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在中國是個禁區，人們聞「政治」色變，儘管「政治學習」不停，「突出政治」不斷，但「講政治」卻只是中共的專利。民眾如果談論「政治」就會被認為是有政治企圖，或是圖謀不軌。「搞政治」這個大棒一直是中共鎮壓異己的武器。儘管中國是個政治大國，但在中國的大學裡沒有「中國政治」這門課程，在中國也沒有「中國政治研究」這門學問。
【主持人】兩千零九年五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的‘透視中國政治’一書，打破了國人談論政治的禁忌，把中國政治從中共設置的「暗箱」中曝光出來，也為人們開啟了一扇瞭解中國政治真實狀況的窗口。
‘透視中國政治’一書一經出版，就被中共當局列為禁書，許多大陸朋友冒險上網求購。為幫助大家瞭解‘透視中國政治’這本書的內容以及中國政治的真實狀況，我們採訪了這本書的兩位主編程曉農和吳國光先生，今天我們首先請程曉農先生和大家談談禁書‘透視中國政治’。
【旁白】程曉農，祖籍南京。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曾在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和副研究員。
自一九八九年起作為訪問學者，程曉農先後赴德國經濟研究所哥、廷根大學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研究，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三年，程曉農任美國社會科學學術季刊‘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記者】能不能請您先介紹一下‘透視中國政治’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程曉農】‘透視中國政治’是一本文集，它是蒐集了我在任‘當代中國研究’主編期間，在‘當代中國研究’這本學術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這些文章不是純粹的理論探討，它們基本上都是實際地分析中國政治制度的現狀，指出它們的特點和問題的。所以這些文章論層次來講，比普及型的文章要深一些。但是，它們仍然不是一種純學術討論。它們是幫助讀者瞭解中國政治的一個窗口，或者說是一種管道。
【記者】您覺得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
【程曉農】這本書其實是添補了一個空白，它是第一本讓中國大陸讀者讀到的，由國內作者寫的介紹中國政治制度的書。從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中國政治當中，但沒有一個中國人知道中國政治是什麼樣的，沒有一本書系統地分析過這些東西。中國大陸的人看不到多少介紹中國政治的中文的出版物，而且中共政府不讓大家把海外出版的有關中國政治的外文書籍翻譯在中國出版。所以換句話講中國人沒有機會瞭解自己的生活的這個大的政治制度是什麼樣的所以我們想把這個真話真相介紹給大家。
第二，介紹這個真相最好的介紹者不是海外的人，而是國內的人。這是因為，只有生活在中國這個政治體制內的人，他對這個體制本身才有更加貼切、更加準確、更加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海外的學者在發表關於中國政治的文章或書，但是他們的毛病在於他們並沒有在那個環境裡生活過，他偶然去中國轉一圈就回來了，他們對中國的瞭解或者是「霧裡看花」，或者是「隔靴搔痒」式的分析，因此讓國內人看著總是感覺有些不那麼到位。
其實，在中國國內沒有機會發表這樣的文章，因為中國的刊物、報紙都是黨的「喉舌」，你要真寫出了真話來，那個「喉舌」是不登的。好在當年我編的‘當代中國研究’這個刊物是在海外出版的，所以我們能夠發表這些國內作者關於中國政治方面的分析文章。等於說「內部人」對中國的深刻地觀察，通過一個在海外出版的媒體發表出來，現在我們再把它介紹回給中國國內的讀者，讓他們通過這樣一個「出口再轉內銷」的形式，瞭解到自己周圍發生的事情，到底都是怎麼回事。
這本書是由我和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教授吳國光先生共同編的。我們倆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我們都在中國的政府系統裡工作過，也可以講就在中國那個政治體制裡頭工作過。吳國光先生最早是在‘人民日報’的評論部的，是‘人民日報’評論部的評論員，所以他對‘人民日報’這個「喉舌」是怎麼運作的有深刻地瞭解然。後來他又在這個鮑彤任主任的中共十三大以後建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工作過，所以他對中國應該做什麼樣的政治改革，以及中國政治體制存在什麼毛病和弊端也有很深刻地瞭解。
