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那个小学老师李庆霖，当年知青都为他叫过好。1972年12月20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口粮不够吃、没钱看病和当地干部走后门等。信寄出四个多月后，他收到毛的回信，并“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家喻户晓。李庆霖的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知青的生存状况，所以知青对他一直怀有好感。
1976年毛死后，这位因毛而成名的政治风云人物，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蹲了19年监狱后提前释放，于 2004年病死在家中，死后连火化钱都付不起。
四十年前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插曲，始终被中共吹嘘为是毛泽东“亲民爱民、垂范后人”的美谈，奉为红色经典、红色回忆。现在宣传得就更加离谱了，墨写的谎言把历史的真相歪曲得面目皆非。
但是，如果认真回顾那段历史，去伪存真，褪去涂抹的红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不困难，因为谎言总归不能自圆其说。
毛泽东在1968年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李庆霖写信的1972 年，正值全国“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尽管知青问题很多，怨声载道，但在极左思潮猖獗的文革时期，无人敢言。李庆霖的大儿子插队后常向家人诉苦，加上看到有权势的人能走后门，把自己的孩子调回城，招工、招生、招干、参军，这更激起李庆霖的气愤不平。于是起了给党中央写信反映“知青”问题的念头。他说，当时并没想得到回音，只是想出出心中闷气而已。
李庆霖先给周恩来写信，没回音。他接着给毛写信，怕也收不到，灵机一动，寄给了常出现在毛身边的外交部翻译王海荣收。他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明因为以前给周恩来的信没下落，才烦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把给毛的信装进给王海容的信封里寄出去的。李庆霖给毛的信是由王海蓉收到后转交到毛手上的。后来，李改口说这封信不是走王海容的后门，是直接寄给毛收到的。这一点，到了监狱里，他都没敢说实话。
那时候的王海容已经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担当毛的“联络员”了。她从李庆霖的信里似乎嗅出什么，于是把信带进中南海，念给住在游泳池的毛听。毛留下了这封信。
毛没有立即回信，不像官方网站上说的，这是“毛主席共产党为民办事，雷厉风行再一次得到确证”。四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才给李写回信。
1973年，正是毛在借“批林批孔”整周恩来的时候。毛之所以拖到四个月之后回信，是在等待合适的时候。果然，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连夜在人大会堂福建厅紧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宣读完李的来信和毛的覆信后，战战兢兢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此时，周恩来已被查出膀胱癌，在大量尿血，而且正在由王海容主持的批斗会上检查过关。
毛在等的那个适当的火候，就是要能起到对周有最大的震慑作用。知青办隶属国务院管辖，出了那么多问题，主管总理都不知道，问题捅到党中央主席那里，你这总理怎么当的，不是失职吗？毛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连去莆田调查的新华社记者都比周恩来知道得早，可见毛不仅是故意出周的丑，是从背后给了周一闷棍，所以把周吓得战战兢兢。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
毛交代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寄出300元的时候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1973年6月10日，李庆霖的信和毛给李庆霖的覆信印发全党。之后，都编进了学生的政治课本。
几年前，毛为转嫁文革危机，号召知识青年下乡。连续几年，二千万的初、高中毕业生下乡当农民。上山下乡运动中发生的问题，远不止李庆霖信里反映的那些。这场运动殃及家家户户，实在不得人心，党内外，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毛指引的“金光大道”成了这么一副烂摊子，该如何收场？
毛对李的来信琢磨了几个月。二千字的来信里，除了骂地方干部外，字里行间都是拥护文革、上山下乡和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这是一封可以用来“小骂大帮忙” 的信，大有文章可做。毛要借李庆霖的嘴，给“上山下乡”运动定调子：大方向没有错，都是下面的人搞糟了。毛决定公开这封人民来信，主动揭丑，变被动为主动。
对李庆霖这个小人物的“上访”信，毛不但亲笔回复，表示接了这纸“告御状”，还寄去300元。一副“体察民情、爱民如子”的亲民形象。被很多知青心里天天诅咒的毛，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毛主席是知识青年的贴心人”啦。毛达到了沽名钓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目的。
全国传达李庆霖来信和毛的覆信，检查知青工作的精力远不如大张旗鼓地宣传毛的覆信和学习新的最高指示。毛在借李庆霖来信，把自己的覆信推向全国，明确指示要写进教科书，让世世代代传颂下去。毛在借机为自己搞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毛不但看中了李庆霖的信，还看中了李庆霖这个人。毛发现在这个小人物身上，有股“造反派精神”。李为儿子的困难敢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给周恩来写信，没收到回信不灰心，想到给毛直接写信。另外，从李的来信看出李的文字功底不错，再加上受宠若惊的小人物感恩戴德的忠心，这一切就具备了做文革“左”派吹鼓手的条件。毛众叛亲离，需要这样的角色来替他的文革吹喇叭抬轿子。
所以毛向汪东兴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选中了李庆霖做自己的一个政治“棋子”。
毛钦点要李庆霖赶紧入党，好出席当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福建各级领导没有深入领会毛的指示精神，没搞“突击入党”，拖延到了“十大”之后才发给李党票。福建领导按毛的政治安排，推选李出席了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
李庆霖出名了，也开始被卷入政治漩涡。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他给《红旗》杂志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 “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英雄”。
1976年毛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他真心实意地在捍卫毛的革命路线，认为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李庆霖在毛的最后三年里，为毛的文革冲锋陷阵，给毛当枪使了。所以毛死后，他和江青的下场一样，是毛的忠实走狗，成了毛的替罪羊。他被押在莆田和福州等各地，一天两、三场的批斗，时常有拳打脚踢，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
文革里株连九族，他一家人跟他遭殃。妻子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长子李良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覆信后，李庆霖带头把他送去下乡的，先是按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后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
当初，李庆霖是为儿子鸣不平而上书的。他以为那300元，真是毛对他的同情和关爱呢。那300元是毛用来邀买中国人民心的，包括他李庆霖本人。毛的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李至死也不明白。他只知道，那封覆信和300元要了他的命，也毁了他的家。
文革里上演了数不清的悲剧，死伤更是无数，而唯有制造一幕幕悲剧的导演还被供在天安门上。像这类包藏祸心的红色经典还有很多，被中共编造成美谈佳话在欺世盗名，所有红色经典都禁不住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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