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我擔任了南岸區團區委書記、區黨委宣傳科長等職。在任時我同部下、少先部部長裴秀娟結了婚。1956年，我調到團市委擔任宣傳部長。
1957年反右，我是團市委常委，反右領導小組成員。隨著運動對人的批判和處理，我開始感到反感。說幾句話，提一條意見，怎麼就成了壞人？這不是明顯的以言定罪嗎？這不是明顯的對起碼民主的破壞嗎？
我這個人有極強的民主、自由、人權觀點。我非常愛國，一心渴盼祖國富強。我讀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讀到《新華日報》的文章。共產黨呼喊的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很讓我激動，我覺得自己應當為這一個目標奮鬥。那時，我認為國民黨搞一黨專政，政治腐敗，中國的希望在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共產黨身上。
反右整人，扼殺民主，堵塞言路，與當年共產黨大聲疾呼的東西背道而馳，與我冒著生命危險追求的東西背道而馳，它本能地引起我強烈反感！
我不同意劃康中清（市團校教研室負責人，1959年死於長壽湖）為右派，也不同意劃黎民蘇、陳忠篤為右派，認為他們只不過給領導提了一點意見，或者說了幾句俏皮話。我說，曹貞干談到外興安嶺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100多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領土，這是歷史事實，怎麼成了反蘇罪行？如此整人，會堵塞言路，以後誰還敢講真話？
我這個人關不住話，心裏想什麼就要直說出來。1957年8月，我對南岸區委宣傳科科長陳適情（他是我的好朋友）談了我對反右的看法，對以言定罪，以言整人的反感。陳適情在對其他人擺談時，談了我的觀點。有一個姓張的人把陳適情的話整理成材料告密，陳適情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鬥。陳是一個很單純很善良的青年，他經受不住，突然失蹤了。人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獨自站在區委下面長江邊的一塊礁石上，我估計他投了河，至今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那份告密材料也轉到了團市委，成了我的罪狀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團市委的反右鬥爭，與團市委常委離心離德（後來定為與「黨」離心離德）。
團市委還有一個幹部叫曠忠熾，領導反覆動員他給黨提意見，他老兄就是不敢。最後領導冒火了，警告他：你不提意見本身就是對黨有意見，你必須交待。曠忠熾被逼得沒法，關在屋裡想了一天一夜，終於想了一條他認為最保險、最萬無一失的意見——針對伙食團的炊事員。他說：伙食團賣紅苕可以剝了皮賣，皮可以餵豬，也不算浪費。
沒有劃他右派，劃的右傾，罪名是「對糧食政策不滿，惡毒攻擊黨的糧食政策」。他被下放到北碚勞動，後來的情況我不瞭解了，因為沒過多久就輪到我頭上。
我的第二條罪狀是「反對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7年5月，全國第三次團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是四川省團員代表大會選舉出席「三大」的代表，重慶共四人，廖伯康、於克書、劉文權、我。在會上，我感到「三大」發揚民主不夠，例如，我們去時，收集了很多團員的意見，但根本沒人聽，小組會開了幾天，連記錄本都不發。我在四川省代表團的小組會上發言，認為「三大」缺乏民主，結束時，我引用魯迅的一句話：這是一個「無聲的會議」。