那麼我本人呢，從一九八五年的七月到八六年的七月，我就直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研究室工作，按憲法講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在那裡我也確實經常見到很多所謂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所以在那裡也能直接地通過這個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本身的運作，瞭解到到底「中國政治」的真相是什麼。以我們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我們的觀察，我們比較能夠判斷，作者們有關中國政治的分析，哪些分析比較到位，那些分析比較深刻，哪些分析有不到之處，這樣我們選擇出來的文章至少會比較貼近國內讀者的需要。
【記者】從‘透視中國政治’這個書名，我們看到這裡面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政治，另一個就是中國政治，能不能首先請您說一下您認為什麼是政治？
【程曉農】孫中山講過「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那也可以說「政治」是這個國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務的管理。在西方，包括香港、臺灣都是有非常準確、統一的這麼一個認識的，那就是政治實際上它指的是這個國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比方講國會、政府、政黨、選民和司法等等這些方面的基本制度。它主要介紹的是這個國家的國民他有什麼樣的政治權利；這個國家的政府是怎麼產生的;政府、國會產生以後他們之間是如何運作的；政府對選民應該如何負責；國會對選民應該如何負責；國會和選民之間如何制衡；司法和政府又是什麼關係。這些關於政治的基本概念在香港、臺灣、亞洲其它國家，以及西方國家那是一個從中學生開始經常接觸到的詞。他們不覺的有什麼生疏，但這些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講是相當陌生的，因為中國人從幼兒園到大學，天天要接觸所謂的「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中國人其實不懂中國政治，原因就是中國這個制度本身排斥中國的政治，不許大家談這個問題，換句話講政治在中國是個禁區。
【記者】那為什麼政治在中國是個禁區呢？
【程曉農】這就涉及到一個所謂的「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的區別問題。在民主制度國家裡政治是透明的，我們以一個縣委為例看。比如，如何選舉一個縣的縣長，或者是一個鎮的鎮長，那是必須向這個鎮的全部選民公開的，然後大家來投票。這個鎮長的候選人要向大家報告他要怎麼樣為鎮民服務，他的各種綱領和各種計畫是什麼。那麼大家滿意他的計畫，相信他的能力，大家就投票選他。那麼任期是幾年，如果你做的不好，選民覺的這個人不合格，他們下次就把他選掉，換一個他們認為相對滿意的人。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選舉，被選舉，還有選舉完了以後選民怎麼監督，這都是有一套固定的程序的。
同樣的在美國也都是有這樣一套程序的。舉個例子，美國有一個專門的電視頻道叫作C-SPAN，它基本上就是國會開會，它就固定在那裡實況轉播國會開會的任何內容。目的就是讓選民知道你關心的和你選舉出來的議員在國會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他對哪個法案是怎麼投票的？你滿不滿意他投的票，如果不滿意你可以打電話到他的代表處跟他的助理講說：我不同意這個議員這樣投票，如果你要再這樣投我們就下次不選你了。或者說：我們支持你這樣做。當然不同觀點的選民會同時找這個議員。州長、總統都是一樣，就是他們要對選民負責。因為他們是選民選出來的，有任期，而且選舉有一套規則，是公開的。
但是同樣的這套東西，在專制國家就不一樣了。專制國家所有的政治都是黑箱，比如，一個市長是怎麼任命的，其實這個市的市民是不知道的，它是任命完了以後才宣布的。同樣地，國家主席是如何產生的，那也是黑箱作業的，它是絕不讓選民知道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寫著：中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麼如果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真的是中國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那麼中央政治局呢？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歸他領導呢？還是在他上面領導他？如果是歸他領導，那麼到底是黨領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領導黨的政治局黨的中央？像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是不許討論的，甚至連問都不能問的。
