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学生放假随在外打工的父母回老家。而在他们常住的异乡土地上，他们学习和玩耍的校园，他们栖身的学校，却正和被拆迁的命运搏斗。他们的学籍卡、疫苗接种卡，甚至他们继续上学的机会，都面临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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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粉红色棉袄的小敏正站在学校门口向里张望着，她不敢走进去。校园里面，小伙伴们曾经在趣味运动会上进行拔河比赛的麻绳，正被一群施工人员用作砍柳树的工具。
这是一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奶西村，叫文德学校。这里的学生几乎全部是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子女。家长们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他们可以承担这附近便宜的房租，尽管这里离北京的心脏很远，而且他们只能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
小敏今年上六年级，“爸爸是开车的，妈妈在面条厂”。她来到文德学校刚刚一个学期。她此前在朝阳区雷桥村就读的另一所打工子弟校已经被拆迁了。在新的学校，她还来不及记清自己的新老师叫什么名字。
“学校怎么了?”小女孩看着这一切，瞪大了眼睛问。
文德学校的校长崔克忠就站在一旁，但他也无法给出答案。这一天是2月7日，农历腊月廿四。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如果进得去，每次下雪都是我扫校园。”这个40多岁的东北男人望着被大雪覆盖的教室屋顶和操场地面说道。
半个多月来，他只能这样站在校门外望着自己的心血。据他回忆，从1月19日开始，学校的大门就被人锁住。有人告诉他，“是村联防上的锁”。2月7日上午9点，他来到学校时，校门刚刚打开，某施工队蜂拥而入。他跟在施工人员的后面，才得以进入这所他已经营了7年多的学校。
他知道，这个学校保不住了，要拆了。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于2009年7月召开的“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朝阳区“将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文德学校所在的崔各庄乡就位于其中。奶西村村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他们并未接到关于腾退和拆迁具体时间的通知，但因为政府预计在今年年中进行拆迁，因此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这些准备就包括村集体于1月中旬解除与崔克忠的房东张啸(本村村民)的合同，收回文德学校所在的“地上物和地”。该工作人员称，他对文德学校内正在进行的施工并不了解，有什么问题“应该找房东谈”，但那里“确实是我们集体的地方”。此时，距离崔克忠与房东的租赁合同到期还有3年时间。
崔克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村里在锁门后限他3天腾退。“那么多桌椅、设备，我怎么腾退?我没有接到正式的拆迁通知。”
重新进入学校，他发现，自己的校长室像是经历了一场洗劫。门玻璃被砸碎，教材、试卷、教具、抽屉被撒了满地。一
不留神，就可能踩到几沓从箱子里倒出来的学籍卡。两位曾经获得第一届新公民园丁奖的老教师的获奖留念也被扔了出来。孩子从老家带过来的疫苗接种卡，散乱地摊在地上。
没有人声称为这强盗般的行径负责。崔克忠小心翼翼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疫苗卡捡起来，“这要是给孩子弄丢了怎么办?”他一直重复这句话，“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孩子带回老家。”
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当他被宣告必须腾退的前3天，这所小学就已经放假了。直到现在，那些回老家过年的家长和学生还不知道，等到春节结束，孩子就可能无处求学了。
文德学校一共有200多名学生，而这所学校几乎是整个崔各庄乡面临拆迁的打工子弟校中学生最少的一个。据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介绍，崔各庄乡将要被拆迁的学校大概有20多所，学校人数多则1000多人，少则200余人。
几所打工子弟校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没有办法通知家长“开学别来了”，因为打工者一旦回到老家，往往都会立刻停掉北京的手机号，换成当地号码。
“正月初八来上学的孩子怎么办?难道要看着铲车推平学校吗?”一位校长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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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这一次遭遇的困难，是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中国地质大学的志愿者易国强在打工子弟校做志愿者时，觉得这里“条件比我们农村老家的小学还要差”。另一位来自外企的志愿者胡搏第一次看到校舍，几乎认为这是“毛坯房”，“水泥地和墙面甚至都不平，讲台就是用水泥砌了个台，黑板只是涂了几层黑漆”。
在一堂名为“我们的城市”的课上，胡搏发现这些孩子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一顿麦当劳，但她同时也发现，“这里的学生看上去挺快乐”。
这些孩子的父母从各地来，在北京城里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做装修工人、计时工，或者以卖煎饼、捡废品为生。在文德学校，许多孩子在家庭地址栏中就填写着“奶西市场”。在这片平房中，这些家庭能用每月200元的租金安置一个“家”。
打工子弟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必须因为学生的特殊情况而将学校改变得更适合他们。在北皋实验学校，因为打工者下班都很晚，学生可以在老师的陪伴下一直待到晚上8点半，校长李俊山总是担心“他们回到家一撂下书包就去黑网吧”。
在文德学校，崔克忠几乎叫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工者们常常搬家，这里的孩子流动得太快，“能在这念3个学期就算时间长了”。易国强也发现，每一次在这里做志愿者，“总有一些过去熟悉的小朋友不见了”。
