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在中国是个禁区，人们闻“政治”色变，尽管“政治学习”不停，“突出政治”不断，但“讲政治”却只是中共的专利。民众如果谈论“政治”就会被认为是有政治企图，或是图谋不轨。“搞政治”这个大棒一直是中共镇压异己的武器。尽管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但在中国的大学里没有“中国政治”这门课程，在中国也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
【主持人】两千零九年五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的‘透视中国政治’一书，打破了国人谈论政治的禁忌，把中国政治从中共设置的“暗箱”中曝光出来，也为人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政治真实状况的窗口。
‘透视中国政治’一书一经出版，就被中共当局列为禁书，许多大陆朋友冒险上网求购。为帮助大家了解‘透视中国政治’这本书的内容以及中国政治的真实状况，我们采访了这本书的两位主编程晓农和吴国光先生，今天我们首先请程晓农先生和大家谈谈禁书‘透视中国政治’。
【旁白】程晓农，祖籍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在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和副研究员。
自一九八九年起作为访问学者，程晓农先后赴德国经济研究所哥、廷根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研究，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三年，程晓农任美国社会科学学术季刊‘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记者】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透视中国政治’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程晓农】‘透视中国政治’是一本文集，它是搜集了我在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期间，在‘当代中国研究’这本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它们基本上都是实际地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现状，指出它们的特点和问题的。所以这些文章论层次来讲，比普及型的文章要深一些。但是，它们仍然不是一种纯学术讨论。它们是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或者说是一种管道。
【记者】您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程晓农】这本书其实是添补了一个空白，它是第一本让中国大陆读者读到的，由国内作者写的介绍中国政治制度的书。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政治当中，但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中国政治是什么样的，没有一本书系统地分析过这些东西。中国大陆的人看不到多少介绍中国政治的中文的出版物，而且中共政府不让大家把海外出版的有关中国政治的外文书籍翻译在中国出版。所以换句话讲中国人没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大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真话真相介绍给大家。
第二，介绍这个真相最好的介绍者不是海外的人，而是国内的人。这是因为，只有生活在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内的人，他对这个体制本身才有更加贴切、更加准确、更加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海外的学者在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或书，但是他们的毛病在于他们并没有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他偶然去中国转一圈就回来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或者是“雾里看花”，或者是“隔靴搔痒”式的分析，因此让国内人看着总是感觉有些不那么到位。
其实，在中国国内没有机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因为中国的刊物、报纸都是党的“喉舌”，你要真写出了真话来，那个“喉舌”是不登的。好在当年我编的‘当代中国研究’这个刊物是在海外出版的，所以我们能够发表这些国内作者关于中国政治方面的分析文章。等于说“内部人”对中国的深刻地观察，通过一个在海外出版的媒体发表出来，现在我们再把它介绍回给中国国内的读者，让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出口再转内销”的形式，了解到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这本书是由我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教授吴国光先生共同编的。我们俩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们都在中国的政府系统里工作过，也可以讲就在中国那个政治体制里头工作过。吴国光先生最早是在‘人民日报’的评论部的，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评论员，所以他对‘人民日报’这个“喉舌”是怎么运作的有深刻地了解然。后来他又在这个鲍彤任主任的中共十三大以后建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所以他对中国应该做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以及中国政治体制存在什么毛病和弊端也有很深刻地了解。
