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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和“投诚”国军将领的下场

 2011-12-04 13: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3

据百度提供的数据显示,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先后有约177万官兵向解放军“投诚”。对于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泽东则授以官爵厚禄,以收买人心,比如傅作义就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而对于绝大多数“投诚”、“起义”的将领,则通过“镇反”运动将之消灭。据官方统计,毛泽东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另有特务份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60万人,共300万人。这些人大多数被关、被管或被杀。

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考虑到当时各地出现的瞒报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1980年代,官方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义投诚人员”的事实。然而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杀、冤判和残害,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1950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毛泽东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

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年至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泽东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150万人。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1950年代初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41万6千、115万、85万、2万9千、7万9千、6万人,合计258万4千人。

而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中绝大多数竟于1949年之后,成了毛泽东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关押、劳改、劳教,不仅失去了人身的全部自由,而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却是反革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无处可以申诉的。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无法计数,著名的比如: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升任第19师55旅11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以后率第19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1952年2月21日被枪决。

宋士台,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枪决。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有下面的文字:“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9月18日是‘9.18’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66军160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

但国军“起义”、“投诚”的将领的下场,更令人唏嘘。

宋鹤庚上将,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不久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地下党。1952年1月,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

刘晴初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9年3月加入地下党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12兵团。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

陈春霖中将,1944年任第44军149师师长,率军在湖南抗战。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44军中将军长,12月随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1951年11月9日被处死。

徐经济中将,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尹作干中将,1948年任第9师师长,1949年11月参加陈明仁起义。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甘清池中将,第99军副军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

曾宪成中将,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1952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

何际元中将,第49军79师师长,1949年5月经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1950年9月25日在长沙被枪决。

潘峰名中将,抗战中任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方涤瑕少将,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

王育成少将,1949年9月23日在银川起义。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

项丽源少将,1949年底在成都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杨健民少将,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

叶干武少将,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秋被处决。

周伯英少将,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被处决。

林芝云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1952年被处决。

梁顺德少将,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解放军。1951年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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