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我担任了南岸区团区委书记、区党委宣传科长等职。在任时我同部下、少先部部长裴秀娟结了婚。1956年，我调到团市委担任宣传部长。
1957年反右，我是团市委常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随着运动对人的批判和处理，我开始感到反感。说几句话，提一条意见，怎么就成了坏人？这不是明显的以言定罪吗？这不是明显的对起码民主的破坏吗？
我这个人有极强的民主、自由、人权观点。我非常爱国，一心渴盼祖国富强。我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共产党呼喊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很让我激动，我觉得自己应当为这一个目标奋斗。那时，我认为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政治腐败，中国的希望在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反右整人，扼杀民主，堵塞言路，与当年共产党大声疾呼的东西背道而驰，与我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东西背道而驰，它本能地引起我强烈反感！
我不同意划康中清（市团校教研室负责人，1959年死于长寿湖）为右派，也不同意划黎民苏、陈忠笃为右派，认为他们只不过给领导提了一点意见，或者说了几句俏皮话。我说，曹贞干谈到外兴安岭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历史事实，怎么成了反苏罪行？如此整人，会堵塞言路，以后谁还敢讲真话？
我这个人关不住话，心里想什么就要直说出来。1957年8月，我对南岸区委宣传科科长陈适情（他是我的好朋友）谈了我对反右的看法，对以言定罪，以言整人的反感。陈适情在对其他人摆谈时，谈了我的观点。有一个姓张的人把陈适情的话整理成材料告密，陈适情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斗。陈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青年，他经受不住，突然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独自站在区委下面长江边的一块礁石上，我估计他投了河，至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那份告密材料也转到了团市委，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团市委的反右斗争，与团市委常委离心离德（后来定为与“党”离心离德）。
团市委还有一个干部叫旷忠炽，领导反复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他老兄就是不敢。最后领导冒火了，警告他：你不提意见本身就是对党有意见，你必须交待。旷忠炽被逼得没法，关在屋里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了一条他认为最保险、最万无一失的意见——针对伙食团的炊事员。他说：伙食团卖红苕可以剥了皮卖，皮可以喂猪，也不算浪费。
没有划他右派，划的右倾，罪名是“对粮食政策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他被下放到北碚劳动，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了，因为没过多久就轮到我头上。
我的第二条罪状是“反对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5月，全国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四川省团员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三大”的代表，重庆共四人，廖伯康、于克书、刘文权、我。在会上，我感到“三大”发扬民主不够，例如，我们去时，收集了很多团员的意见，但根本没人听，小组会开了几天，连记录本都不发。我在四川省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大”缺乏民主，结束时，我引用鲁迅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无声的会议”。
我被划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
我是属于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以言定罪整人，我更反感；到我本人当了“反党分子”，我便彻底清醒了。
到长寿湖后，被分到捕鱼队，这是农场里最好最实惠的劳动单位。这得感谢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他是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下放下来当副场长，在团市委时我们俩是好朋友。他有心照顾我，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从小就是水中的好手。他说，那好，你到捕鱼队去。