那么我本人呢，从一九八五年的七月到八六年的七月，我就直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研究室工作，按宪法讲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那里我也确实经常见到很多所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在那里也能直接地通过这个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本身的运作，了解到到底“中国政治”的真相是什么。以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们的观察，我们比较能够判断，作者们有关中国政治的分析，哪些分析比较到位，那些分析比较深刻，哪些分析有不到之处，这样我们选择出来的文章至少会比较贴近国内读者的需要。
【记者】从‘透视中国政治’这个书名，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政治，另一个就是中国政治，能不能首先请您说一下您认为什么是政治？
【程晓农】孙中山讲过“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那也可以说“政治”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西方，包括香港、台湾都是有非常准确、统一的这么一个认识的，那就是政治实际上它指的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比方讲国会、政府、政党、选民和司法等等这些方面的基本制度。它主要介绍的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他有什么样的政治权利；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怎么产生的;政府、国会产生以后他们之间是如何运作的；政府对选民应该如何负责；国会对选民应该如何负责；国会和选民之间如何制衡；司法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这些关于政治的基本概念在香港、台湾、亚洲其它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那是一个从中学生开始经常接触到的词。他们不觉的有什么生疏，但这些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是相当陌生的，因为中国人从幼儿园到大学，天天要接触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中国人其实不懂中国政治，原因就是中国这个制度本身排斥中国的政治，不许大家谈这个问题，换句话讲政治在中国是个禁区。
【记者】那为什么政治在中国是个禁区呢？
【程晓农】这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区别问题。在民主制度国家里政治是透明的，我们以一个县委为例看。比如，如何选举一个县的县长，或者是一个镇的镇长，那是必须向这个镇的全部选民公开的，然后大家来投票。这个镇长的候选人要向大家报告他要怎么样为镇民服务，他的各种纲领和各种计画是什么。那么大家满意他的计画，相信他的能力，大家就投票选他。那么任期是几年，如果你做的不好，选民觉的这个人不合格，他们下次就把他选掉，换一个他们认为相对满意的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选举，被选举，还有选举完了以后选民怎么监督，这都是有一套固定的程序的。
同样的在美国也都是有这样一套程序的。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叫作C-SPAN，它基本上就是国会开会，它就固定在那里实况转播国会开会的任何内容。目的就是让选民知道你关心的和你选举出来的议员在国会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对哪个法案是怎么投票的？你满不满意他投的票，如果不满意你可以打电话到他的代表处跟他的助理讲说：我不同意这个议员这样投票，如果你要再这样投我们就下次不选你了。或者说：我们支持你这样做。当然不同观点的选民会同时找这个议员。州长、总统都是一样，就是他们要对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是选民选出来的，有任期，而且选举有一套规则，是公开的。
但是同样的这套东西，在专制国家就不一样了。专制国家所有的政治都是黑箱，比如，一个市长是怎么任命的，其实这个市的市民是不知道的，它是任命完了以后才宣布的。同样地，国家主席是如何产生的，那也是黑箱作业的，它是绝不让选民知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写着：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如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的是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那么中央政治局呢？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归他领导呢？还是在他上面领导他？如果是归他领导，那么到底是党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党的政治局党的中央？像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是不许讨论的，甚至连问都不能问的。
原因就在于在这个专制国家里，他的政治是有两面的。一面，是用来对老百姓作宣传作洗脑教育的。比方我刚才说到的，宪法里写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是对老百姓作宣传用的。真实的含意是中央政治局是领导这个最高权力机关的，换句话讲在宪法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机关，那个是宪法不写的。由于政治在中国是个黑箱，不许讨论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对它是惟恐避之不及。
我举一个例子，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人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叫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话听起来是说好像学数理化最好，但背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大家对政治是有恐惧，惟恐沾着它。所以在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作“搞政治”，一听到讲“搞政治”很多人把它理解成跟“搞阴谋”差不多。问题是中国的政治还真的跟阴谋有点像，就是它有不透明，好多黑箱作业。它有明的一面，暗的一面；阳的一面，阴的一面。
