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彭州灾区蜀行记（四）

◆第四站：彭州灾区

5月22日晨9时，起床。周钰樵已到。《人权》杂志社新闻工作者陈涛、《经济日报》贵州站记者李德铭也随后赶到。总共两车人，黄琦那车拉着物资。周钰樵准备了记者证。我与两名记者及《天网》义工一车。驱车前往彭州。途中，一名彭州灾民唐礼兵，来到我们这辆车上，源源不断地叙述灾情，痛骂彭州政府。那是极地道的批判，批判得入木三分，振聋发聩，主题就是家乡灾民无人管。在彭州菜市场，我们停车。我下车询问物价，得知物价并无上涨，那些菜多是从别处进的。途中，周钰樵和我接到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记者心语的电话，简单接受采访，谈地震中的学校垮塌问题，被迅速制成《都江堰市家长在教育局示威 要求尽快查明校舍塌毁原因》的速访新闻。

驱车到彭州市红星镇。废墟逐渐增多，老建筑有的没倒，新房屋反而倒得厉害，有军队驻扎在企业厂区。到红星镇街边停下，有几名妇女过来，与我们谈尚没有获得任何救助，不知何故。她们的房屋已经严重震烂，不能入住。据说，一个生产队居然只有一顶帐篷，帐篷放在生产队长那里。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自救"，自己救自己，包括让外出打工的人回家"自救"。给了她们一些物资，又继续往磁峰镇开车。到磁峰煤矿时，一名妇女说："军队在里面，要有记者证才能进去。"煤矿厂一片废墟，我们决定不进去，往那些更深的地方走。在蟠龙村停留过，见到在路边临时搭锅的农民，那时的情景，已与进入战争年代的逃难者没有两样。

再到莲水村。尸体腐烂的气息，四处扬起的灰尘，凄凉绝望的面孔，一一袭来。我们同行的人，有数码相机，有DV。这个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豆豆幼儿园"，全部垮掉。唐礼兵说：里面的孩子，是那天在幼儿园外面打麻将的人救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闲杂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救人。我采访到了灾民之一，她叫贾琴，今年24岁，住在莲水村普照寺正街81号。贾琴刚刚当妈妈，她的外侄才两岁，叫罗叶涛，在幼儿园被砸死了。她的一个姨娘也被砸死了。普照寺正街81号原本是个生意不错的餐馆，全家12口人都能靠这个餐馆养活。而如今，那里没有电，没有水，吃的东西都是从自己家里的废墟里掏出来一点点。贾琴非常激动，眼泪满眶，她说："我爸爸奋斗了十几年才有个餐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穿的衣服，是邻居给的，没有看见军人来过，没有看见官员的身影。

磁峰镇是彭州市最穷的一个镇。这个镇原来以煤矿维生，后来煤矿被停了，人们只能自食其力。地震之后，班车被停了，里面的人出不来，太偏僻，外面的人也不进去。我们是第一次到莲水村的外地人。黄琦将物资发放给了贾琴、唐礼兵。

车辆离开磁峰镇，往白水河方向进发。这条路，胡锦涛的越野车也同样奔跑过。道路交通简直是一流的，全是柏油路，比我的家乡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可见此地经济并不落后，是天然的旅游胜地。军人正在清理废墟，路边到处是帐篷。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山体滑坡的威力，大山、高山已经严重变形，席卷低处。高速公路断了，我们走新铺的临时公路。在白水河遭到盘查，我们这一车的陈涛突然调头。留给我视线之内最醒目的标语是"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刑事犯罪"。车调头不久，突发余震，震级较小，但因近离震中，感受明显。一车猪被军人运送过去，那是灾民的活猪。