我在长寿湖，一开始就没有心理负担，我心里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错了，共产党肯定错了，我谭显殷没错！我是团市委打的职务最高的右派，我告诉团市委这帮难兄难弟，如曹贞干、高志长、黎民苏、李甫杰等，咱们一定要抱成一团，决不要互相揭发，互相斗，谁要是去“汇报”，大家群体攻击他，孤立他。那时我已经看清了他们的整人术：老是挑动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让人们内部互相起哄，他坐收渔翁之利。我说，咱们要活得轻松，要少挨整，一定要团结，要想办法同他们斗，不要咱们自己内部斗。我们这帮人抱成一团，少吃了不少苦。
大饥荒那几年，我对难兄难弟们说：私人的东西咱们绝对不要动，公家的东西，能吃则吃，湖里的鱼，不能吃？我们劳动者不得食？饿死？休想！
那几年的故事就多了。
1961年的一天，我去赶场，突然有人扯我的裤腿，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她大约八九岁，脸像张白纸，一双眼睛又大又圆，里面全是哀求。“叔叔，求求你，带我走吧。”她的声音像一只小猫。我问她，“你妈妈呢？”“饿死了。”她说话有气无力。“爸爸呢？”“也死了。叔叔，我跟你走吧，我会洗衣服，我帮你洗衣服。”
我心里一酸，把她抱起来，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女儿，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收养她！喂她点小鱼她就能活下来。旁边一个右派说：老谭，放她走，我们哪个敢收留她呀。
我一下清醒了。
我把她放下来，掏出五角钱和二两粮票塞到她手里，对她说：“你到前面食店去吃碗面”。她一把抱住我的腿，抬起头，睁着像猫一样哀哀的眼睛望着我。
我转身逃亡一样地走了，她还在后面叫：“我会洗衣服，叔叔，不白吃饭……”我不敢回头，眼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对我剌激很大。
1960年，饿归饿，阶级斗争抓得紧。那一年春节前，上面宣布，长寿湖所有右派分子不准回家探亲。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分子”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眼巴巴就盼望那几天假。我打鱼时，捞到小参子鱼，总是细细剖了，晒在船篷上，晒干后春节带回家。每剖一条小鱼，都让人想起家，想起妻子儿女。听说不准探亲，右派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我望着那一包小干鱼，发呆。
捕鱼队队长金践之是摘帽右派，我的好朋友，他虽然没成家，但有个母亲，他挂念得很。春节一天天临近了，金践之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对其他右派说，有一些事必须要到狮子滩去，由他同我去办，两三天就回来。金践之是队长，有点权。
当天晚上，天黑之后，我同金践之各自挑一担年货溜到湖边，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船。从飞龙划到狮子滩，要整整6小时，我们俩憋足了劲，拼命划。天，黑沉沉的，静得很，只有桡橹吱吱呀呀的声音和哗哗的水声。划到狮子滩，已经是下半夜，我同金践之弃船登岸，挑起担子飞走。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有60多里路，我们必须在上午一早乘上到重庆的船。
那一阵好走！大约凌晨5点左右，我们俩实在吃不消了，爬上一个山坡，看见一堆谷草，倒下去就睡。金践之突然坐起来说：“不能睡，不能睡！东西遭偷了就惨了。”我顾不得了，呼呼入睡。金践之硬挺着，坚决不闭眼，一心一意守着年货。那年货我记得是几个老南瓜，十多斤红苕干，一包小干鱼，还有些包谷……
1962年下半年，我回到重庆，在南岸区海棠溪一个油毛毡棚子里卖菜。我回来时，身体好好的，精神也没垮，我带妻儿老小去照了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上，就我一个人最神气，完全不像是“释放”归来。当然，家里遭得很惨……
1958年我去长寿湖后，几年里家里死了三个人。那时，上面三个老的，下面三个小的，经济很紧张。1958年我父亲得病，无钱医治而死，1960年小女儿饿死，1962年我妈妈上吊自杀。我最难过的是我妈妈。
饥荒年家里不准烧火，只准吃集体食堂。食堂在江边，我家在半山腰，我妈是小脚，身体又差，不管刮风下雨，每顿饭都要下一大坡去打饭。饭只有二两，吃完饭爬坡回来，累不说，又饿了。
有一次我下班，正好看见她爬坡回来。她右手支一根竹竿，左手拿一个碗，目光呆滞，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和祥林嫂一模一样。
我妈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每天都要留一口粮食，哪怕一个小土豆给她的孙儿。她身体垮了，脱肛，直肠垂落在肛门外，每次都要用热毛巾捂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她觉得自己活着是个拖累，便萌生了死意。1962年7月28日下午，她吊死在木床挂蚊帐的横栏上。那个横栏很细，她吊上去竟然没断——只有五十多斤了，皮包骨。
我抱着她的身子大哭，她头一天说过她想吃一片扣肉——那是她在人世的最后愿望。
