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山铭》的鉴定传为启功主鉴，判其为真，而传后来启功有一个软性的声明说自己并未判真。目前有两种意见流行，一是故宫的所谓专家群支持此作为真，另一是以范曾等以为此作为伪。中国书画鉴定是比之其它骨董鉴定中最难的，也是争论最多的，除需要相当高的学问、考证外，最检验人的整体能力，在这方面的表现极类似于古禅宗的“悟”与“未悟”，过来人一眼便知，毕竟是“境由心转、相由心生”，在原中国文化境界中表现出此“宗教”性特征来，高僧的境界就与一般的比丘尼不同，中国书画的鉴定也样，从根本上论在原中国文化境界中是一类道德境界的鉴定，而不是几何线条的比较。
我对《研山铭》的判断是伪作而且是明代的伪作，这个判断与范曾等人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所与范曾判断的依据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确判断一件古字画并不能以前人有无辑录的为标准，这件作品古人的文献中无以考证并不能作为此作真伪的判断标准，而还是必须看作品的本身，这点我是很同意范曾他们的，但是范曾的论述中的几个理由却与我见相左，兹以驳诘之。
第一，范曾说《研山铭》的铭文“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是一首类道家符偈的诗，是一首陋诗，前言不搭后语，“境界阙如”，我以为这几乎是方巾气重的酸秀才语，能下此评论说明范曾的古典文学修为并不高，也对米黻缺了解，而他又提到此铭古人文献并无记载认定非米黻之作以坚固此说，我们先无论这一铭文是否是米黻亲写，但是古人文献无记载并不能说明这不能出自米黻的笔下，何以故？难道古人有互联网？写一句能传一句，范曾的这个证明又违当时的社会现实，此是一点，而最主要的是该铭文到底是不是因似道家符偈而入陋？我们既已知道宋代是极崇道的，难道当时的士大夫行文不能都带有这个特点？不否认此铭文带有这个特点，但是此铭文在诗的境界论可以说是很流畅，前后诗意圆足，并非如范曾所所说前言不搭后语，我以为恰是前言颇“搭”后语，交待的很清楚，而此铭文在诗的境界论绝不俗，而且可称之为好，因米黻写诗其实本来就是道家气重，他的诗境中有种道家空灵开阖的意蕴，譬如他写的“我有五色笔头花，不入天王节相家”那首，因此范曾说此诗陋的理由不成立，但此铭文也不能作为是米黻原作的证明，因为就此铭文诗的境界论，元人或是明人完全可以做的出来。
第二，范曾说此书作，象一个女孩子的临摹之作，笔力不济，笔道软弱，我觉得他又在乱道，我们如把《研山铭》的每个字放大，谛视之，五分钟后，你会得出笔道软弱的结论？相反是太“亢”、“猛”，而范曾的误会在于他误将作伪者心虚的整体印象放在每一个字上，而这个“亢”、“猛”倒是作伪的痕迹的露白。
我作出这件《研山铭》是伪作的判断如下：米黻与宋诸士大夫一样也是学二王书法的，在宋代诸士大夫的书法无论如何都仍在一理学的道德境界内，蔡君谟且先不说了，他是代表，苏东坡虽也持道家符箓但书风的底处仍可读出儒家的淳和之味来，米黻的书法也是如此，虽说他“八面出锋”，那只是笔意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二王的真传，米黻极好王羲之书法成痴成迷天下俱知，所谓“八面出锋”乃是他功夫火候已到达到的一自然的成就，并不是做作矫弄，所以他的作品无论哪一帖中都体现出自然的洇润与当时宋诸士大夫所在的道德境界，就算他的《梁简文帝梅花赋》写的风格不同，细细品来，其中仍旧是有这个“淳和”的味道，而该《研山铭》显然就没有这个特点，每一个字的结体都明显的故意在仿米黻的“八面出锋”的笔意，反而没有米黻的内境，准确的说该字的仿米黻的“八面出锋”是比较到位的，但故意的不可能自然，因此险笔屡出，而败笔屡出，譬如“阖”字的最后一笔，“崐”字的最后一笔，“潭”字的最后一笔，“门”字的最后一笔，都现出作伪的那种火候不足故意造笔势的做作，而其子“米友仁”的尾跋更是露出破绽，感觉是明人作伪的专业手段，而左列的图形也是如此，而尾跋者的书法几乎就是《研山铭》的作者，二者甚是神似，可以可见作伪者的身份就是这个尾跋者，但此作伪者肯定是高手，当时的一等一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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