我被劃為「反黨分子」，開除黨籍、撤職、降級、降薪，下放長壽湖勞動改造。
我是屬於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開始，我就覺得不對勁；以言定罪整人，我更反感；到我本人當了「反黨分子」，我便徹底清醒了。
到長壽湖後，被分到捕魚隊，這是農場裡最好最實惠的勞動單位。這得感謝羅廣斌（即小說《紅岩》的作者），他是團市委統戰部部長，下放下來當副場長，在團市委時我們倆是好朋友。他有心照顧我，問我會不會游泳，我說，我從小就是水中的好手。他說，那好，你到捕魚隊去。
我在長壽湖，一開始就沒有心理負擔，我心裏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錯了，共產黨肯定錯了，我譚顯殷沒錯！我是團市委打的職務最高的右派，我告訴團市委這幫難兄難弟，如曹貞干、高志長、黎民蘇、李甫傑等，咱們一定要抱成一團，決不要互相揭發，互相鬥，誰要是去「匯報」，大家群體攻擊他，孤立他。那時我已經看清了他們的整人術：老是挑動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讓人們內部互相起鬨，他坐收漁翁之利。我說，咱們要活得輕鬆，要少挨整，一定要團結，要想辦法同他們鬥，不要咱們自己內部鬥。我們這幫人抱成一團，少吃了不少苦。
大飢荒那幾年，我對難兄難弟們說：私人的東西咱們絕對不要動，公家的東西，能吃則吃，湖裡的魚，不能吃？我們勞動者不得食？餓死？休想！
那幾年的故事就多了。
1961年的一天，我去趕場，突然有人扯我的褲腿，我回頭一看，是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她大約八九歲，臉像張白紙，一雙眼睛又大又圓，裡面全是哀求。「叔叔，求求你，帶我走吧。」她的聲音像一隻小貓。我問她，「你媽媽呢？」「餓死了。」她說話有氣無力。「爸爸呢？」「也死了。叔叔，我跟你走吧，我會洗衣服，我幫你洗衣服。」
我心裏一酸，把她抱起來，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女兒，我產生了強烈的衝動，收養她！餵她點小魚她就能活下來。旁邊一個右派說：老譚，放她走，我們哪個敢收留她呀。
我一下清醒了。
我把她放下來，掏出五角錢和二兩糧票塞到她手裡，對她說：「你到前麵食店去吃碗麵」。她一把抱住我的腿，抬起頭，睜著像貓一樣哀哀的眼睛望著我。
我轉身逃亡一樣地走了，她還在後面叫：「我會洗衣服，叔叔，不白吃飯……」我不敢回頭，眼淚奪眶而出。
這件事對我剌激很大。
1960年，餓歸餓，階級鬥爭抓得緊。那一年春節前，上面宣布，長壽湖所有右派份子不准回家探親。這對我們是一個沈重打擊，「分子」們一年到頭累死累活，眼巴巴就盼望那幾天假。我打魚時，撈到小參子魚，總是細細剖了，晒在船篷上，曬乾後春節帶回家。每剖一條小魚，都讓人想起家，想起妻子兒女。聽說不准探親，右派們一個個垂頭喪氣，我望著那一包小乾魚，發呆。
捕魚隊隊長金踐之是摘帽右派，我的好朋友，他雖然沒成家，但有個母親，他掛念得很。春節一天天臨近了，金踐之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他對其他右派說，有一些事必須要到獅子灘去，由他同我去辦，兩三天就回來。金踐之是隊長，有點權。
當天晚上，天黑之後，我同金踐之各自挑一擔年貨溜到湖邊，上了早已準備好的船。從飛龍劃到獅子灘，要整整6小時，我們倆憋足了勁，拚命劃。天，黑沉沉的，靜得很，只有橈櫓吱吱呀呀的聲音和嘩嘩的水聲。劃到獅子灘，已經是下半夜，我同金踐之棄船登岸，挑起擔子飛走。從獅子灘到長壽縣江邊，有60多里路，我們必須在上午一早乘上到重慶的船。