但这个校长还是要求老师们时常进行家访，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家庭都不一样”。他们为一个男孩免掉学费，因为他直到六年级“几乎没穿过新衣服”，常常穿吊脚裤，甚至是妈妈的女式毛衣。这个男孩现在在这所学校里读他的“第二个六年级”，因为家里担负不起他上初中的费用，于是就恳求校方让孩子在这里一直念下去，“念到能出去工作”。
崔克忠的妻子祝欣老师总是记挂着另一个女学生。据说，她的父亲好逸恶劳，女儿13岁的时候，就想给她“说人家，拿彩礼钱”。为了保护这个女孩，祝欣把她接回自己家里住了一整个学年。没想到，假期时，女孩回到爸爸家里，就再也没了消息。最后祝欣听说“她才16岁就成了两个孩子的妈”。
“我们投入越多，就越伤心。”崔校长站在校门外望着自己的学校。2009年9月，他刚刚将这里重新装修一番，教室外的墙上涂着孩子们喜欢的红色、黄色和蓝色。
可是现在，柳树的树枝已经被砍光，孩子们再也不可能在夏天里坐在柳树下读书了。本来崔克忠还想多盖几间教室，但校园西侧刚刚搭建的钢筋也已经被迅速地拆除。施工队的一位指挥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里要全封起来，盖三层楼。”但他不肯透露究竟被谁雇用。
“看到你们这里，我心凉了大半截。”北皋实验学校校长李俊山看到文德学校的现状后说。他收到的不是一把锁，而是崔各庄乡政府下达的《关于提前做好拆迁腾退中停止办学的通知》，要求“2010年2月底前上述村域范围内的非住宅房屋土地腾退搬迁工作结束”。
这位开办了两所学校的校长常常说：“咱不关心国家大事，咱也关心不了。”但这一次，“大事”将渺小的个人遮蔽了。鲜艳的红色条幅挂在了实验学校的院墙上，“响应腾退政策，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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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各庄乡的打工子弟学校几乎都面临着拆迁，但有几所学校却还都没有开始动手搬家。那些桌椅、黑板、半年前刚刚安装的锅炉没有地方搁置，办学者希望为过去的投资得到“合理补偿”。
他们向各级部门寻求解决办法，在各自的村委会、崔各庄乡政府、朝阳区政府、朝阳区教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政府之间奔走。但很少有部门作出明确的回应。村委会告诉他们，“既然是和房东签的合同，就应该去找房东”。拆迁办则表示，“我拆的是地上物，你们是办学机构，得找教委。”
2月8日腊月廿五上午，4名学校举办者和两名幼儿园举办者来到朝阳区教委。接待上访的工作人员表现得很无奈，连说，就算要赔偿，“也应该是崔各庄给钱，不是我们教委给钱啊。”更何况，这些学校本来就属于“非法办学”。
位于朝阳区的63所打工子弟学校，只有14所获得了办学许可证。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告诉记者，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条件很差，几乎都无法达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办学要求。“已经是将办学标准控制得低到不能再低了”，才批下来这14所。从2005年开始，再没有打工子弟学校取得过这类许可证。
正在上访中的好几所学校，都曾被教委要求过“停办”。可这群举办者坚持认为，“教委就是我们的娘家”。
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教委常常给他们开会，对这些校长和教师进行培训。在大望京村的打工子弟学校拆迁时，他们也曾经按照教委的要求，“无偿接收大望京村的学生”。
目前，朝阳区的外来人口子女达10万人，占整个北京市外来人口子女的四分之一。公立学校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这样庞大的群体，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尽管它们中的许多已存在超过10年，但毕竟缺少一张“办学许可证”，而这恰恰是获得赔偿的关键。
半个多月过去了，他们的赔偿诉求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尽管这已经不是第一所或第二所面临拆迁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但至今仍没有“有关部门”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问题不可能一天就解决。快过年了，等到春节后我们会帮助协调。”在接待上访中，朝阳区教委作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我们肯定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学。”
在区教委待了近3个小时后，这些校长带着这个答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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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拆迁补偿的博弈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打工者及其子女，却是缺席者。
住在文德学校附近的蕾蕾，她的父母在奶西村开了一个小饭馆。蕾蕾1岁的时候来到北京，今年上二年级，但她还没有“进北京城里玩过”，最喜欢去的地方只是“隔壁的小朋友家”。
蕾蕾的父母每天都能看到那座正在被占领的学校，他们听说自己的小饭馆也快要被拆了。未来是如此迷茫，“搬到哪里去?再找什么学校?我们也不知道。”
在能够联系到的尚未离京返乡的家长中，尽管有些是从记者口中才刚刚知道学校即将被拆，但他们的表现都很平静，“拆了就重找地方，还能怎么办?”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他们只能向更远处迁移。这个城市可能已经让他们习惯了不断寻找新家。
也许，孩子们刚爱上自己的学校，但他们不得不离开。
文德学校四年级的小骥在学校外面和小朋友玩。天气太冷，他被冻得鼻涕都淌出了半截，却很兴奋地从院墙外看着狼藉的校园。有人问他，“你知道学校里为什么变成这样吗?”
他吸了一下鼻涕，很自信地回答：“我知道!学校要把滑梯盖得更好。”
半个月之后，谁将在紧锁的校门前告诉他真实但残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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