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何以被“招安”？

刘自立先生在《右派被招安的意义何在？》一文中说：“我们并不要求［辉煌者］泪撒如是观、如是状。但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却不为我们赞成。试想，如果他们正面表达了对于1957年的看法，难道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他们的历史地位，就会受到大大之损害和贬低乎？这个考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度的当政者，朱、王们，本身应该可以不对1957年的事情负责——用有些先生的话说，他们的手上没有血。”然后以洋洋洒洒五千多字论述此事，但我读了几遍也不甚明白，总的感到文字晦涩，所论非所指，最后还是不明白右派何以被招安？先说“招安”一词用得不确切，中国有句老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右派决非江洋大盗，既未杀人更未放火，都是毛共体制内的牺牲品，手上更无有血，顶多为自保而检举揭发过他人，其实都是误中老毛奸计的可怜虫。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大官小官，大干小干，二十年前“改正”归来一些人并非是因“招安”而荣升，而应是体制内理所当然的事，这叫“膏药一张，各家熬法不同”。为了行文方便，暂认“招安”一说。

招安的意义何在？请刘先生不要多心，文章太曲了一点。我是右派，几十年来都在和右派打交道，文中所提到的朱、王、范等右兄右友都几乎直接或间接地打过交道，有的通过电话，有的还发生过往来，而我自已在1980年“改正”回归报社也曾有“招安”机会，只是自已“老马不死旧性在”，对毛怀恨在心，在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时公然说“我只坚持三个半，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何也？因我被他整了二十三年，再坚持他的思想、路线、方针，岂不认贼作父没有做人的爱恨仇仇，仅管其它方面条件具备故不能“招安”，要不便没有今日大呼大叫的铁流了！我是个真资格的草根工农右派，无书卷气，写文行事总是直去直来。要说清楚道明白，一些右派何以被“招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样的右派才能被“招安”？不是每个右派都能有此殊荣与机遇的。

“右派分子”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既无帅也无将，各自为政，乱杀一通，至今仍是一盘散沙。其共同的灾难始于1957年毛泽东的“阳谋”（实际是阴谋，姑且从俗），但能“金榜题名”的却各有各的原因，而处理也是千差万别去之霄壤，不过都被无情的历史空耗了二十多年，林林总总留下无限的怨和恨。纵是朱、王、范们，在内心或私下也许会感叹：不是老毛，不是反右，老子早十多年就如是也！不奇怪，这是事实，也是人性的共通。

中国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个难以说请楚的复杂历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千姿百态更难归类道明。不过大体有如下几个原因和类别：一是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他们当年和毛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反对共同的敌人“独裁者”蒋介石，当中原逐鹿，鹿死毛手之后，他们并不请楚和认识到中共政权的独裁性，更不明白“卧榻之下岂容他人”的道理，仍我行我素居功自傲，要权要位企图左右国家政局，当然为毛所不容，必然请君入瓮，不过仍是肉食一族，生活几乎未受什么影响。二是民主自由人士的知识分子。这批人成长于三、四十年代，多是富豪晋缙绅官宦人家子弟（其中也不泛有贫穷子弟），他们不但接受的是西方民主主义教育，有的还去西方喝过洋水，对蒋统治极为不满，加之又受到“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的影响，一个时候对毛共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为国之希望与救星。从抗日战争到三年内战，他们都是披肝沥胆忠实的拥护者、追随者，但后来发现毛共并不是共和的民主体体，也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仍是权利的追逐者，于是从失望中而发出杂声。当他们被划为右派后，领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在荣与衰，贫与富，得与失的面前很快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宁死不屈抗争到底，一部分人沉默销声，苟活于世，再有一部分人检讨认罪伺机再起，虽被开除党籍团籍仍是共产主义忠实信徒。三是毛共党内部派别之争而沦为右派的人也不在少数，如军队和地方之党，白区和红区之党，毛党和刘党，李党和张党，为了争权夺利扩大势力，相互仇杀相互嘶咬，均借助历来的政治运动打击对方，我称之为“狗咬狗”的牺牲品。四是一些右派本是单位领导的爱将，但这些爱将在“整风”中突然失控发出惊天言论，想保也保不了，能挥泪送去陪奠暂作牺性之品。五是建国前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干部，他们忠于毛共，热爱毛共，曾为这个政权拼死奋战，但个性鲜明见解卓然，决不甘做领导者的“驯服工作”，于是沦为右派。在划成右派后也发生分化，多数人低头认罪，少数人铤而走险。这是右军中的主流，也是而今最不服气的人。六是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娃娃热情单纯有的还未成年，完全是为了响应老毛号召，或少年气盛，血气方刚逞一时之勇，不顾及身后而沦贱民行队，是右派中最不划算的也是被整得最惨之人，时至今日也未伸皮。七是属是充数的右派，这部分人根本无思想、无主见、更无观点可言全是时代的冤大头，现在处境与好些学生一样生活得极苦极苦。当然我的推演归类仅是一家之言，不一定确切。

说了右派队伍的分类，再说毛共对右派的处理，大致可分如下几种处理形式：一，罪行严重，反动观点鲜明，影响很大，流毒极广，以及所谓为首人物，且“拒不低头向党认罪”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有历史问题者逮捕法办，无历史问题者开除公职，强行“劳动教养”；二，“罪行严重，坦白交待较好，有悔改表现”，则降职降薪，开除党籍团籍送农村或工矿监督劳动改造；三，有反党言论，但罪行不大又能低头，则免去原职降薪三至五级使用；五，有一般右派言行，但过去一贯表现较好又与领导关系不错，一般留机关不作右派对待。凡是劳改、劳教过的右派，不论“平反”或“改正”的，重新回到单位几乎没有重用一说，当然更不是“招安”对象，只有二、三、四类中“迷途知返”，仍坚信马列主义的右派，才有可能“招安”。我所认识的那些“老来红”位居省（部）厅（局）级老右，尽皆如此。也就是刘先生所说的“招安”，应该说他们本身就不是右派，仅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已人不识自已人”。不过这些从贱民坑里爬起来的人，除极个别的人“数典忘祖”外，决策行事决不过头，且洁身自好不随波逐行，心里总存右派阴影，偏于怜民体民，朱、王、范、武（我加了一个沈阳市长武迪生）决非官气一身，灵魂发臭的人。从全国来说“招安”的右派并不多，更多的人是“昨日黄花”和“流水东去”，很少再有辉惶，故恨多于爱，怨多于敬，仇多于忠，这是今日右派群体的现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凡所谓有地位、有名气，退体后经济收入很好，子女又在党政部门谋事的老右们，多不参加右派维权活动和发声向中共要求“彻底平反”与“补发工资”。他们说“闹什么，我得靠共产党穿衣吃饭，儿女还得工作，闹脱了怎么办？”一个个都在安享晚年。试问：那些享受着部厅级待遇的右兄右友，你能叫他说什么呢？谁来管他身前身后事？纵观今日维权的老右们，多数都是小右派、穷右派、没有名气的右派，受害最深的右派，我建议中共应重视他们的呼声，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不能熟视无睹让其至死穷困，于良心于道德于情理都说不过去。对右派不要苛求，对“招安”而成为国家重臣的右派更不要苛求，作人要有换位思想，如果是你会发声吗？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脊梁，而是没有脊梁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气候。什么土壤？什么气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