原因就在於在這個專制國家裡，他的政治是有兩面的。一面，是用來對老百姓作宣傳作洗腦教育的。比方我剛才說到的，憲法裡寫著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這是對老百姓作宣傳用的。真實的含意是中央政治局是領導這個最高權力機關的，換句話講在憲法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上面還有一個更高的權力機關，那個是憲法不寫的。由於政治在中國是個黑箱，不許討論所，以大部分中國人對它是惟恐避之不及。
我舉一個例子，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國人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叫作「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個話聽起來是說好像學數理化最好，但背後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大家對政治是有恐懼，惟恐沾著它。所以在中國還有一句話叫作「搞政治」，一聽到講「搞政治」很多人把它理解成跟「搞陰謀」差不多。問題是中國的政治還真的跟陰謀有點像，就是它有不透明，好多黑箱作業。它有明的一面，暗的一面；陽的一面，陰的一面。
正因為它這麼複雜，又這麼不透明，再加上從幼兒園到大學，所有的人都得上政治思想教育課，而這個政治思想教育課教育的內容，就是不許對中國政治提問題，你們只能按照黨規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材背那些教條。所以在這個狀態下絕大部分中國人第一是不懂政治，第二是不敢瞭解政治，第三是不敢問政治，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有必要編這樣一本書的原因。
【記者】您曾經說過在中國沒有中國政治這門學問這個是指什麼？是指在中國的大學裡沒有這門課呢？還是指他教授的東西，並不是政治的內容？
【程曉農】首先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大學沒有政治系，不開設政治學這個專業和這個系科。一九七八年以後首先從北京大學開始，陸陸續續各個大學增加了政治系。我們拿我熟悉的普林斯頓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做對比。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系是分四個專業：政治思想史、美國政治、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比較政治講的是其它國家的政治；國際關係講的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美國政治就是講美國本身的政治；政治思想史講的是思想史方面的理論和觀點。
那麼中國，我們以北京大學為例，他們有政治思想史，有國際關係，有類似於比較政治的國別研究，但是北京大學唯獨沒有所謂的「中國政治」。換句話講，所有的中國大學的政治系全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了「中國政治」這個專業。第一，不設置這個專業。第二，不開這個課。所以吳國光教授在他寫的這本書的「前言」裡他說，很有趣全世界所有大學的政治系都教本國政治。在美國大學裡這是你的必修課。美國大學生不管你將來主修理科，還是文科，學校裡要求你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這幾門課裡，總得選幾門上，作為基本要求。其中大部分人會選美國政治，因為這是他們比較熟悉的東西。因此，英國大學有英國政治；加拿大學有加拿大政治；日本大學有日本政治。