正因为它这么复杂，又这么不透明，再加上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的人都得上政治思想教育课，而这个政治思想教育课教育的内容，就是不许对中国政治提问题，你们只能按照党规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材背那些教条。所以在这个状态下绝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是不懂政治，第二是不敢了解政治，第三是不敢问政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必要编这样一本书的原因。
【记者】您曾经说过在中国没有中国政治这门学问这个是指什么？是指在中国的大学里没有这门课呢？还是指他教授的东西，并不是政治的内容？
【程晓农】首先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大学没有政治系，不开设政治学这个专业和这个系科。一九七八年以后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陆陆续续各个大学增加了政治系。我们拿我熟悉的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做对比。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系是分四个专业：政治思想史、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比较政治讲的是其它国家的政治；国际关系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政治就是讲美国本身的政治；政治思想史讲的是思想史方面的理论和观点。
那么中国，我们以北京大学为例，他们有政治思想史，有国际关系，有类似于比较政治的国别研究，但是北京大学唯独没有所谓的“中国政治”。换句话讲，所有的中国大学的政治系全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中国政治”这个专业。第一，不设置这个专业。第二，不开这个课。所以吴国光教授在他写的这本书的“前言”里他说，很有趣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政治系都教本国政治。在美国大学里这是你的必修课。美国大学生不管你将来主修理科，还是文科，学校里要求你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这几门课里，总得选几门上，作为基本要求。其中大部份人会选美国政治，因为这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因此，英国大学有英国政治；加拿大学有加拿大政治；日本大学有日本政治。
但是中国有外国政治，没中国政治，就好像中国没政治。但是吴国光教授也提到了中国有另一个词儿叫“政治学习”。在中国是个单位就有“政治学习”，现在少一点了但也还没完全绝，还仍然存在。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有“政治学习”，没政治学，没有中国政治这门研究？其实用句通俗的话讲，其实满简单的。就是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太黑，共产党不敢让大家去讨论、分析，所以干脆咱们不教了，也不开这门课了，你们假装就没这事儿了。这样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尽管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钟都被中国政治拴着拴得紧紧的，但全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中国政治”。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能说。换句话讲是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把“中国政治”变成黑箱了，也变得肮脏了。他把本来可以透明公开的政治，变成了一个只能在地下，偷偷地、悄悄地谈的事，因此愈来愈多的人在政治上处于一种糊涂状态。
我举个例子，“权力”，英文叫Power，“权利”，英文叫Rights，这两个词的英文里意思非常清楚。但是很多中国人根本就分不清楚。连‘人民日报’在几年前都分不清楚。原因就是中国人没这个概念。
中国人只知道“权力”，Power这个词。谁当官谁有权，这个大家知道。但是谁当老百姓，谁有自己的“权利”就是Rights，有吗？根本没有。老百姓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顺民，一个小民，中国后来流行词叫“屁民”。那个深圳那个调戏幼童的姓林的官员说：你们老百姓算什么呀，你们算个屁，我们想要你们怎么样，你们就得怎么样。这就是“中国政治”不能让老百姓触摸，不能让老百姓了解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一旦让他们了解了“中国政治”是什么，这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他们了解了，他们就会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共产党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为了维持他的专制统治，他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国政治这些必要的教育和研究全部扼杀掉。
【记者】共产党经常会把政治作为挥舞的棒子，如果他想镇压谁，就用“谈政治”来抹黑谁，比如他就说法轮功“搞政治”，使很多民众因此对法轮功产生反感，您对这一点是怎么看的呢？
【程晓农】政治不是谁的专利，政治是每个老百姓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但有中国人其实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自由，更谈不上出版自由。中国的宪法里写这些话，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尊重它，而是因为所有国家宪法都这么写，他不敢不写，但是他不想那么做。我们想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宪法里写了，老百姓不能做，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如果说法轮功“搞政治”他们只不过是在争取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那本来就应该还给他们的，剥夺者才是错的。大家可以每天看到无数的例子，比如互联网现在被封得多厉害，手机要实行“实名制”，博客不断地被要求“自律”或者是被封杀，这都一再表明中国其实没有这些自由。