那一陣好走！大約凌晨5點左右，我們倆實在吃不消了，爬上一個山坡，看見一堆谷草，倒下去就睡。金踐之突然坐起來說：「不能睡，不能睡！東西遭偷了就慘了。」我顧不得了，呼呼入睡。金踐之硬挺著，堅決不閉眼，一心一意守著年貨。那年貨我記得是幾個老南瓜，十多斤紅苕干，一包小乾魚，還有些包谷……
1962年下半年，我回到重慶，在南岸區海棠溪一個油毛氈棚子裡賣菜。我回來時，身體好好的，精神也沒垮，我帶妻兒老小去照了一張全家福。那張照片上，就我一個人最神氣，完全不像是「釋放」歸來。當然，家裡遭得很慘……
1958年我去長壽湖後，幾年裡家裡死了三個人。那時，上面三個老的，下面三個小的，經濟很緊張。1958年我父親得病，無錢醫治而死，1960年小女兒餓死，1962年我媽媽上吊自殺。我最難過的是我媽媽。
飢荒年家裡不准燒火，只准吃集體食堂。食堂在江邊，我家在半山腰，我媽是小腳，身體又差，不管颳風下雨，每頓飯都要下一大坡去打飯。飯只有二兩，吃完飯爬坡回來，累不說，又餓了。
有一次我下班，正好看見她爬坡回來。她右手支一根竹竿，左手拿一個碗，目光呆滯，我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媽媽和祥林嫂一模一樣。
我媽是個非常賢惠的女人，她每天都要留一口糧食，哪怕一個小土豆給她的孫兒。她身體垮了，脫肛，直腸垂落在肛門外，每次都要用熱毛巾摀住腸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她覺得自己活著是個拖累，便萌生了死意。1962年7月28日下午，她吊死在木床挂蚊帳的橫欄上。那個橫欄很細，她吊上去竟然沒斷——只有五十多斤了，皮包骨。
我抱著她的身子大哭，她頭一天說過她想吃一片扣肉——那是她在人世的最後願望。
1967年，我又被抓回長壽湖，算是「二進宮」吧。那一天是2月22日，一幫人突然闖進家來，叫我馬上收拾東西到長壽湖辦學習班。憑多年的經驗，我知道來者不善。一個月前，羅廣斌也是突然被帶走，沒幾天就傳來消息：羅廣斌畏罪跳樓自殺。我去參加了羅廣斌的葬禮，他妻子胡蜀欽親口告訴我，她絕不相信羅廣斌是自殺，她瞭解羅。還有，羅死之前的一天還帶信叫她送牙膏等生活用品。說不清了，這事至今都沒有定論。
我預感到我很可能要步羅廣斌的後塵，文革來勢凶猛，打人、殺人、死人的事天天發生。要輪到我頭上了？！
但是，我很鎮靜，我悄悄對妻子交待了三點：一、如果我死了，不要相信我是「畏罪自殺」，我絕不自殺。二、幾個娃兒要撫養成人。三、我母親要養老送終。
我強調第一點，就是為了避免像羅廣斌那樣死了說不清楚。
在解押去長壽湖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這次為什麼抓我？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被他們整死還是找機會逃跑？當然逃跑！怎麼逃跑？
與我同時被抓的還有一個叫陳孟汀的右派，他當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員，一個老革命，很有理論水平，也很頑強。到獅子灘時，我們倆趁解押人員不注意，悄悄約定，如果我們兩人中有一個死了，另一個要負責把情況告訴對方家庭。我倆還交換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各自的家庭地址，還特別註明：我不是畏罪自殺。
當天下午到了同心島。一上島，正遇上一群右派在打撈屍體——一個叫李思強的人在前幾天的批鬥會後跳了湖。我認識李思強，1956年他從團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調到市委宣傳部，我接他的班，他是我的前任。看見他腫脹的屍體，我心裏撲通一跳：我這次來要步他的後塵？
第一次審問下來我就明白為什麼抓我了——為了羅廣斌。
羅廣斌寫了《紅岩》，算個名人，整死了有點不好說，於是想整一個「反黨集團」出來，羅廣斌屬於這個反黨集團，既然是壞人，那就死有餘辜。
