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文学是人生、人性的见证

11月26日下午，华人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礼堂举行文学讲座“我的文学历程”。东亚研究所所长杨大利主持，法国汉学家杜特莱教授参加对谈。

一．文学超越政治

高行健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重大的灾难，是政治强行干预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家不是沦为政治的工具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当然，不光在中国，苏联、东欧等国家也是这样。

自五四运动以后，意识形态深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采取激烈的革命态度，高喊打倒传统。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摧残。

今天看来，那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就是一堆废纸，毫无文学价值，仅有一点史料价值。相比之下，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写的社会、人、生存困境，要深刻得多。

高行健说：“传统就在那里，是很好的参照，也是打不倒的。文学超越政治，文学是人生、人性的见证。文学必须从政治里拔出来，用清醒的眼光看世界，这是文学的前提。”

高行健的小说和绘画，具有很强的禅宗色彩。他讲，很多人佛经读多了,就变成一种学问。慧能活在当下，从中解脱出来，把它变成行为和生活方式。道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诠释得那么好，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我不反对传统，东西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

二．小说也可以引发深层思考

原始小说是讲故事，巴尔扎克时代，不仅讲故事，而且要刻画人物复杂的性格。后来发展到怎么观察事件和自己，怎么去叙述。高行健指出，小说也可以是一个人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不仅讲个人经验遭遇，而且引人思考。很多哲学的思考可以进入小说，但又不是哲学论文，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辩。小说提供对世界的认识是感性的，也可以很深刻。

《灵山》独特之处是以“你”、“我”、“他”三个不同的人称，用不同的章节讲述一个人物，沿长江流域漫游的思考、心路历程，作者来静观不同的自己的对话。

《一个人的圣经》中只有“你”和“他”,但没有“我”。为什么呢？

他解释，“你”——叙述的是现在，香港、纽约、澳洲、北欧……跑遍全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他”——讲的是过去，在中国经历的困难，对以往的回顾。现实的“你”和过去的“他”对话。

“我”没有地方放，是因为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时的中国，真“我”无处存生，人人戴面具，真实的声音被窒息、被歼灭。

在西方盲目的自恋情况下,“我”也很糟糕。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但他忽略了一个人自身的问题，对自我的估价。一个人对自我没有清醒的认识也是地狱。包括政治狂人、暴君，自我膨胀到不可一世的地步，一定是有病，丧心病狂。

 

三．自由来之不易  

多才多艺的他得益于父母的熏陶，五岁登台演戏，十岁尝试写小说。大学时曾组织剧团，后来因为没有一个是共青团员，而受到怀疑，被迫解散。文革中下放劳动五年，不得已烧掉一箱子手稿。八十年代，作品屡遭查禁批判，颠沛流离。到法国后才找到安稳，抓紧时间去写。

“自由来之不易。” 高行健感慨，“时间非常珍贵,又要画，又要写，还要上十多个戏，要出书，拍电影……没有假期，没有周末，也没有白天黑夜。我周密地安排一年的工作计划，排好日程……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感悟到上帝并没有对我撒手。生命是如此脆弱，那么可贵，加深了一种宗教情怀。”

 四．中国对我很遥远了

问:流亡法国多年，对中国文坛的乱象，有什么看法？

高：简直没看，没时间看，做不过来。我对西方、对欧洲更为关注，是对人、对命运的关心，不是政治，虽然政治并不放过我 ……中国对我很遥远了，甚至翻过几页了。

问：是否因为不堪回首的过去？获奖后，中国政府的态度？

高:心 理上有那么一点儿，由它去吧！偌大个中国的事，管不了……真实的人是有毛病的，有缺点的，但个人能发出真实的声音。早在一个世纪前卡夫卡就有这样的意识， 有限的生命里只能做有限的事情。我获奖后，国内官方的反应，找几个人到瑞典学院抗议，也就听听而已，哪去管那么多闲事！

目前，高行健的作品已译成世界36国语言，他变成世界公民。去年又荣获纽约公共图书馆颁发的“雄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