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移民故事 老移民眼中中西文化差异

十九年，从第一次踏上加拿大国土至今，转瞬已有十九年啦！这十九年前后的生活，虽然没有翻天覆地的巨变，却在我认知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上有着潜移默化的调整。

这十九年来想到的事情不止发生在十九年内，它们却像是被垒积在一起的许多小石块，居然也堆起了沙丘上梦幻般的城堡，记下了我的生命履迹……

巴士站上的尴尬

告别了既有梦魇般的恐怖，又有芳草般的温馨，同呼吸共命运了五十多年的故园，我在多伦多迎来了人生的一大转折。这里的TTC通达方便，在站上等车的乘客也不需要排成长队，因为除了高峰时段，不愁上车找不到座位。有些人甚至明明看到有空位也宁愿站着，也许是不同民族的心态不同吧？那天，我看到车来了当它在站上缓缓停下的时候，我条件反射似地，或者说下意识地急步往前挤到车门口去。在我前面的那位老先生退后一步，招呼我说：“You go first.”我非常尴尬地在他前面上了车，找了个空位坐下。老先生就坐在我对面，向我递来一个微笑。

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在以往的岁月中，人们对很多事情都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就像我在购物、挤车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抢先一步那样，没人会检点自己的不礼貌。

如今却不同了。自以为素质还不算太差的我身处一个全新的人群中竟然显得如此卑微──不是因为口袋里的钱不如人家多，而是因为我会去跟一个老者争先！这样的行为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我不是很在意自尊吗？如果没有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又叫人家如何来尊重你呢？

那位老先生怎会如此敏感地发现我的企图呢？莫非他曾经去过中国？那时候，在国内的公交车上年轻人跟老者抢座位的事情屡见不鲜，也许他认为中国人就是那个样的。要真是那样的话，我这个中国人岂非恰好在印证他的那个概念？羞啊！为自己的行径害羞，更为自己的国格担忧。

慢条斯理的加拿大

洁净的空气，透彻的天空，完美的生活设施，和谐的人际关系……加拿大给我带来的不仅是先鲜感，还有更多的安全感。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每个地方呆久了，就会发现它的许多缺点。”这话没错。天底下从未有过一块尽善尽美的乐土，加拿大也不例外。还有一个朋友则说：“这里每个工作人员脸上从不缺少笑容，缺少的只是他们的办事效率。”这话同样没错。慢，是加拿大生活的核心字眼。慢条斯理，从谨慎、细致、完善的角度而言，该是一大优点。但任何事物讲究的是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会发生质变，走向另一个极端。

最初，我是以探亲身份来加的。后来委托律师办理移民，原来签给我的三个月逗留期显然不够，我就到移民局去申请延长签证。排队等候的人像条长龙，而负责接待的却只有一位女性官员。将近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了，当我把护照递给她时，她扫视了一眼就态度严肃地对我说：“你已经超期逗留了，必须马上离境！”

超期逗留？我是在1992年11月底赶在最后入境期12月初抵达多市的，当时还只是12月底，三个月的逗留期怎么会超过了呢？看到我不解的神色，她指着护照上的“最后入境期”一项向我解释：“你必须在12月初就离开，现在已是12月底了，除非你申请延长签证，否则就……”说着，她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装着申请延期的表格。我要的就是这个，就拿下走路，不想跟她多费什么口舌。

一个朝南坐着，面对众多花了好长时间等候接待的人们，拥有决策权，处理权的政府官员竟把最后入境期误解为最后逗留期，真是笑话！估计她的职务培训期不会太短吧？为什么熟悉具体操作的速度却那么慢呢？

病人必须耐心

看病难，恐怕是每个加拿大居民共有的感受。为了化验空腹血糖，我拿着家庭医生开具的申请单，在化验所等了四个小时。三个星期之后，报告才被送到家庭医生那里。而在上海，清晨所抽的血一般来说当天下午就能拿到报告。

为了看个骨科门诊，家庭医生为我约了八个月。为了给我妹妹做阑尾的切除手术，医院病房说：要等到手术室做完了器官移植才能施行。一再拖延，直到三十几个小时之后她才被送进手术室，那时已超过了医学规定的24小时极限，造成腹腔感染的严重后果。

为了预约专科门诊，家庭医生开单让我先做MRI检查。我把在上海做的片子带来了，没用，这里不承认。那倒是出于负责而做出的规定，无可厚非。但是，从六月初填表申请之后，预约到明年的一月份才能做，等做完检查，等待报告，再以此预约专科医生，岂非又是一年半载的事？

难怪有人说，英文里的patient一词既能解释“病人”，又能形容“耐心”，太妙了！在号称全世界医疗制度最为完善的加拿大，病人确实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去等待就医，只要你的寿命足够应付这份耐心。

