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所遗漏的诗人(williamhill官网 )

生於像唐代那樣充滿自信、積極向上、文物繁盛的時代，是人們共同的夢想。文學上，唐代的詩歌創作呈現出一派空前繁榮的景象，詩人輩出，佳作如雲，唐代因此成為詩歌的顛峰時期。唐代的詩人，永遠是值得后人羨慕的一個文人群體。但實際上，這也是一個煩惱多多的群體，其中的詩人，包括一些卓有成就的詩人，往往過得水深火熱，?志以歿。

唐代科舉的社會影響

唐代的科舉制度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科目都各有數十種之多，其中以常科中的進士科，最受時人重視。“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進者，終不為美”。人們為了博得進士一第，不惜付出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時光，以至於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有人因此作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唐代的進士科考試，確實有其消極的一面，浪費了許多士子的時間乃至生命。比如唐昭宗天復元年（901年），按照清人徐鬆的《登科記考》卷二十四記載，這一科共錄取進士二十六人。又據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放老》條記載，這一科放榜之際，昭宗因為宰相崔胤結、都指揮使孫德昭等剿滅了廢除自己皇位的左右軍中尉宦官劉季述、王仲先等而被迎復位，“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為了塞責，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杜德祥於是讓曹鬆、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這五位新進士中，曹鬆、王希羽“甲子皆七十餘”，劉象、柯崇“皆年逾耳順”，鄭希顏據洪邁的《容齋三筆》卷七《唐昭宗恤錄儒士》條說亦有五十九歲了。因此當時人稱這一榜為“五老榜”。選拔人才的科舉功名，變成了安撫人心的禮品。

大概因為進士科普遍受到重視，士子們爭相參與考試，加上唐代的進士科考試比較重視應試者的詩歌文賦才華，唐代的進士有不少人同時又是出色詩人的——其實這話應該分為兩句說：一句是，有一部分出色的詩人憑藉其詩名登第成為進士﹔還有一句是，有一部分進士日后經過努力成為出色的詩人。根據我的粗略統計，《唐才子傳》所收的280余位才子中，至少有177位是進士出身的（其中有6位是狀元）。從比例上講，進士詩人佔了全部詩人的62%。沒有進士功名的107人，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沒有參加過進士科考試的，有帝王、別科出身者、出家人、無意於功名的隱士和按規定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的女性﹔第二種情況是參加考試而沒有被錄取的﹔第三種是因為文獻缺乏，情況不明的。屬於第一種情況者有55人，屬於第二種情況者有43人，屬於第三種情況者有10人。也就是說，在280余位詩人中，有219人是參加過進士考試的，其中80%是考中進士者。

王維诗意画

既然詩人大部分是進士出身的，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是功名、詩名雙豐收的，即：既在科舉上中了高第，同時在詩歌創作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王維、元稹是狀元出身，岑參是進士第二名及第。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一部分杰出的诗人并非进士出身。这一部分诗人我们可以举出孟浩然、李白、王之涣、韦应物、卢纶、李贺、温庭筠、张祜、陆龟蒙、罗隐等，名单相当华丽。这一部分人没有成为进士，情况是多样的。李白可能是出身的缘故，没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也可能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高蹈处世，效法的是范蠡、张良、鲁仲连一类历史人物，不屑于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因为父亲名晋肃，“晋”“进”谐音，因避讳不得参加考试，韩愈为之力辩之后，也没能获准参加考试；韦应物少年尚侠，“十五侍皇闱”（见其《燕李录事》诗），早早就做了唐玄宗的侍卫，忙于扈从游幸，或者说，他的仕进已经不需要科举功名这块敲门砖了；杜牧诗“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中的张公子张祜，唐五代典籍多有称之为“处士”者，似乎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原因可能是跟徐凝争杭州“解头”失败，心灰意冷；孟浩然、王之涣、卢纶、温庭筠、陆龟蒙、罗隐等则或一举不第即放弃科举考试，或屡试不第后落魄而归。《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记载，唐太宗有一次私幸端门，看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很高兴，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果所记属实，则唐太宗的得意未免一厢情愿了点儿。事实上，天下英雄并未尽入李唐彀中，有些是不愿意入其彀中，有些是欲入其彀中而不得。再者，以唐代一科取进士少可仅二三人、多不过五六十人的规模，怎么可能就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了呢？唐代才子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而且其中不乏成就卓越声名显赫者）并非进士出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唐代虽然素称开明，唐代的科举考试也还没有宋明清等朝代那样因过于重要而泛滥，以至于弊端百出，但也决不是无可指摘的。部分帝王巨卿可以干预考试，左右录取谁不录取谁，主持考试的考官水平有贤愚高下之分，衡量人才的标准本身也难免有不够合理之处。种种原因，就会造成一些取舍不公平的现象，一些高才举子被困场屋，乃至终身坎壈。

杜甫诗意画 

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杜甫开始时两次参加考试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在二十四岁那年，即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地点是崇业坊福唐观，当时主持考试的还是位卑望轻的考功员外郎，而不是后来的礼部侍郎。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的次年，开元二十四年，举子与主考官（考功员外郎李昂）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可见考功郎主持进士考试颇难服众。杜甫这次落第恐怕也有让他感到不平的地方，三十年后回忆这一段经历，“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杜甫还是愤愤然的。

杜甫第二次参加进士试是三十六岁，天宝六载（747年）。这一次更惨，由于奸相李林甫的作祟，布衣士子全体落第。同年也参加了考试的元结《喻友》记载此事甚为翔实：“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瞶，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杜甫身受其害，自然悲愤难平，在一首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年）题为《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的诗中有这样几句：“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杜甫后来总算因为献赋打动玄宗，于四十余岁时谋得一个出身，不然，一代诗圣就只能以白衣终老了。

第二个例子是温庭筠的屡试不第。温庭筠是公认的才子，从小就聪明，善于写作诗歌文赋，跟李商隐齐名，时人号为“温李”。他是捷才，《北梦琐言》卷四载：“……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多为邻铺假手”也许是夸大之辞，但是“温八叉”的说法确实是屡见载籍的。温庭筠当然不是那种有速度无深度、有数量无质量的人，但是，他在科场上却屡屡失败，一直没能博得进士头衔。温庭筠未得进士一第，物议颇有不平，以至于后来他儿子温宪参加进士考试，有当权者出于“厌公论”（按：厌，满足）、“少雪忌才之恨”（按：雪，洗掉）的考虑录取了他。

落魄詩人才子不得功名，唐人已經有人為其鳴不平而上書朝廷，要求追授進士的。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五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十二月，時任左補闕的韋庄就曾上書朝廷，要求為那些“不沾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的遺賢“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韋庄列出了一個應該追授的名單，其中有李賀、皇甫鬆、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等，韋庄稱贊這些人“皆有奇才，麗句清詞，遍在詞人之口”。據說當時最高統治者也頗認可韋庄的意見，“敕獎庄，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統治者也承認了科舉考試不能盡舉人才的缺陷。

功名好比是龍門，引誘著讀書的人們紛紛跑去縱身上躍。為了躍過龍門，人們必須練習跳躍的本領。唐代以詩賦取進士，自然就會推動人們去刻苦修煉作詩的功夫，原本就有文學才華的，業精於勤，詩興大發，咳珠吐玉﹔原本無才的，日積月累，至少也能照葫蘆畫瓢，謅幾句韻語。整個社會讀詩、寫詩蔚成風氣之后，於是便成就了一個泱泱詩歌國度。對於古代科舉的利弊得失，我們還是應該有客觀的認識，公正的評價。唐代進士科考試至少對唐詩的繁榮是有著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