但是中國有外國政治，沒中國政治，就好像中國沒政治。但是吳國光教授也提到了中國有另一個詞兒叫「政治學習」。在中國是個單位就有「政治學習」，現在少一點了但也還沒完全絕，還仍然存在。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有「政治學習」，沒政治學，沒有中國政治這門研究？其實用句通俗的話講，其實滿簡單的。就是中國這個政治體制太黑，共產黨不敢讓大家去討論、分析，所以乾脆咱們不教了，也不開這門課了，你們假裝就沒這事兒了。這樣產生一個結果，那就是儘管每一個人的每一分鐘都被中國政治拴著拴得緊緊的，但全中國人都不知道什麼叫「中國政治」。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什麼話什麼時候能說。換句話講是中共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把「中國政治」變成黑箱了，也變得骯髒了。他把本來可以透明公開的政治，變成了一個只能在地下，偷偷地、悄悄地談的事，因此愈來愈多的人在政治上處於一種糊塗狀態。
我舉個例子，「權力」，英文叫Power，「權利」，英文叫Rights，這兩個詞的英文裡意思非常清楚。但是很多中國人根本就分不清楚。連‘人民日報’在幾年前都分不清楚。原因就是中國人沒這個概念。
中國人只知道「權力」，Power這個詞。誰當官誰有權，這個大家知道。但是誰當老百姓，誰有自己的「權利」就是Rights，有嗎？根本沒有。老百姓就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一個順民，一個小民，中國後來流行詞叫「屁民」。那個深圳那個調戲幼童的姓林的官員說：你們老百姓算什麼呀，你們算個屁，我們想要你們怎麼樣，你們就得怎麼樣。這就是「中國政治」不能讓老百姓觸摸，不能讓老百姓瞭解的一個根本原因。
因為一旦讓他們瞭解了「中國政治」是什麼，這並不是什麼很複雜的事情，他們瞭解了，他們就會要求獲得政治權利，共產黨就非常「困難」了。所以為了維持他的專制統治，他是要千方百計地把中國政治這些必要的教育和研究全部扼殺掉。
【記者】共產黨經常會把政治作為揮舞的棒子，如果他想鎮壓誰，就用「談政治」來抹黑誰，比如他就說法輪功「搞政治」，使很多民眾因此對法輪功產生反感，您對這一點是怎麼看的呢？
【程曉農】政治不是誰的專利，政治是每個老百姓的權利。我們每個人都有政治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但有中國人其實既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結社自由，更談不上出版自由。中國的憲法裡寫這些話，並不是因為共產黨尊重它，而是因為所有國家憲法都這麼寫，他不敢不寫，但是他不想那麼做。我們想要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你憲法裡寫了，老百姓不能做，這就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問題。如果說法輪功「搞政治」他們只不過是在爭取被剝奪了的政治權利，那本來就應該還給他們的，剝奪者才是錯的。大家可以每天看到無數的例子，比如網際網路現在被封得多厲害，手機要實行「實名制」，博客不斷地被要求「自律」或者是被封殺，這都一再表明中國其實沒有這些自由。
那麼為什麼中國老百姓不能有這些憲法規定的自由？為什麼中國老百姓要有這些自由，有了這些自由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會發生什麼的變化？這裡就涉及到了，你懂了「中國政治」，才談的上政治改革。
那麼中共政府之所以不讓大家問政治，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在抹黑政治，他的目的就是恐嚇大家，你們別問，政治跟你們沒關，你小心著點，你要想這個事本身就是麻煩，小心腦袋，至少小心飯碗。面對這種威脅，中國人自然而然地就認為，最好不要碰它別政治，千萬別「搞政治」。在他們看來「搞政治」就是搞陰謀，講的難聽點「搞政治」就是你有政治野心。但是我們沒有想過，如果我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沒有包括示威遊行的自由，中國人還是公民嗎？如果不是公民，那你只是奴隸，你的生活狀況還能有保障嗎？其實這個問題今天很多中國人在談到維權的時候。是個他們繞不開的問題。
很多人中國人知道說當我的權利直接被侵害了，我的地被佔了，我的房子被拆了，我要維權了。但你想沒想過，如果你連基本的政治權利都沒有，你上訪被堵在家門口，你上網去發條消息把你扣起來，或者是你用手機發條簡訊馬上就上門來追查，在這種情況下你想維權都維不了。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基本的政治權利，中國人連像個人那樣地活著都做不到。
所謂「專制體制」指的就是專制者壟斷一切權力，也就是老百姓的權利（Right）被剝奪的一乾二淨。那麼如果誰在這個專制社會裏頭覺得我們不願意被剝奪，我們也想討論討論我們該有的權利。那些寫在那憲法裡頭的權利，你們憑什麼把它剝奪了。在共產黨看來這就是對他的挑戰，但他不能夠明著說我這就要專制，他還得挂另外一個招牌，什麼什麼「人民民主」啊，什麼代表「無產階級」啊，什麼「三個代表」之類的等等。其實真實的含意是政治是我們當官的事，是我們怎麼統治你們老百姓，你們反過來用政治來挑戰政府、挑戰政權、挑戰當官的。因此，我們就是不能夠掉到共產黨講的那個「講政治」、「搞政治」的這個框框裡去。