本来，我在2003年就能申领老年金，由于我在居加十年期间曾有过几次离境超过183天的记录，所以办公室来信通知我：必须延迟到2008年8月才可付给。没想到，到了2008年，他们又说要到2010年方可。我每次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到他们总部去询问，不同的接待人员总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次都要我携带全部护照供他们复印存档。

我问：“上次不是都给你们复印过了吗？”答曰：“上次不是我经手的。”如此反复递呈了五次以上才算OK。我曾上报过十次离境记录。前几次还不够详尽，后来就补充重填。有趣的是：面见时接待人员随意抽出一张较早的表格，说没有按照要求填写，根本没有理会我后来的补充材料。十多次的来回折腾均未见效，直到2009年9月到议员办公室提出申诉之后，他们才承认自己的计算有误，从11月份起开始发给，还补发了一年欠款。其实，从2008年8月到2009年11月不止一年，但按照规定，最多只能补发一年，所以我还是损失了三个月的应得收入。简单的计算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和无数精力，够慢吧？

体贴入微的加拿大

自从2009年搬进向往已久的老年房后，不仅房租低廉，设施完善，而且只要有任何突发性的困难，住房部门都能及时帮助解决。随着年事增高，手脚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轻健了。2010年秋，我在人行道上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肱骨折裂，右臂疼痛异常。经急诊治疗予以固定，在几个月里不能自如活动。老年房的保健室在获悉这个情况后，每晚派了一名护理人员给我助浴，每周派人帮我清扫和洗衣，一切都是免费的。

想起单身住在上海的95岁老母，每月要花2000元人民币请个外地保姆陪她，料理一日三餐。听说若要找个言语沟通比较方便的本地保姆，工资最少要高达5000元左右！虽说现在居民委员会也有各种照顾老人的措施，但和这里相比，不说天壤之别，至少还有不少差距。我怎不庆幸自己生活在加拿大哟！体贴入微，表现出加拿大对老人的关怀，实质上是对人性的尊重。

富乎，穷乎？

在加国无法享受到的是中国澡堂里的擦背、千脚、按摩等各类服务。每次回国，我总不会错过到澡堂去寻找轻松的机会。可如今不像以前，没能力再到高级豪华的浴室去了。经济实惠的小澡堂同样能满足我的需求，自然就成了我的首选。

有一次在洗澡时和浴客聊起市内的交通状况，我不无担忧地说：“无论行人还是车辆（主要是指自行车和助动车）根本不把红绿灯放在眼里，那怎么能符合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有位浴客立马接口：“没办法呀！谁让我们中国人那么穷哪？”我怔住了。穷，是不遵守交通法规的理由吗？穷不穷和守不守法之间存在什么必然联系？

美国和加拿大可算是比中国富多了，但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债日益增多的压力下，不是也显得“穷”态毕露吗？两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交通犯规，不是也要照罚不误吗？穷人和富人没有区别。要说富，中国也有大大小小的富人。大富之人，我辈可无缘结交，稍富些的人我却曾经碰到过。不仅在加拿大，就是在中国，我都没有私家车，只能靠自行车代步。

那天，我在慢车道上骑车前行，中间的快车道上十几辆机动车正停着等绿灯。忽然，从弄堂里开出一辆私家车，直顶住停着的车列，把个慢车道全给堵住了。约有四五辆自行车全都无法通过，怨言四起。

见状，我就婉言劝说那位五十上下的女性驾车人稍往后退，孰料，她非但无动于衷，还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带着讥讽的口气问我：“你买得起车吗？”

是啊，我是买不起车。但她，除了买得起车之外，买得起做人应有的道德修养吗？解放前，上海的私家车还不多的时候，我家六口共拥有三辆私家车──父亲开一辆，母亲开一辆，司机开一辆专门接送我们兄妹四人上学。如果我们问人家是否买得起车，连自己都会觉得像个下等人。而今天，那种不是穷人的“富人”竟如此没有教养，自视高人一等，不把交通法规、群众利益放在眼里，他们究竟富在哪里呢？

差异在文化

这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吗？我并不认为。西方文化中也有糟粕，东方文化中不乏精华，关键是要不要文化。文化大革命说是要革掉“封资修文化”的命，其实就是要从根本上铲除文化，促

使人们陷入极端自私的个人极权思维中去。
谁有能力领导一个蔑视文化，不要文化的群体建设起强大的国家呢？口口声声在骂中国政府的那部份中国老百姓是否曾经想过：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你一样，买完菜付完钱还要往篮子里捞进几把，电梯门开了不让里面的乘客出来，拼命地往里挤，使大家都堵死在那里的话，社会能安定吗？生活能和谐吗？打开眼界之后我更加坚信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想法：至关重要的是狠抓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