那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能有这些宪法规定的自由？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有这些自由，有了这些自由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会发生什么的变化？这里就涉及到了，你懂了“中国政治”，才谈的上政治改革。
那么中共政府之所以不让大家问政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抹黑政治，他的目的就是恐吓大家，你们别问，政治跟你们没关，你小心着点，你要想这个事本身就是麻烦，小心脑袋，至少小心饭碗。面对这种威胁，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就认为，最好不要碰它别政治，千万别“搞政治”。在他们看来“搞政治”就是搞阴谋，讲的难听点“搞政治”就是你有政治野心。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包括示威游行的自由，中国人还是公民吗？如果不是公民，那你只是奴隶，你的生活状况还能有保障吗？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很多中国人在谈到维权的时候。是个他们绕不开的问题。
很多人中国人知道说当我的权利直接被侵害了，我的地被占了，我的房子被拆了，我要维权了。但你想没想过，如果你连基本的政治权利都没有，你上访被堵在家门口，你上网去发条消息把你扣起来，或者是你用手机发条短信马上就上门来追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维权都维不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中国人连像个人那样地活着都做不到。
所谓“专制体制”指的就是专制者拢断一切权力，也就是老百姓的权利（Right）被剥夺的一干二净。那么如果谁在这个专制社会里头觉得我们不愿意被剥夺，我们也想讨论讨论我们该有的权利。那些写在那宪法里头的权利，你们凭什么把它剥夺了。在共产党看来这就是对他的挑战，但他不能够明着说我这就要专制，他还得挂另外一个招牌，什么什么“人民民主”啊，什么代表“无产阶级”啊，什么“三个代表”之类的等等。其实真实的含意是政治是我们当官的事，是我们怎么统治你们老百姓，你们反过来用政治来挑战政府、挑战政权、挑战当官的。因此，我们就是不能够掉到共产党讲的那个“讲政治”、“搞政治”的这个框框里去。
【记者】但是现在老百姓好像也是有些“误区”，如果你维权就会认为你是“搞政治”，并会对你有根大的成见，或者是觉得是你是“大逆不道”，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程晓农】在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首先你要做“顺民”，做“顺民”就不能问政治，不能想政治，所以很多家长经常会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子女：不要去关心政治，政治是“上面”的事情，那里面复杂着哪，“黑”着哪，咱们老百姓管不了那事，别问，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有口饭吃就行了。这个想法的产生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的产物。中国政治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变成这样。
只有这样共产党的这种黑箱政治，这种把老百姓的政治权利完全剥夺的政治制度，才能够维系下去。
那么反过来，如果老百姓觉得这种状况很正常，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就是不该过问政治，政治就是“上面”的事，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不要政治权利，我们不集会，我们不游行，我们也不要言论自由，我们也可以不用互联网，我们有口饭吃就行了，我们就是要当“顺民”。如果抱着这种思维，那么中国老百姓的未来的前景，只会越来越糟糕。老百姓越是放弃政治权利，越是对自己的权利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那么他越容易被政府官员侵犯，侵犯的结果是他们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中国老百姓现在也有进步的一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政治，关心政治。过去这五年、七年中国的“群体事件”不断地爆发，老百姓的维权运动越来越多，很多人开始运用基本政治权利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从总体上来讲，中国还是一个害怕谈政治的社会。
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其实就是把专制者拢断在手里的政治权力，这个力是力量的“力”，变成每个老百姓都拥有的政治权利，这个““利”指的是利益的“利”。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个转型。中国现在很多人在谈政治改革，其实中国真正需要的就是怎么样让宪法规定的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权利，落实到每个人手上，让每个人都能有自由地行使他的政治权利。
【主持人】《透视中国政治》全书共收集了20篇文章，其内容涵盖国家与社会，政治制度及其运作，以及人权与民主转型三个方面。其中政治制度及其运作部分，共收录了12篇文章，超过了全书篇幅的一半。我们单单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感受到当今中国政治正在跳动的脉搏。
尽管‘透视中国政治’一书收录的都是学术文章，但作者们一扫学术文章生涩难懂，高深莫测的诟病，他们清清楚楚地讲概念，朴朴实实地说事实，使得这本书概念清晰，内容生动。无疑，它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真实社会政治状况的难得的读物。