【記者】但是現在老百姓好像也是有些「誤區」，如果你維權就會認為你是「搞政治」，並會對你有根大的成見，或者是覺得是你是「大逆不道」，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程曉農】在很多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首先你要做「順民」，做「順民」就不能問政治，不能想政治，所以很多家長經常會用這樣的話來教育子女：不要去關心政治，政治是「上面」的事情，那裡面複雜著哪，「黑」著哪，咱們老百姓管不了那事，別問，他們愛怎麼著，就怎麼著，我們有口飯吃就行了。這個想法的產生本身就是中國政治的產物。中國政治的目的就是讓老百姓變成這樣。
只有這樣共產黨的這種黑箱政治，這種把老百姓的政治權利完全剝奪的政治制度，才能夠維繫下去。
那麼反過來，如果老百姓覺得這種狀況很正常，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就是不該過問政治，政治就是「上面」的事，跟我們沒關係。我們不要政治權利，我們不集會，我們不遊行，我們也不要言論自由，我們也可以不用網際網路，我們有口飯吃就行了，我們就是要當「順民」。如果抱著這種思維，那麼中國老百姓的未來的前景，只會越來越糟糕。老百姓越是放棄政治權利，越是對自己的權利採取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那麼他越容易被政府官員侵犯，侵犯的結果是他們的生存狀況進一步惡化。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中國老百姓現在也有進步的一面，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談政治，關心政治。過去這五年、七年中國的「群體事件」不斷地爆發，老百姓的維權運動越來越多，很多人開始運用基本政治權利等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但從總體上來講，中國還是一個害怕談政治的社會。
所謂的「現代民主制度」其實就是把專制者壟斷在手裡的政治權力，這個力是力量的「力」，變成每個老百姓都擁有的政治權利，這個「「利」指的是利益的「利」。那麼這個時候就是這個社會從專制走向民主的一個轉型。中國現在很多人在談政治改革，其實中國真正需要的就是怎麼樣讓憲法規定的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權利，落實到每個人手上，讓每個人都能有自由地行使他的政治權利。
【主持人】《透視中國政治》全書共收集了20篇文章，其內容涵蓋國家與社會，政治制度及其運作，以及人權與民主轉型三個方面。其中政治制度及其運作部分，共收錄了12篇文章，超過了全書篇幅的一半。我們單單從文章的題目，就可以感受到當今中國政治正在跳動的脈搏。
儘管‘透視中國政治’一書收錄的都是學術文章，但作者們一掃學術文章生澀難懂，高深莫測的詬病，他們清清楚楚地講概念，樸樸實實地說事實，使得這本書概念清晰，內容生動。無疑，它是一本幫助我們瞭解中國真實社會政治狀況的難得的讀物。
【記者】您認為這本書裡有哪些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請您重點地給我們介紹一下？
【程曉農】我舉幾個例子。我自己曾經在全國人大常委工作過，但由於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寫我當年所直接觀察到這個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工作模式，以及它的特徵，因此，我們蒐集了幾位作者是談這個問題的文章。他們分析得相當深刻。比方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到底是怎樣運作的？它和政府是什麼關係？和國務院是什麼關係？和中共中央是什麼關係？到底誰聽誰的？誰照誰的指示辦事？
重慶市委黨校的一位教授叫喻忠。他的文章非常生動地分析和介紹了在中國官場上的人是怎麼樣陞官的。大家都知道這裡面有行賄，但是行賄的規則是什麼？怎麼樣行賄，你才能夠陞官？他介紹了一個鄉長想要從窮鄉調到富鄉去，或者想升到縣政府的一個部門當官，他是怎麼樣行賄的。比如，他首先要通過門路找到縣委組織部長，當然組部長是不能和他在辦公室裡收錢的，也不能在家裡收錢。兩個人要裝做不認識地在街上碰頭。然後吶，錢要放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什麼樣的包裝裡頭。雙方見面既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任何委託和交代，彼此心照不宣，我把你的包從你的手裡接到我的手裡，我們倆個分手吧。包裡錢的數量的多少，決定了他能不能調到他最想去的地方當官。如果縣政府不性，調好一點的鄉是不是可能？喻忠這篇文章就很有趣地介紹了官場的「潛規則」到底是怎樣運作的。像這樣的文章，他並沒有太多很尖銳的批判，但是他卻可以幫助人們瞭解到，在政府台面上的官冕堂皇的話裡頭，和這個媒體上光冕堂皇的宣傳背後，到底有些什麼樣的真實的「潛規則」在運作著，實際上，中國的政治也正是那樣子運作的。