1967年，我又被抓回长寿湖，算是“二进宫”吧。那一天是2月22日，一帮人突然闯进家来，叫我马上收拾东西到长寿湖办学习班。凭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来者不善。一个月前，罗广斌也是突然被带走，没几天就传来消息：罗广斌畏罪跳楼自杀。我去参加了罗广斌的葬礼，他妻子胡蜀钦亲口告诉我，她绝不相信罗广斌是自杀，她了解罗。还有，罗死之前的一天还带信叫她送牙膏等生活用品。说不清了，这事至今都没有定论。
我预感到我很可能要步罗广斌的后尘，文革来势凶猛，打人、杀人、死人的事天天发生。要轮到我头上了？！
但是，我很镇静，我悄悄对妻子交待了三点：一、如果我死了，不要相信我是“畏罪自杀”，我绝不自杀。二、几个娃儿要抚养成人。三、我母亲要养老送终。
我强调第一点，就是为了避免像罗广斌那样死了说不清楚。
在解押去长寿湖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次为什么抓我？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被他们整死还是找机会逃跑？当然逃跑！怎么逃跑？
与我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叫陈孟汀的右派，他当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员，一个老革命，很有理论水平，也很顽强。到狮子滩时，我们俩趁解押人员不注意，悄悄约定，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死了，另一个要负责把情况告诉对方家庭。我俩还交换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各自的家庭地址，还特别注明：我不是畏罪自杀。
当天下午到了同心岛。一上岛，正遇上一群右派在打捞尸体——一个叫李思强的人在前几天的批斗会后跳了湖。我认识李思强，1956年他从团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市委宣传部，我接他的班，他是我的前任。看见他肿胀的尸体，我心里扑通一跳：我这次来要步他的后尘？
第一次审问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抓我了——为了罗广斌。
罗广斌写了《红岩》，算个名人，整死了有点不好说，于是想整一个“反党集团”出来，罗广斌属于这个反党集团，既然是坏人，那就死有余辜。
他们原定抓四个人，除我和老陈外，还有作协的李南力和孙静轩。李南力被抓后，半夜逃脱，当夜在储奇门江边躲了一夜，第二天过江往贵州方向逃得无影无踪；成都的孙静轩正同造反派打得火热，抓捕的人没敢下手，结果只把我和陈孟汀抓来。
他们要我写揭发罗广斌的材料，我写了一份交上去。审我的人一看，气势汹汹地说：“你这哪里是揭发材料，你还在为他涂脂抹粉”！我说：“审判员同志，你们是要我按照我了解的情况写呢，还是按你们的特殊需要写？如果是后者，我做不到。”
我特别强调了“特殊需要”几个字。
这一下惹得其中一个人跳起来，他一拍桌子，厉声说：“你口硬，谭显殷！我听说过你这个人，刁！但是你还不晓得我，你还没认清此时此地，我要整得你血红血白！你休想回去！”
这是暗指要我死在这儿！
这个人是长寿湖监管右派的主任。
斗我的大会，声势很凶猛，但没怎么打人，我只挨了几脚。这得托李思强的福，他的死让那帮人收了点手。
会上宣读揭发我的材料，是我一个右派朋友写的。他写道：1960年的一天，我和谭显殷夜里从狮子滩划船到三台，我在船尾，谭在船头，谭显殷望着夜空，面色凝重，意味深长地说：“天，快要亮了吧？”我说：”不会吧，还没听到鸡叫。”谭显殷恨恨地说：“大跃进以来鸡都死光了。”
下面一片喊打喊杀，我立马挨了几脚。
批斗会有一个特点，专门要点与被斗者相好的、关系亲密的朋友站起来揭发。我那帮难兄难弟一个也跑不脱。高志长被点起来揭发我，他憋了半天，揭发说：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到谭显殷家里去，他端出一盘黄豆招待我们，他说，对不起了弟兄们，只有点黄豆招待。谭显殷说这种话，分明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认为社会主义缺吃少穿……
第二天上坡劳动，高志长看见我，眨了一下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不起了，老伙计，没办法。
一连斗了我一个月，白天强迫劳动，晚上斗争会。那个监管干部放言：“谭显殷，你听清楚，落在我手里的人还没有不败下阵来的。”另一个“审判员”要温和些，他说：“你跳出来吧，揭发，你不是主要的。”他想分化我，我暗自好笑。他又说：“我还没见到像你这样顽固的人，居然一个都不揭发，还不认错。”我回答：“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们两个认识不一样。”斗陈孟汀，他也是个“老顽固”，绝不认罪。
其实岛上这些人斗，我挺得住，担心的是红卫兵进岛，这些杀红了眼的年轻人，无理可讲，我和老陈这点顽强和斗争经验，是秀才遇到兵。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天天冥思苦想逃跑的方法、路线，两个月过去了，无机可乘。
同心岛上有一个叫马鞍山的地方，我观察到，在马鞍山脚一个水沱里，晚上有时停有一条小船。我打上了那条船的主意，脑子里详详细细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我要往与重庆相反的方向逃，还得带上陈孟汀。陈年龄比较大了，又不会划船游泳。还有，他是在延安平平安安长大的，我是重庆地下斗争的出身，比他有办法。我如果一个人跑了，他肯定更受罪。