【记者】您认为这本书里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请您重点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程晓农】我举几个例子。我自己曾经在全国人大常委工作过，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我当年所直接观察到这个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模式，以及它的特征，因此，我们搜集了几位作者是谈这个问题的文章。他们分析得相当深刻。比方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它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和国务院是什么关系？和中共中央是什么关系？到底谁听谁的？谁照谁的指示办事？
重庆市委党校的一位教授叫喻忠。他的文章非常生动地分析和介绍了在中国官场上的人是怎么样升官的。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行贿，但是行贿的规则是什么？怎么样行贿，你才能够升官？他介绍了一个乡长想要从穷乡调到富乡去，或者想升到县政府的一个部门当官，他是怎么样行贿的。比如，他首先要通过门路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当然组部长是不能和他在办公室里收钱的，也不能在家里收钱。两个人要装做不认识地在街上碰头。然后呐，钱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包装里头。双方见面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委托和交代，彼此心照不宣，我把你的包从你的手里接到我的手里，我们俩个分手吧。包里钱的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他能不能调到他最想去的地方当官。如果县政府不性，调好一点的乡是不是可能？喻忠这篇文章就很有趣地介绍了官场的“潜规则”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像这样的文章，他并没有太多很尖锐的批判，但是他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到，在政府台面上的官冕堂皇的话里头，和这个媒体上光冕堂皇的宣传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真实的“潜规则”在运作着，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也正是那样子运作的。
另外，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中，民主党派和政协是花瓶，但是为什么叫被叫做花瓶？这个花瓶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成为花瓶的，又是如何做花瓶的？江苏省市科院的应克复先生的文章就分析了民主党和政协的运作过程。
我再举两个例子。开会，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没有人没开过会的。尽管这些规定不写到纸面上，但开会时谁坐哪个位置，事先是有很严格地规定。你可以根据谁在主席台的位置，确定将来谁是要升迁的，谁是要下台或降职的。这些事情大家天天生活在其中，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因此很少有人去思考开会作为一个仪式，在中国它到底有多重要？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有会场里主席台上的人和会场里面那些听会的人之间是应该如何互动？比方讲当领导讲到什么话的时候，底下人必须鼓掌，要鼓多久？如果大家都鼓掌。你不鼓会发生什么？
浙江财经学院刘光宁教授的文章很透彻地分析了“开会”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它起什么作用？它在中国政治中重要的性。它是中国政治中一个因素，一个环节。“开会”这种仪式，把这个上、下；领导、被领导；服从和下指令的这种关系给固定化和模式化了。中国人在这种模式中成长起来以后，很容易在政治上成为“顺民”。
同样地我们还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位作者专门介绍了军队的所谓“社会化”。“社会化”，这个词在社会学里指的是，一个人从他的青少年到他二十几岁成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观念的形成。在他看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过程在各个社会都会发生，在中国，在共产党专制统治下，军队的成员，特别是士兵，他们是如何在军队里头被通过洗脑，通过政治上的这个各种纪律和仪式的束缚，把他们慢慢慢慢地引导到成，为共产党的利益，而不惜与人民对立的那么一个状态。看过这个文章以后，你就会知道解军队的成员特别是士兵如何被洗脑的；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中国会发生“六四”；为什么“六四”时中国的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枪来，对着老百姓开枪。很多人只能从直觉想人民子弟兵不可能对老百姓开枪，但是如果他们看这篇文章，你就能了解到军队里面的洗脑教育，它本身的目标就是要达做到这一目的的。
再举一个例子，加州一所大学的徐贲教授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国家罪错”，它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共产党犯了明显的罪错，难道不应该追究它的责任吗？文章把这些问题摆在了桌面上。
在中国中共营造的政治话语里，“国家”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至高无上的含意。其实，古代汉语里讲“朕”即国家。那时候的国家指的就是国家机器。在皇帝的眼中治理国家的这个国家机器，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皇帝也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宣称中国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而不只是为皇上服务。但是实际上共产党使用的国家这个概念，仍然是皇帝的概念。
他高高在上，超越人民，不是代表人民，或者是骑在人民脖子上，是驾驭人民的。所以我们在中国经常听到一个最常见的词叫“党和国家”。