另外，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國的政治中，民主黨派和政協是花瓶，但是為什麼叫被叫做花瓶？這個花瓶到底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成為花瓶的，又是如何做花瓶的？江蘇省市科院的應克復先生的文章就分析了民主黨和政協的運作過程。
我再舉兩個例子。開會，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沒有人沒開過會的。儘管這些規定不寫到紙面上，但開會時誰坐哪個位置，事先是有很嚴格地規定。你可以根據誰在主席臺的位置，確定將來誰是要升遷的，誰是要下臺或降職的。這些事情大家天天生活在其中，可能都覺得習以為常了，因此很少有人去思考開會作為一個儀式，在中國它到底有多重要？它能起什麼樣的作用？還有會場裡主席台上的人和會場裡面那些聽會的人之間是應該如何互動？比方講當領導講到什麼話的時候，底下人必須鼓掌，要鼓多久？如果大家都鼓掌。你不鼓會發生什麼？
浙江財經學院劉光寧教授的文章很透徹地分析了「開會」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國家，它起什麼作用？它在中國政治中重要的性。它是中國政治中一個因素，一個環節。「開會」這種儀式，把這個上、下；領導、被領導；服從和下指令的這種關係給固定化和模式化了。中國人在這種模式中成長起來以後，很容易在政治上成為「順民」。
同樣地我們還有這樣的例子，有一位作者專門介紹了軍隊的所謂「社會化」。「社會化」，這個詞在社會學裡指的是，一個人從他的青少年到他二十幾歲成年的這個過程當中，他的觀念的形成。在他看來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這個過程在各個社會都會發生，在中國，在共產黨專制統治下，軍隊的成員，特別是士兵，他們是如何在軍隊裡頭被通過洗腦，通過政治上的這個各種紀律和儀式的束縛，把他們慢慢慢慢地引導到成，為共產黨的利益，而不惜與人民對立的那麼一個狀態。看過這個文章以後，你就會知道解軍隊的成員特別是士兵如何被洗腦的；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會中國會發生「六四」；為什麼「六四」時中國的軍隊會毫不猶豫地拿起槍來，對著老百姓開槍。很多人只能從直覺想人民子弟兵不可能對老百姓開槍，但是如果他們看這篇文章，你就能瞭解到軍隊裡面的洗腦教育，它本身的目標就是要達做到這一目的的。
再舉一個例子，加州一所大學的徐賁教授的一篇文章，講的是「國家罪錯」，它是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共產黨犯了明顯的罪錯，難道不應該追究它的責任嗎？文章把這些問題擺在了桌面上。
在中國中共營造的政治話語裡，「國家」這個詞本身就帶有至高無上的含意。其實，古代漢語裡講「朕」即國家。那時候的國家指的就是國家機器。在皇帝的眼中治理國家的這個國家機器，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因為皇帝也是至高無上的。
但是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他宣稱中國是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器應該是為民眾服務的，而不只是為皇上服務。但是實際上共產黨使用的國家這個概念，仍然是皇帝的概念。
他高高在上，超越人民，不是代表人民，或者是騎在人民脖子上，是駕馭人民的。所以我們在中國經常聽到一個最常見的詞叫「黨和國家」。
在中國「黨和國家」是不可挑戰的，不可質問的，他是不會做錯事的，做了錯事，是不可以被質問的。所以在這個含意下共產黨經常動不動的就提出，「黨和國家」要求大家如何如何。這個時候中國老百姓就會很自然地說「黨和國家」要求我們。。。，這是不能夠違背的，因為我是中國人，總要聽「黨和國家」的話。
按照共產黨的概念，「黨」是不可挑戰的，「國家」是不可挑戰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即便他犯了重大的罪錯，你也不能追究他，因為他至高無上的。鄧小平講「要向前看，別往後看」。他認為過去事就不爭論了，他做錯了就錯了，你們被迫害致死的人活該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民眾是不敢提黨和國家有罪的。其實，共產黨正是在通過他的專制教育，灌輸給民眾一個基本概念，那就是「國家不錯」，這和古時說「皇上無錯」是一樣的。
