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和“投诚”国军将领的下场

据百度提供的数据显示，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先后有约177万官兵向解放军“投诚”。对于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泽东则授以官爵厚禄，以收买人心，比如傅作义就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而对于绝大多数“投诚”、“起义”的将领，则通过“镇反”运动将之消灭。据官方统计，毛泽东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另有特务份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60万人，共300万人。这些人大多数被关、被管或被杀。

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考虑到当时各地出现的瞒报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1980年代，官方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的事实。然而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杀、冤判和残害，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1950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毛泽东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

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年至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泽东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150万人。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1950年代初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41万6千、115万、85万、2万9千、7万9千、6万人，合计258万4千人。

而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中绝大多数竟于1949年之后，成了毛泽东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关押、劳改、劳教，不仅失去了人身的全部自由，而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却是反革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无处可以申诉的。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无法计数，著名的比如：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升任第19师55旅11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以后率第19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1952年2月21日被枪决。

宋士台，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枪决。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有下面的文字：“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9月18日是‘9.18’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66军160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

但国军“起义”、“投诚”的将领的下场，更令人唏嘘。

宋鹤庚上将，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不久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地下党。1952年1月，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

刘晴初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9年3月加入地下党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12兵团。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

陈春霖中将，1944年任第44军149师师长，率军在湖南抗战。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44军中将军长，12月随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1951年11月9日被处死。

徐经济中将，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尹作干中将，1948年任第9师师长，1949年11月参加陈明仁起义。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甘清池中将，第99军副军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

曾宪成中将，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1952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

何际元中将，第49军79师师长，1949年5月经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1950年9月25日在长沙被枪决。

潘峰名中将，抗战中任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方涤瑕少将，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

王育成少将，1949年9月23日在银川起义。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

项丽源少将，1949年底在成都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杨健民少将，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

叶干武少将，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秋被处决。

周伯英少将，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被处决。

林芝云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1952年被处决。

梁顺德少将，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解放军。1951年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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