在中国“党和国家”是不可挑战的，不可质问的，他是不会做错事的，做了错事，是不可以被质问的。所以在这个含意下共产党经常动不动的就提出，“党和国家”要求大家如何如何。这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就会很自然地说“党和国家”要求我们。。。，这是不能够违背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总要听“党和国家”的话。
按照共产党的概念，“党”是不可挑战的，“国家”是不可挑战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即便他犯了重大的罪错，你也不能追究他，因为他至高无上的。邓小平讲“要向前看，别往后看”。他认为过去事就不争论了，他做错了就错了，你们被迫害致死的人活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众是不敢提党和国家有罪的。其实，共产党正是在通过他的专制教育，灌输给民众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国家不错”，这和古时说“皇上无错”是一样的。
实际上，没有那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不犯错的，不犯大错的。斯大林的国家制造了大清洗、大屠杀。中国的共产党的制造了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三千多万人饿死。他们还制造了文革，以及来九十年代的全面迫害法轮功。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的重大的过错。
那么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国家做错了，难道不追究吗？塞尔维亚的前总统米洛史维奇最后被国际法庭判决为种族灭绝罪，追究了他的责任。尽管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掩护红色高棉，但是他的领导人照样受到最后的审判。它说明了个道理，那就是一个政府，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机器是完全可能做出这个迫害人民，屠杀人民的重大罪错的。如果你犯了这样的罪错，追究他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可能你在他当政的时候，没办法被追究，但绝不等于说历史就会容忍宽容他们的罪错，历史总有一天是要算这个帐的。
目前，在中国想要说党和国家有罪、有错这件事本身就是大罪，党和国家是不许批评的。也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共产党特别害怕“国家罪错”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收了这样的文章，我相信读过的人会有很多思考。其实，我们正是希望读者们能够通过读这些文章，有自己的思考，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就感到很欣慰了。
【记者】您觉得让中国百姓了解政治的真正含义，有怎样的意义呢？
【程晓农】从一九四九年到至今，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了解中国政治和百姓的政治权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政治之中。比方讲，很多人现在“翻墙”，“翻墙”的行动本身就是对中国政治的挑战。还有很多人去“维权”，很多人在家里议论政府官员，批评政府官员，这些行为就是对现在政治的挑战。
但是我的感觉是大家目前处在一种“半盲目状态”。所谓“半盲目状态”就是说，他知道政府做的不对，知道这个体制有大问题，但他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不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问题？还有这个问题怎么样能解决或改变。
中国的现实政治每天都在变，比方讲，现在中国到处讲“维稳”，共产党为什么为什么会觉得“不稳”？他怕什么？这就是每个人在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政治问题，那就是谁造成共产党的“不稳”？是他自己？还是老百姓？
还有共产党“维稳”能维下去吗？最后结果是什么？共产党能够逃离政治改革吗？中国能不能够永远专制，专制万岁？如果永远专制，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像这些问题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思考，这也是中国社会真正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在这方面给大家提供加深认识和思考的资料和方法。
【主持人】中国历来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无论是权倾一时的总书记，还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每一个中国人都被中国政治所影响、所左右。即使您生活在海外，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也都会与你的生活前景有所关联。由于长久以来人们对政治的恐惧，许多人对政治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不学习、不探讨的“鸵鸟策略”。有这样一说法：中国是一个最讲政治的国家，但是中国人是最不懂“政治”的群体。
《透视中国政治》的主编之一吴国光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增加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认识中国政治实质，了解政治与权力、权力与民众的关系，是我们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克服政治恐惧心里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了解、追问、探讨和剖析中国政治，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与我们分享他对中国政治的思考与研究，请您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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