我悄悄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很担心，说到处是水，难度大，风险也大。我让他放心，说我自有办法。老陈同意了。
我暗暗做准备，先托曹贞干买来一对电池，又向詹光（重庆日报右派）借了一个电筒。连续好多天，我白天观察山势地形，记方位，半夜起来看，进行校对，晚上看了，白天又校对。有人看管我俩，但看得不紧，看管的人也是“分子”，其中一个就是金践之，我告诉他我要跑，金践之不动声色，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逃那天晚上，还斗了一场陈孟汀，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工棚已是半夜十二点。一点左右，我开始哼哼，声音由小到大：“肚子痛哟，唉哟，肚子痛哟。”我一边哼，一边看反应。没人理，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开斗争会，累得早进入梦乡。我轻轻下床，对着门栓冲了泡尿（免得它响），然后悄悄开门溜出去。我摸到老陈住的地方，按计划拉动从窗里伸出的一根细麻绳，然后伏在地上等。不一会儿，老陈夹着一个包袱，猫一样地溜出来。我们俩弯着腰，轻手轻脚往湖边走，没有月亮，但路熟，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船边。
上了船，才发现没有桡片！这一惊非同小可。老陈慌了，说，趁还没被发现，赶快溜回去。
我想了想说，不，你趴在船上别动，我去想办法。我返身往山坡上摸，打算找一根插四季豆的竹竿。我在茅草丛中钻，生怕遇到豺狗和蛇，为了逃命，顾不得了。
我找到一根竹竿，又拔了两根备用，然后返回船上。我在船尾一边划一边辨认方向，长寿湖到处是水湾水沱，稍不留意就要迷路。船走得太慢，我于是叫老陈趴在船头用盅子划。整整划了两个多小时，我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包括裤腰带。
我们在垫江县的地界弃船上岸，沿着一条小路往垫江的白家粮仓走。1959年我在捕鱼队时往那个方向走过一次，记得翻上坡有一棵黄桷树，过了八年，又是夜晚，我一路担心，怕走错路。
四下伸手不见五指，那把电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走一段我就关掉电筒，蹲下来借天空的背景看山形。还好，我找到了记忆中的黄桷树。从黄桷树到白家场有15里，走到白家场天还没亮，我们不敢停留，急匆匆又往严家场赶。我们两个的鞋子都走烂了，脚打起了泡，我们干脆把鞋扔了，赤脚走。走到严家场是早上八点钟，铺子开门了，我们各花两块五买了一双胶鞋，然后坐到馆子吃早饭。
我要了四两烧酒，炒了一大盘鳝鱼，还有两个蒸笼，一钵汤。嘿，那个鳝鱼才叫好，四角钱满满一大盘，店老板说，当地黄鳝8分钱一斤。
如此便宜的上等货，怎能不吃！
老陈十分着急，四下张望，生怕有人追上来，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贪杯！这个时候了还要品酒！快点吃，吃了走！走！”
我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我算好了，他们起床后发现不见人，还得找一下，八点钟出工还不见我们，才会断定我们逃了。汇报上去，再打电话到狮子滩，折腾下来至少半个多小时。还有，他们主要的拦截方向肯定是通往重庆的公路码头，不会想到我们反方向逃跑，我们有时间好好吃顿饭。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吃完饭，上路，这一走，又走了30多里，走到高峰场。一个饭店的招待员说，下午有一辆过路班车到垫江县城。
实在走不动了，两个多月的连续劳动和批斗，一夜的紧张奔命，把我们累垮了。
下午四点来了一辆客车，我们搭上车，天黑前到了垫江县城。
县城里一片喊打喊杀声，高音喇叭吼得震天响，火药味很浓。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两派正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打斗得难分难解。
我一看这阵势，心中暗喜，对老陈说，放心放心，今晚不会有事，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越安全。
我们找了一个不起眼的鸡毛店住下来。我带得有菜站的工作证，店主把我们当成重庆来的客人，热情迎到楼上住。
当天晚上，我还溜出去看了一眼垫江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第二天一早，乘车继续往北，到了梁平，住一晚又乘车到大竹，从大竹又到邻水，最后回到重庆。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让那些在狮子滩，在长寿码头，在朝天门追捕的人白忙一通。
我同老陈在市中区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随后，老陈逃往北京，我逃往成都，我在成都呆了大半年，确信没危险了才回到重庆。
1979年，市委组织部的人找我谈话，问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我说，四年鱼贩子，一年流浪汉，十六年菜贩子。他说，算不错嘛，活出来了嘛。我说：“是呀是呀，我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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