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地图背后的秘密(williamhill官网 )

             

                                      《坤舆万国全图》

地图的传说： 九鼎是地图？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据《史记》记载，他“左准绳，右规矩”，手执测绘工具，“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据传说，黄河之神河伯曾送给大禹一块刻着黄河流域地图的石板。这些都是当时地图测绘的反映。平治洪水后，大禹巡行天下，划华夏大地为九州，并调查各地的物产与土地，以此确定贡赋，由此形成了先秦地理名著《禹贡》。从此之后，“九州”成为中华大地的代称，“禹贡”则成为地理著作的专称。

而关于九鼎的传说，更给后世的地图学史研究者带来许多想象。据《左传》、《史记》等典籍记载，大禹收聚各地的铜，铸成象征九州的九鼎。有学者认为，上面刻有九州的图像，就具有地图的意义，不过实物不存，已经无法考证了。

据研究，古本《山海经》是有图画的，因此《山海经》又称《山海图》。大诗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就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可见陶渊明所看到的还是插图本《山海经》。

此外，《周礼》、《周易》、《国策》、《管子》、《孙子兵法》等先秦典籍中，也多次提到“图”及其作用。可惜即使庞大坚固如九鼎，也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地图里的政治： 忍看画图移颜色？
 
《论语·乡党篇》提到，孔子“式负版者”，版即版图。国家地图因为代表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秦国自战国时期以后，就把吞并诸侯作为既定国策，并最终在秦王嬴政手中得以实现，这期间，就发生过一件跟地图有关的著名故事。

公元前228年，秦攻占赵都邯郸，赵国灭亡，赵的北邻燕国上下一片恐慌。为此，燕太子丹找到刺客荆轲，让其假扮使者，带着秦国降将樊于期的首级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一带) 地图献给秦国，企图伺机刺杀秦王嬴政，以缓解秦军的攻势。秦王召见荆轲时，不加戒备，欲一起查看督亢地图。随着地图一点点展开，图穷匕现，荆轲抽出藏于地图中的毒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有刺中，自己反被杀害。这次刺杀的失败加快了燕国的灭亡，最后收入秦国版图的，当然就不只是督亢了。

这个故事因为司马迁的精彩描写而彪炳千古，同时也强化了地图作为国家土地乃至国家尊严的代表意义。

大地测量：行到天文测绘

要画出地图，首先要进行测量，古人的测量方法由简到繁，发展出诸多办法。

据《春秋纬》说，五帝之一的炎帝，为了度量大地而远涉几十万里。大禹也曾派遣太章从东到西、竖亥自北至南步量国土，可见当时步量(踏勘)是大地测量的基本方法之一，以至于几千年之后，还有人把地图命名为《禹迹图》，意即大禹的足迹。

依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当时有一种记道车，可以计算行路里程，东汉张衡将其改进后称为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差速齿轮原理，行车十里则敲鼓一次，敲鼓满十则敲钟一次，大大提高了里程测量速度。

立杆测影是利用测量日影的长度推测距离、位置的方法。具体方法是：在同一天的中午，在南北方向两地分别竖起同高的表杆(通常高8尺，相当于1.88米)，然后测量表杆的影子，并根据“寸影千里法则”(日影差一寸，实地相距千里)推算南北两地距离，并把夏至日的影长为1.5尺的地方视为方形大地的中心。据《周礼》记载，这个地点在阳城(今河南登封)，这也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寸影千里”是相当粗略的经验值，后来被南朝天文学家何承天、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和唐代天文学者僧一行、南宫说等的理论和实测所否定。

早在西汉的《淮南子》中，就记载了测量太阳高度的基本方法，到三国时，吴国人赵爽在为《周髀算经》作注时，绘制了日高图。日高图是利用双杆测量日影推算太阳高度的示意图，利用相似三角形边长成比例的原理测得太阳高度和两地的较远距离，为间接测量提供了方法。数学家刘徽说：“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他流传至今的《重差》有9个算例，包括测算海岛、山松、楼房的高度，测算城池的大小，测算涧谷的深度，测算河口、湖塘的宽度等。

汉代以后，先后发明了浑天仪、覆矩、牵星板等测量工具，天文测地活动更加活跃，方法更为精密，先秦常用的步量、丈量、立杆测影方法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到了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测地方法。为了编修历法，在礼部侍郎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二年(1629年)，成立了由西方来华人员参加、采用西方测算方法的西局，并与采用中国传统天文测量方法的中局一起，共同进行天文观测。经过5年的准备，制造了象限大仪、纪限大仪、平悬浑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候时钟、望远镜等10种新式仪器，并开始实施以测时刻、定方位、测子午、测北极高度为内容的实际观测，西法取代中法的趋势已经显露出来。清代前期与后期两次全国性地图测绘，都采用了近代西方天文测绘方法。

地图材质： 古人用什么画地图

地图的材质的变化跟书写材料的演进相始终。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发现的《兆域图》，是以铜为质基。纸发明以前，帛是重要的书写材料，现存最早的帛地图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和《长沙国深平防区驻军图》。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质地图是天水放马滩秦墓纸地图残片，该图线划清晰，纸张质地均匀。该墓主人葬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这也是造纸术在蔡伦之前就已发明的证据。

