的喧哗声，只见两个老管几乎是将陈力从车上抬着下来的。我看见他胀红了脸，拼命地仰着脖子，好像刚刚才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张着嘴的脸形已经被粗暴地扭曲了，几次他都挣扎着想甩开两个士兵的挟持而能站起来。他显然想喊叫，但在士兵的强制之下都没有成功。自从陈力1966年押往盐源看守所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有关他的故事早已在各中队广为流传。成为农牧场流放者坚贞不屈的英雄！这是他肉体和热血为自己铸造了一个反抗奴役、反抗暴政、反抗专制的高大无畏的形象。想不到今天，这个当年的血战在上甘岭战场上“最可爱的人”，今天就在这里壮烈的就义，告别了他短短三十五年的人生！
当他被两个士兵强迫地架着登上公判大会主席台左前方时，坝子里一阵轻轻的骚动。在场的六千号流放者，现在终于看见了他们曾经神话般传颂的英雄。不过，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满脸鲜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形象。许多人眼眶里忍不住饱含泪水，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里不断传出喝令安静的喊声。虽然大家的心情因压抑而屏着呼吸！最多只是神情紧张的悄声耳语，谁也没有喧哗！
盐源农牧场的当局今天对几个反抗暴力，在流放者中久负盛名的“反革命犯”，首开杀戒了。这一次共杀了八个人。陈力是其中之一。
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对着喇叭紧一声一慢声地读着每一个人的判决词，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然而我却一点都没有听到他在读什么！每一个宣判完结，会场上的麦克风里响起断断续续的口号声，我就更不清楚他们在歇斯底里的喊什么？满身的神经都在与宣判者一起承担着精神上的痛苦！默默盼着这位主持会场的军代表赶快结束这场临刑前示众的折磨。尤其是面对陈力，心中因束手无策而自责，那种精神上的负担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我还没有得到他临终的嘱托！
我抬起头来，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此刻，所有的临刑人员都在拼命挣扎，满脸绝望痛苦的表情，唯独他昂着头，几次都努力着想从跪着的地方站起，却又被背后挟持他的两名士兵强压了下去！锁喉绳紧紧勒着他的颈项，周围已呈现出了紫黑色。看得出来，他在为生命最后一刻却未能向同狱者们留下嘱托和叮咛而备受折磨！面对这种惨状，我真想大哭！真想从自己坐着的地方跃身而起，替他喊出他无法喊出的临终遗言。然而，理智在平抑着我的冲动，我终于没有站起来！我清楚这样一做就是我们俩同归于尽。现在我只有从他的眼神中领会他的嘱托！我必须把今天所见到的一切写成书，留传给我们的后代。我感到了一种沉重之极的重担，正落在我的肩上，纵有千难万险，我一定要把我们现在遭受的灾难，原原本本地告诉后来的中国人！
陈力是以“疯狂地，明目张胆地，恶毒地反对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在10天以前被判死刑的。
在把判决书递交给他时，向他说道：“现在允许你提出最后的要求和遗言。同时，请你告诉法庭，你的死刑宣判应当通知你的什么家人？”并宣布给他十天的上诉期限，十天上诉期过后，如未提出上诉请求，便在第十一天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面对着这个胆怯的“法官”，陈力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遗憾的是，当年，美国人的大炮和枪弹没有置于我死地，而今我却死在我曾誓死保卫的这个党的手里！”不过他对这个宣判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因此态度极为镇定，只是心中却同时掠过了一阵由紧迫和遗憾交织的波涛。在他看来，属于他的时间只有十天了，他还远没有做完今生想做的事。尤其真正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能看到中国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至于通知他的家人，便一定是当局制造的诡计了。谁都明白，与他这种被执行死刑的人联在一起的亲属必会成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这些人会永远无法立足社会。况且，母亲已经亡故，父亲是巴蜀中学的老国文教员。由于自幼的家教和熏陶，更得益于老父的教诲和指点，终于使他练就了流畅的语言文字功力和犀利的文笔。而今正文革风紧，父亲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而在被斗被批的行列之中，尚不知其生死安危，安敢以自己的噩耗折磨艰涩困境中的慈父？故而，今日惨遭屠杀的事万万不会告之！
此外，陈力划右的时候正满23岁。当年他正坠入爱河，未婚妻是一个刚从中专校毕业的女生。幼稚和对政治的一无所知，本是那个时代妙龄女孩的共同特点，这位女孩自不会例外。得知陈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消息，便唬得几晚上没有睡着觉，接着又知道他被削去了官位和党藉，便痛哭不已，大大动摇了她同陈力的海誓山盟。直到陈力入狱以后，才痛下了永远割舍的决心，只是真情难舍和对陈力才气的爱慕，在看守所里，她还来探过监。那一次面对着哭肿了眼皮的女郎，陈力却力劝她另觅新托！她才再没有来过。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个女孩算是具备了理性的一个。只是陈力心中明白共产党株连政策之下，自己到了这个地步，既没有必要为一个女孩分心，也不必将她作为自己守抱柱之信的陪葬！所以，如此了断，于已于人都是绝对的上策！至于他的弟妹们，都已各自东西，自成一家，不能再为他们的今后设置一个反革命死囚犯而带来的历史污渍！所以他就无牵无挂走上刑场。
在这最后的十天中，陈力唯一的心愿便是完成他的著述。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他所有的著作保存完好留给后来的人们！他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没任何的怀疑！他坚信历史必会彰明他的精神！他完全认定他的著述一定会成为中共统治下狱中最珍贵的民主主义斗争见证，一份宝贵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在严格封锁中，我没有能力为他保留这些文字，也不知道他的遗愿究竟实现没有，他在狱中宝贵的遗作是否保存下来？
但后来在他的平反材料中并没有提及他的遗着，不知道是被焚毁了，还是留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了。同我在狱中的著述一样，我至今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我期望着这些狱中的文字保留着，以有助于今后的发掘。
“献身愿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陈力生前写下了五十万言，我已无法找到！但我发誓，只要我留一息尚存，只要我活着走出监狱，我会按照他的本意将他平身未完成的遗愿告知中国的未来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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