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高层已向上海派出工作组

晚清年间，八旗家族大多衰微而子弟又治生无计，于是，有一帮人就干起了敲诈行当。他们的敲诈方式比较文明：摆个古董摊子，亮出家族背景，吸引古董爱好者，在讨价还价中，他们故意失手让瓷器落地打破，而后迫使买主以高价买一堆碎瓷。破损的瓷器并不值钱，但是，买主惧怕八旗背景而不敢对簿公堂，多是花钱了事。这就是北京方言「碰瓷儿」的最初起源。后来，又发展成撞人跌眼镜、摔怀表等变种，成为中国黑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派。

既然「碰瓷儿」大有收益，中共的执法部门不受社会监督，他们自然也就学起黑社会来，「钓鱼执法」即为一种。一位实名宋桂芳的博主发表文章称：「钓鱼执法」在本质上已属于「公权碰瓷」的行为，涉嫌借助公权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

上海「钓鱼执法」是全国缩影

二 ○○九年九月八日，上海的一位私家车车主张先生因好心捎一位自称胃疼急需就医的人去医院，途中搭车人叫停，上来一干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扣住张先生的车辆并对其实施人身限制。执法人员出具一份金额为一万元的处罚通知，要张先生签字，张先生予以拒绝，执法人员就拖走了其私家车。

事件一经曝光，立刻引来网络舆论对执法行为的汹涌指责，明指此系「钓鱼执法」。搭车男子分明是诱饵，好心帮人的张先生成了无辜的大鱼。按事件经过来说，张先生所驾绝非黑出租，原因是：其一，他在途中两次拒绝搭乘人主动付费的要求，表明只为帮人，不为谋利；其二，他是白领阶层（年收入二十万元），无须靠干黑出租挣钱。还有，在交通执法部门的负责人被迫就其事回答公众质疑时，均以「不清楚」、「这是工作秘密」为辞，拒绝正面回答。据悉，此事件让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大为恼火，责令法院迅速审结张先生的行政诉讼（张只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未索赔）。由于此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如各地被钓受害人成立了维权组织，北京高层已向上海派出工作组专门了解情况，并指导后续处理。到本文截稿时（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已为该事件发了两期《情况通报》。

在上海「钓鱼执法」被曝光之前，湖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武汉汉口区一位开水果店的店主因有小型面包车跑日常进货，被钓鱼者盯上，钓鱼者谎称到鄂州接病人并许以一条香烟的报酬，车到鄂州就被执法人员围住，开口罚一万元。后经双方讨价还价，以六千元了事。「钓鱼执法」在全国各地很普遍，有钓到「真鱼」的，也有「钓砸了」的，如上海与湖北的情况均被媒体曝光。

专家估计，全国执法部门以「钓鱼执法」方式获取的非法收入每年在四十五亿元左右，而且成为支持执法部门运转的一大资源。

合法抢劫在社会蔓延

「钓鱼执法」仅是合法抢劫的一种，合法抢劫存在于公权力行使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只要和公权力沾上一点边儿，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以合法抢劫手段谋取利益。比如山东冠县文化局的市场稽查大队联合公安局突袭县城全部二十一家网吧，以网吧轻微违规为由，责令停业两个月整顿并每家罚款一万元。罚款一万元显然超过了小县城网吧的承受能力，据冠县的一些资深网民说：文化局的经费缺乏而且福利微薄，该局就决定对网吧执法，经请示县委宣传部门与县政府，由文化与公安两家一起执行。原计划工商局也参加「封吧行动」，但考虑工商局要从罚款中分成，主管县长拍板将工商局排除在外。

公权力部门的合法抢劫在社会上起到了传染作用，一些没有明显公权力却对社会生活能发生重要影响的机构也开始搭便车。据民间教育研究学者估计：全国公立小学借公共资源（狭义指教室与教师资源）开办「贵宾班」、「特教班」（俗称「VIP班」）的超过三千所，年收入达十个亿。 VIP班里不仅有最好的师资，而且空调、电脑、饮水机等一应俱全，最特殊的地方是班里人数少（因此环境好），而普通班里少则四五十人，多则超过七十人。如此，学生中不仅等级观念生成，而且仇视心态普遍化。

地方财政困难的推动因素

合法抢劫之所以「合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法部门有罚款任务，比如湖北鄂州地区的交管执法部门二○○九年全年罚款任务为两千三百二十万，到九月底才完成一千六百余万，现在处于「任务和时间赛跑」的状态。此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上海的情况也不例外。虽然说进行合法抢劫的执法人员有相当利益可图，但是抢劫来的大部分收入构成了地方财政的一个进项。据中国经济网转引国家发改委的数据称：地方政府负债超过五万亿和「准市政债」的空前上涨或引发偿还风险与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来源不足，必然要鼓励执法部门进行合法抢劫。到引起太大的民愤，才有媒体事后介入，而且不敢做纵深报道。至于大量的日常违法执法，则被老百姓称为「癞蛤蟆长疥──谁也治不了的事儿」。习近平在国庆长假结束后对广大党员说：「目前党内存在不少问题，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一位参加学习该讲话的地方中级干部则说：「什么损害血肉联系？不罚款，公安局就不能运行，政府车辆就没钱加油。这才是最实际的问题！」

民众必须监督公共权力

北京一位学者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共产党的内部监督，而是民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否则腐败现象会愈演愈烈。」这样的说法已经相当温和，民间观察人士中的一种意见则认为：到共产党亡党那天，它也不会允许民众真正监督公共权力；与其让民众监督而亡党，就不如与民意抵抗到底，拖延亡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