他們原定抓四個人，除我和老陳外，還有作協的李南力和孫靜軒。李南力被抓後，半夜逃脫，當夜在儲奇門江邊躲了一夜，第二天過江往貴州方向逃得無影無蹤；成都的孫靜軒正同造反派打得火熱，抓捕的人沒敢下手，結果只把我和陳孟汀抓來。
他們要我寫揭發羅廣斌的材料，我寫了一份交上去。審我的人一看，氣勢洶洶地說：「你這哪裡是揭發材料，你還在為他塗脂抹粉」！我說：「審判員同志，你們是要我按照我瞭解的情況寫呢，還是按你們的特殊需要寫？如果是後者，我做不到。」
我特別強調了「特殊需要」幾個字。
這一下惹得其中一個人跳起來，他一拍桌子，厲聲說：「你口硬，譚顯殷！我聽說過你這個人，刁！但是你還不曉得我，你還沒認清此時此地，我要整得你血紅血白！你休想回去！」
這是暗指要我死在這兒！
這個人是長壽湖監管右派的主任。
鬥我的大會，聲勢很凶猛，但沒怎麼打人，我只挨了幾腳。這得托李思強的福，他的死讓那幫人收了點手。
會上宣讀揭發我的材料，是我一個右派朋友寫的。他寫道：1960年的一天，我和譚顯殷夜裡從獅子灘划船到三臺，我在船尾，譚在船頭，譚顯殷望著夜空，面色凝重，意味深長地說：「天，快要亮了吧？」我說：」不會吧，還沒聽到雞叫。」譚顯殷恨恨地說：「大躍進以來雞都死光了。」
下面一片喊打喊殺，我立馬挨了幾腳。
批鬥會有一個特點，專門要點與被斗者相好的、關係親密的朋友站起來揭發。我那幫難兄難弟一個也跑不脫。高志長被點起來揭發我，他憋了半天，揭發說：有一次我和幾個人到譚顯殷家裡去，他端出一盤黃豆招待我們，他說，對不起了弟兄們，只有點黃豆招待。譚顯殷說這種話，分明是對社會主義不滿，認為社會主義缺吃少穿……
第二天上坡勞動，高志長看見我，眨了一下眼，點了點頭，微微一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對不起了，老夥計，沒辦法。
一連鬥了我一個月，白天強迫勞動，晚上鬥爭會。那個監管幹部放言：「譚顯殷，你聽清楚，落在我手裡的人還沒有不敗下陣來的。」另一個「審判員」要溫和些，他說：「你跳出來吧，揭發，你不是主要的。」他想分化我，我暗自好笑。他又說：「我還沒見到像你這樣頑固的人，居然一個都不揭發，還不認錯。」我回答：「什麼是錯，什麼是對，我們兩個認識不一樣。」斗陳孟汀，他也是個「老頑固」，絕不認罪。
其實島上這些人鬥，我挺得住，擔心的是紅衛兵進島，這些殺紅了眼的年輕人，無理可講，我和老陳這點頑強和鬥爭經驗，是秀才遇到兵。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天天冥思苦想逃跑的方法、路線，兩個月過去了，無機可乘。
同心島上有一個叫馬鞍山的地方，我觀察到，在馬鞍山腳一個水沱裡，晚上有時停有一條小船。我打上了那條船的主意，腦子裡詳詳細細制定了一個逃跑計畫。我要往與重慶相反的方向逃，還得帶上陳孟汀。陳年齡比較大了，又不會划船游泳。還有，他是在延安平平安安長大的，我是重慶地下鬥爭的出身，比他有辦法。我如果一個人跑了，他肯定更受罪。
我悄悄把我的想法告訴他，他很擔心，說到處是水，難度大，風險也大。我讓他放心，說我自有辦法。老陳同意了。
我暗暗做準備，先托曹貞干買來一對電池，又向詹光（重慶日報右派）借了一個電筒。連續好多天，我白天觀察山勢地形，記方位，半夜起來看，進行校對，晚上看了，白天又校對。有人看管我倆，但看得不緊，看管的人也是「分子」，其中一個就是金踐之，我告訴他我要跑，金踐之不動聲色，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逃那天晚上，還鬥了一場陳孟汀，批鬥會結束後，回到工棚已是半夜十二點。一點左右，我開始哼哼，聲音由小到大：「肚子痛喲，唉喲，肚子痛喲。」我一邊哼，一邊看反應。沒人理，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開鬥爭會，累得早進入夢鄉。我輕輕下床，對著門栓沖了泡尿（免得它響），然後悄悄開門溜出去。我摸到老陳住的地方，按計畫拉動從窗裡伸出的一根細麻繩，然後伏在地上等。不一會兒，老陳夾著一個包袱，貓一樣地溜出來。我們倆彎著腰，輕手輕腳往湖邊走，沒有月亮，但路熟，不一會兒，我們就到了船邊。