传说大禹治水时，河伯曾送给他刻在石板上的河图。战国时期，著名木匠鲁班曾将《禹九州图》刻于洛阳城石宝山东北的岩石上。这是我国地图以石为质基的最早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地图是《市井图》。到了宋代，石刻地图猛增，流传至今的就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兴庆宫图》等。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复制方法——拓碑，这启发了印刷术的发明，同时也使得大量的石刻地图即使毁坏，也仍有相同版本的地图流传下来。古代地图多为手绘，绘制繁难，到8世纪左右印刷术发明之后，地图的印刷才便利起来。

我国现存最早的雕板印刷地图是宋代杨甲编撰的《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绘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l155年)左右，刻印于乾道元年(1165年)。在我国地图发展史上，以木材作为地图质基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木板上绘制地图，如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版地图7幅，分别绘在4块松木板上，其中3块双面绘图，1块单面绘图。二是在一块大木材上雕刻地形地物，制成地形模型图，如沈括用木头雕刻了一幅与契丹国交界的北方边疆地型的模型图。

此外，如西汉昭帝时的张千秋，曾在霍光面前“画地成图”解说军事形势；东汉自称要“老当益壮”的伏波将军马援，在光武帝面前“聚米为山谷，指划形势”等，都是出于形式需要而做成的临时地图。

我们今天的地图多为彩色，古代手绘地图也用色多样，随着技术的发展，套色印刷地图得以实现。明吴国辅、沈定之撰的《今古舆地图》三卷，是现存最早的朱墨两色套印古今对照历史地图集，其中黑色字是当时的地名，红色字是古称。

                

                                    《固原州舆图》

方向、图例、比例尺： 古人怎样画地图

明末彩绘本《固原州舆图》非常奇怪，整个地图呈放射状，绘图者立在中央，地图呈现的是其面向四方看到的情景；而且与现在常用的上北下南方向不同，此图是上东下西左北右南。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苏品红介绍，依古代的科技水平，很容易确定方向，但古人绘制地图经常根据现实需要来确定方向，有时会标注，有时不标。

               

                                       《广舆图》
明代罗洪先编的 《广舆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图集。除了综合性地图，像《大明神势图》属于边防图，《江西全省图说》等属于政区图，《山东运河河工图》属于水利方面的“河工”图。此外，古地图的类别还有军事地图、人文地图、物产图等，门类非常广泛。

《广舆图》被一张方格网均匀分割开来，像是现代的经纬线。据介绍，这是古代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辅助线，称为“计里画方”，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据记载，此法始于我国晋代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六体”一为“分率”，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这在我国地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裴秀曾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地形方丈图》，唐代的贾耽以每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海内华夷图》，北宋的沈括以二寸折百里编制了《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令图》)。到了元代，朱思本用此方法绘制的全国地图《舆地图》，精确性又超过前人，并为明代《广舆图》的绘制提供了参考。

《广舆图》与现代地图的面貌相去无几，精确但显得单一；而清代的《避暑山庄全图》、《江西全省图》、《五台山胜境图》、《西湖行宫图》等，画面上山峦重叠，建筑精巧细致，笔墨精妙，让人很难分辨这到底是山水画还是地图。据介绍，这是我国传统地图绘制的形象画法。虽然有时这种地图精确性不足，但画面生动形象，富于观赏性，因而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甚至今天在一些旅游景点，我们仍能看到用形象画法绘制的导游图。

形象画法的山山水水可以“望图生义”，在计里画方的地图上表现地理现象，就是图例。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图例，但对山山水水的抽象化表示大体一致。《广舆图》就采用了图例，如山用山形开示，河流用线形表示等，并在地图上有图例说明的专区。由于《广舆图》在历史上的显著地位，它所采用的图例也为后世所参照采用。

天下之中与天朝上国： 古人眼中的世界

古代华夏族人将世界称为天下，认为“天圆地方”，自己处在方形天下之中，所以自称“中国”，这个观念对我国历代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史上，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发展，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特别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逐渐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对亚洲、非洲，甚至有可能包括美洲的地理环境都有了一定的认识。《郑和航海图》就是根据郑和远航“西洋”所绘的路线图。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等。然而此时传统的天下地理观仍然根深蒂固。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见到一张这样的大明帝国地图：明朝的15个省被画在地图的中间部分，其四周的海洋散布着若干小岛，代表当时中国人知道的外国国名。这些小岛加在一起的面积还不如大明帝国最小的一个省份大。

《坤舆万国全图》是明内廷根据利玛窦的手绘本摹绘的。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在1584年完成了中文标注出版，取名《山海舆地全图》。这幅精美的地图曾引起当时士大夫们的极大兴趣，但当听说中国仅仅是东方的一部分，而且所占面积竟是如此之小，没有置于全图的中心时，大臣们非常愤怒。利玛窦于是在后来绘制此图时，便把本初子午线进行了投影转移，将中国绘在正中央。

利玛窦和后来的传教士教会了中国人使用经纬度定位法。《山海舆地全图》显示地球为圆形，这无疑使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和中国的地图学说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人们用实地测量和西方的经纬线投影法，历时10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就是一幅我国在科学的地理观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绘制的实测全国地图，其意义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