黄琦他们进去了，至银厂沟。他们看到，一座海拔约2,000米的大山将前面的小山完全冲垮，扑向低处，形成地面。余震也在发生。他们看到了希望小学的临时教室，没有孩子在里面--实在是太危险了。最终，他们距离汶川约十公里，这才回头。而我们所在的白水河与汶川之间，就像一栋房子的前面和后面。在我们出发的头一天，谭作人在路上甚至还踩到了死难者的手和脚。

我们的车继续在路上奔走。约下午18时，我们来到彭州市区一处大寺庙前。这寺庙已有一定历史，相传被学校所占，后来和尚又拿钱把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寺庙买回来。如今地震灾情严重，寺庙完全免费开放，到处都是歇脚的民众，算命、测字的先生、婆婆挤满了寺庙门口。唐礼兵与我们一道，就在吃饭之间，我对这个生性爽快、耿直、毫不废话的人，展开了专访。两名记者坐在一旁，一言未发，专注倾听。

◎唐礼兵口述速记（简略）

我是回族人。今天去的磁峰镇，就是我的家乡，距离这里有35公里。如果不是空中航拍，可能死的人会更多。彭州受灾的面积很大。尸体是甩在火葬场的。没有把尸体送过去的，就自己埋。起初是一个一个地埋，后来发现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几个几个、甚至十几个十几个埋在坑里，是平坟。我婆婆80多岁了，我把她接了出来。我没事，我就摔破了皮。原本，我是这里的剃头匠，这次去当志愿者，帮那些受伤的灾民剃头，头发要剃了头上才能动手术，我应该是剃了100多个人头。灾民是有抢东西的，但那已经不能叫抢，那是生存本能，在铺面上抢米、抢鞋，全部拿光。那些铺面早就没人了，都跑了。我以前在新疆的军队里承包过食堂，看见过东突与共军的打仗。当时听说，杀一个兵一万元，杀一个将军两万元。有个将军眼珠子都被打出来了，装的是狗眼睛。（完）

回到成都。到黄琦处，与深圳一家劳工维权的NGO组织成员肖春相识，谈至次日凌晨一时。肖春，1983年7月出生，在四川达州读完法学后，到深圳打工，并继而维权，进入NGO，已工作两年。现在，该NGO已经解散。肖春从深圳赶回四川，想到灾区去。这位穿着"民主中国"字样文化衫的同龄人，此刻显得非常焦躁。他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同龄人，作为公民代理性质的维权人士，他的名字早已进入一些境内外劳工监察组织和媒体，所报道的，多是他遭遇的不公与野蛮。譬如，2007年8月15日，肖春接到官方通知，称他之前接受委托协调的劳工维权事件达成协议，叫他去厂里补领工资，但刚到厂门口，就遭到六个人拳打脚踢，被打得全身是伤。与肖春有相似遭遇的广东劳工维权人士，还有从工伤者转型为维权者的黄庆南，以及李金薪、段海宇、井镜波等人。此次他从深圳飞赴成都之前，也是刚刚走出拘留所不久，是被"黑整"的维权对象之一。

◎肖春口述速记（简略）

周立太是我们的前辈。我跟赵达功、刘开明也有接触。我们经常告政府，告它的不作为。为工人的拖欠工资，为工人的工伤，我们奔走。政府打压我们，黑社会威胁我们。我们的人经常被警告，警察总是来找我谈话。我还被关在看守所，被拘留。这样经常骚扰你，整得你干不成事情，维权没法干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申冤。法院支持我们告工厂，但不支持我们告政府。政府八大部门都在打压我们，工商、地税、物价、司法、城管、社保、国税、公安，都在打压我们。我们想推动政府依法办事。我们帮工人写文书，他们拿去告，我们可以为他们代理辩护。有个工厂，我们反映没发工资。第一份笔录是真实的，第二份笔录是虚假的，第三份笔录还是继续虚假，就是以假的来推翻真的。不搞了，搞不下去了，没法生存。政府要收拾你，你没地方告状。我去开庭，有人就把我拦住，不让我进去。维权搞不下去了，太黑了，太黑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