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投资银行的基因

前些日子，高盛一位副总裁一位叫雷格雷-史密斯的哥们儿离职了，在人员高度流动的投行圈里，这本是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

这次不一样的是这位史密斯兄弟不干也就罢了，还满腔义愤的写了一封辞职信，写了也就罢了，还把它给发表了，发表了也就罢了，还发表在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上，于是一下子成了全球围观的盛况。国内这边也没闲着。先有平安证券投行部大动荡，后有长江证券研发团队大规模离职，此起彼伏，目不暇接。

投行与客户、员工之间的恩恩怨怨，向来是业内永不消停的八卦。个中缘由，局内人局外人各有品读。史密斯在辞职信中抨击高盛的贪婪企业文化，认为高盛“道德沦落”、“无视客户利益”，因而决定辞职。高盛露出狞挣面目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事实上，据《财富》网站报道，有个叫“逃离这个城市”网站近期对注册的5万5千名会员数据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份雇员们最想离职的投资银行的结论，其中高盛排名高居第二，排名第一的是次贷危机后风光无限的摩根大通，高盛的老对手摩根斯坦利排名第三。而国内券商，客户抱怨、股民谩骂、员工不满更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背后原因，甚至还远远不足以抬高到文化、道德的层面，借某券商一位离职人士接受采访时话说：他们太不以人为本，他们有一个著名的价值观：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曾几何时，高盛是华尔街，乃至美国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传说中的高盛，是一个一贯坚持诚信为本，视荣誉为生命，宁可放弃高额利润也不参与恶意收购，坚持以客户、员工利益为核心导向的标杆公司。一本《高盛文化》，多少年来一直是投行人士入门的必读书之一。

国内券商，也动辄以打造中国的高盛，建设国际一流投行为己任，一副重任在肩、使命远大的样子。可这些衣着光鲜、拿着高薪的高端人士，总是让人不省心，不是造假，就是作恶，三天两头没个消停。是人们太善良，轻易地上了资本家的当，还是华尔街、高盛、投行里面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他们一再辜负了社会的期待？

前些年，一位也曾经在高盛就职过的投资银行从业人员乔纳森•尼，写了一本叫《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华尔街10年变迁内幕》书，更详细的描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拼取”项目、炮制“建议书”、杜撰估值模型、推销并购理由，更深刻的揭示了投资银行内部的结构、文化，更痛心疾首的指出以温伯格为代表的投行的传统价值——专业、诚信、长期化的客户关系，已被巨大的短期利益侵蚀殆尽，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在内的投资银行的文化和行为早已严重异化和变质。

至于我们的券商，追溯到娘胎里，也就20来年历史。20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狂飙突进，潮起潮落，见过枭雄，也有过英雄。可有谁见过摩根，有谁见过温伯格，有那个券商20年来从未缺席，有哪个客户20年来始终与券商同在，有几个券商能说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有几个券商敢说已形成自己的传统价值？

管理学上有个名词，叫飞轮效应。说的是为了使静止的飞轮转动起来，一开始你必须费很大的力气，一圈一圈反复推，每推动一圈都很费力，但是每一圈的努力都不会白费，飞轮终将会转动，而且会转动得越来越快。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飞轮的重力和冲力会成为推动力的一部分，这时，你无需再费更大的力气，只要轻轻一推，甚至不再用力，飞轮自会快速转动，而且不停地转动。

与飞轮效应相反的，是死亡循环。一旦方向错误，或者战略本身没有可信度，参与者没有建立足够的信心，则飞轮不但转动不起来，还有可能将企业带向死亡。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决定它未来发展趋势、发展前景的，是它的基因。基因错位，再风光的历史也变不出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有基因恰当，才可能孕育出健康健全的体魄。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具体而言，对券商、投行来说，就是为实业服务，为企业服务，为客户服务。如何为企业服务，以客户为本，让客户满意，说得轻巧，做来不易。

有哪个投行能把客户导向，客户满意的目标落实到公司价值观、利益导向、行为准则里去？有哪个投行能够把自身的企业文化摆正，让真正有才华的人发自心内地认同其价值观，有足够的理由为它工作，并让那些除了赚钱别无所求的人这家公司无法立足？有哪个投行能够让客户对这家公司的信任一直坚定下去？有哪个投行能在客户满意、员工满意和自身盈利之间、中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真要打造中国的高盛，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去华尔街去拷贝高盛、摩根斯坦利，多半是东施效颦，甚至是南辕北辙。只有回归投行本质，依托中国本土，坚持客户为本，才有可能奋起直追，甚至弯道超车。路漫漫其修远兮，不敢奢望一朝实现，只能点滴积累，积跬步以成千里。

熙熙攘攘，只为利来利往。在现行投行的框架下讲长期积累、讲踏踏实实为客户服务似乎不合时宜。可是如果我们对未来还依然残存着些许美好、善良的期待，这样的期许以及由此而来的点滴行动，或许多少还有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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