實際上，沒有那一個共產黨的國家不犯錯的，不犯大錯的。斯大林的國家製造了大清洗、大屠殺。中國的共產黨的製造了六十年代的大飢荒，三千多萬人餓死。他們還製造了文革，以及來九十年代的全面迫害法輪功。這些都是屬於國家的重大的過錯。
那麼由此就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國家做錯了，難道不追究嗎？塞爾維亞的前總統米洛史維奇最後被國際法庭判決為種族滅絕罪，追究了他的責任。儘管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掩護紅色高棉，但是他的領導人照樣受到最後的審判。它說明瞭個道理，那就是一個政府，一個政權，或者一個國家機器是完全可能做出這個迫害人民，屠殺人民的重大罪錯的。如果你犯了這樣的罪錯，追究他的責任是天經地義的。可能你在他當政的時候，沒辦法被追究，但絕不等於說歷史就會容忍寬容他們的罪錯，歷史總有一天是要算這個帳的。
目前，在中國想要說黨和國家有罪、有錯這件事本身就是大罪，黨和國家是不許批評的。也許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共產黨特別害怕「國家罪錯」這個問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收了這樣的文章，我相信讀過的人會有很多思考。其實，我們正是希望讀者們能夠通過讀這些文章，有自己的思考，如果能有這樣的效果，我們就感到很欣慰了。
【記者】您覺得讓中國百姓瞭解政治的真正含義，有怎樣的意義呢？
【程曉農】從一九四九年到至今，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了，對中國老百姓來說，瞭解中國政治和百姓的政治權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重要，因為我們每天都生活在政治之中。比方講，很多人現在「翻牆」，「翻牆」的行動本身就是對中國政治的挑戰。還有很多人去「維權」，很多人在家裡議論政府官員，批評政府官員，這些行為就是對現在政治的挑戰。
但是我的感覺是大家目前處在一種「半盲目狀態」。所謂「半盲目狀態」就是說，他知道政府做的不對，知道這個體制有大問題，但他不清楚的是為什麼不對？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問題？還有這個問題怎麼樣能解決或改變。
中國的現實政治每天都在變，比方講，現在中國到處講「維穩」，共產黨為什麼為什麼會覺得「不穩」？他怕什麼？這就是每個人在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政治問題，那就是誰造成共產黨的「不穩」？是他自己？還是老百姓？
還有共產黨「維穩」能維下去嗎？最後結果是什麼？共產黨能夠逃離政治改革嗎？中國能不能夠永遠專制，專制萬歲？如果永遠專制，中國會是什麼局面？像這些問題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思考，這也是中國社會真正進步的一個重要的標誌。所以我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在這方面給大家提供加深認識和思考的資料和方法。
【主持人】中國歷來都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家，無論是權傾一時的總書記，還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每一個中國人都被中國政治所影響、所左右。即使您生活在海外，中國大陸的政治狀況，也都會與你的生活前景有所關聯。由於長久以來人們對政治的恐懼，許多人對政治採取了一種不聞、不問、不學習、不探討的「鴕鳥策略」。有這樣一說法：中國是一個最講政治的國家，但是中國人是最不懂「政治」的群體。
《透視中國政治》的主編之一吳國光先生在這本書的「前言」中說:「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增加人們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和理解」。因此認識中國政治實質，瞭解政治與權力、權力與民眾的關係，是我們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克服政治恐懼心裏的方法和途徑。因此瞭解、追問、探討和剖析中國政治，應該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必修課。在下次透視中國的節目中，吳國光先生將與我們分享他對中國政治的思考與研究，請您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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