上了船，才發現沒有橈片！這一驚非同小可。老陳慌了，說，趁還沒被發現，趕快溜回去。
我想了想說，不，你趴在船上別動，我去想辦法。我返身往山坡上摸，打算找一根插四季豆的竹竿。我在茅草叢中鑽，生怕遇到豺狗和蛇，為了逃命，顧不得了。
我找到一根竹竿，又拔了兩根備用，然後返回船上。我在船尾一邊劃一邊辨認方向，長壽湖到處是水灣水沱，稍不留意就要迷路。船走得太慢，我於是叫老陳趴在船頭用盅子劃。整整劃了兩個多小時，我全身都被汗水打濕了，包括褲腰帶。
我們在墊江縣的地界棄船上岸，沿著一條小路往墊江的白家糧倉走。1959年我在捕魚隊時往那個方向走過一次，記得翻上坡有一棵黃桷樹，過了八年，又是夜晚，我一路擔心，怕走錯路。
四下伸手不見五指，那把電筒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走一段我就關掉電筒，蹲下來借天空的背景看山形。還好，我找到了記憶中的黃桷樹。從黃桷樹到白家場有15里，走到白家場天還沒亮，我們不敢停留，急匆匆又往嚴家場趕。我們兩個的鞋子都走爛了，腳打起了泡，我們乾脆把鞋扔了，赤腳走。走到嚴家場是早上八點鐘，鋪子開門了，我們各花兩塊五買了一雙膠鞋，然後坐到館子吃早飯。
我要了四兩燒酒，炒了一大盤鱔魚，還有兩個蒸籠，一缽湯。嘿，那個鱔魚才叫好，四角錢滿滿一大盤，店老闆說，當地黃鱔8分錢一斤。
如此便宜的上等貨，怎能不吃！
老陳十分著急，四下張望，生怕有人追上來，他氣急敗壞地對我說：「你這個人就是貪杯！這個時候了還要品酒！快點吃，吃了走！走！」
我胸有成竹地對他說，我算好了，他們起床後發現不見人，還得找一下，八點鐘出工還不見我們，才會斷定我們逃了。匯報上去，再打電話到獅子灘，折騰下來至少半個多小時。還有，他們主要的攔截方向肯定是通往重慶的公路碼頭，不會想到我們反方向逃跑，我們有時間好好吃頓飯。
事後證明，我的判斷都是正確的。
吃完飯，上路，這一走，又走了30多里，走到高峰場。一個飯店的招待員說，下午有一輛過路班車到墊江縣城。
實在走不動了，兩個多月的連續勞動和批鬥，一夜的緊張奔命，把我們累垮了。
下午四點來了一輛客車，我們搭上車，天黑前到了墊江縣城。
縣城裡一片喊打喊殺聲，高音喇叭吼得震天響，火藥味很濃。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兩派正在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打鬥得難分難解。
我一看這陣勢，心中暗喜，對老陳說，放心放心，今晚不會有事，他們打得越熱鬧我們越安全。
我們找了一個不起眼的雞毛店住下來。我帶得有菜站的工作證，店主把我們當成重慶來的客人，熱情迎到樓上住。
當天晚上，我還溜出去看了一眼墊江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
第二天一早，乘車繼續往北，到了梁平，住一晚又乘車到大竹，從大竹又到鄰水，最後回到重慶。
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讓那些在獅子灘，在長壽碼頭，在朝天門追捕的人白忙一通。
我同老陳在市中區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隨後，老陳逃往北京，我逃往成都，我在成都呆了大半年，確信沒危險了才回到重慶。
1979年，市委組織部的人找我談話，問我這些年怎麼過來的。我說，四年魚販子，一年流浪漢，十六年菜販子。他說，算不錯嘛，活出來了嘛。我說：「是呀是呀，我還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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