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悔当年不听郑海雄与周金伙劝说

郑筱萸，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于2007年7月10日执行死刑。死前，他一直不服被查证收受制药企业贿赂649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定为死刑的宣判。其实，他是真正后悔，当年他不听福建老乡郑海雄与周金伙劝说，赶紧逃离中国。

2005年6月22日，郑筱萸以为卸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之职，就是远离权力中心，可以与世无争，保住性命、守住钱财。那料到，胡锦涛在十七大之前，要借他人头祭天下，收民心。他说，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论索贿收贿，现今中国官场上收贿数额比他多的官员比比皆是，论贪赃枉法，现今中国官场上上下下官员，循私舞弊早成明规则。他就是不服把他作为“犯玩忽职守罪”获死刑的部级高官第一人。

郑筱萸，1944年12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1994年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出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郑从一个平民小男孩成为国家部级官员，人生是很成功的。多年来，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官越做越大，给父母、给家族、带来惊喜和骄傲，为郑氏家族光宗耀祖。

郑筱萸代表国家规定，“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都被列为新药，大多数厂家忙于将原来的“普药”改头换面，改变包装、剂量和用法，并加入一些无用成分，申报注册成新药。“齐二药”事件中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和“欣弗克林霉素注射液”都是此类新药。药的定价虽然是由物价局决定，但是归类为“普药”还是“新特药”由药监局来决定，新特药可以企业自主定价，普药是政府指导价。2004年中国注册的10009种新药全部都是仿制药，其价格却高出原来产品数十倍。这样郑筱萸利用手中大权，滥批 “旧药翻新”， 导致大批的“旧药新药”生产和上市。仅2004年新批新药1万零9种，与同年世界医药最发达、研发能力最强的美国相比，是美国受理148种新药申请的67.63倍。

郑筱萸代表国家规定，实施国际通用的GMP认证，针对药企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多年来，郑筱萸的讲话和视察一半以上都在推广GMP。检查标准是国家药监局统一制定的，制药单位在检查之前就接到通知，将各项指标量化之后迎接检查，而检查方式则是国家和省药监局共同出面。企业有充分时间和能力对付GMP认证。通过认证以后5年有效，使药厂只重审批不重监管。这样在中国的大批药厂通过认证，花费了大量资金调整硬件以符合标准，也就成为各省和国家药监局腐败案的导火索。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周航被捕就是因为利用GMP认证的权力收受药企贿赂。

郑筱萸，在体制转换和市场规则重新树立中带来的权力空间，药品、药业衍生出来的各种关系造成了一个个黑洞，由监管和审批权力，产生的“关系经济”，民众看病贵的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医药成了民众最深的“痛”。而郑筱萸在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可查证到索贿收贿涉及8家药厂，金额649万。

显然在中国，监管机构的腐败，并不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一家的腐败。可是，作为监管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的一把手的郑筱萸，事实沦为13亿中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胁、并祸及世界的罪魁祸首。如今，国际上因中国假药毒货出口，造成一批接一批人命和宠物死亡，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宣布，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宣布处死郑筱萸。似乎对国际舆论，对全国民众，是一个最好的交代。

郑筱萸有二个最后悔：一是最后悔不该从政。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一直搞业务的话，早已是教授，照样生活得很好：二我是最后悔不该不听福建老乡郑海雄与周金伙劝说，快快逃离中国。不然也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一是绝不从政，二是要听老乡的话逃离中国啥事都没有！

郑筱萸比郑海雄大一岁，都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物系毕业学生，是同姓同宗。郑海雄，1945年9月出生，福建省莆田市人，1969年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先后在江西劳改农场，莆田厦湄公司，莆田市外贸公司任职，1993年9月任莆田县委书记、1996年7月任莆田湄洲湾北岸管委会书记。2000年，郑海雄已经捞取大量钱财，突然弃官弃职，全家举迁离开祖籍地莆田。

郑海雄在上世纪90年初，首创以商业化运作官场模式，被称为商业官员的开山祖师。他以外贸公司经商老总的大手笔，经营高度集权的共产党县区委书记的生财业务，突出了“捞钱”主旋律；他首创了“独裁人事，区分级差；扩增机构，多增官员；常年调整，危机生财”的经典“批发官帽”专利；他首创了“花光财政、卖光国有、掏光集体、搞光美女”的经典“四光战术”验方；他打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潜规则，以莆田籍官员坑害莆田地方与大众，主抓“工程发包”业绩，大肆索贿收贿。郑海雄主政莆田六年，经他签字调进莆田县、秀屿区各级各部门机关的，不少于1000多人，2---5万不等，索贿额不低于3000万；官员平调、保位、提拔不少于1200人次， 5--60万不等，收钱不少于10000万。工程项目收贿额不低于10亿。保守估算，郑海雄索贿收贿十几亿，无愧列入当代莆田第一贪官。称奇的是，名列全国民众上告数量首位的县委书记，能够果断地卖掉在莆田所有的豪宅和不动房产，能够做到在位在职，弃官、弃职，因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举家迁离祖籍地莆田，保持到至今不受追究“福份”？！难怪郑筱萸临死前，后悔不听小弟郑海雄的忠告，权力不好玩，捞钱最重要，捞多捞大后，第一大事，就要赶紧跑。三十六计，跑是第一计啊！

郑筱萸比周金伙五岁，都是福建省福州市人。周金伙，1949年5月出生，1964年12月，周在福州市台江区一医药站做学徒工，随后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福建中医学院中医系读书，获大专文凭。20世纪80年代初，他被分配到福建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成为专职按摩师。在为袁启彤、贾庆林按摩获得赏识之后，成为「御用」按摩师，随着提为台江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竞选福州副市长不果，调任福建省建闽集团董事长（副厅级），为福建省常委和副省长级以上干部兴建豪华省长楼，再提任宁德市长。周金伙担任福州台江区区长时，让老婆用偷渡手段到美国并拿到绿卡。大肆索贿收贿，垄断福州地区寿山石市场，现在美国的财产至少超过一亿美元。 2006年6月7日，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周金伙，得到中共高层的通风报信，赶在被中纪委「双规」之前，突然逃到美国。临逃时，周金伙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央联合调查组，一封给福建省委，周在信中说，此案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枉费心机追查了。他说他走后反而比较省事，可以保护很多人，专案组也可以不那么忙了。难怪郑筱萸临死前后悔，不听小弟周金伙的忠告，权力不可恋，要捞钱，更要编织后台关系，到时有高官保护照应，捞要多捞，但是随时要准备赶紧跑溜。三十六计，跑出国门是第一计啊！

对于郑筱萸来说，一切后悔都迟了。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制药业，是充满了欺骗，造假成风，也是任何监管部门都无法控制的行业；中国医院的医生，多年来都在玩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手法，都在接受回扣和红包事实，造成民众医疗费用节节攀高、居高不下成了固疾。现在的罪过罪名，全要由他一人扛着。

对于郑筱萸来说，一切后悔都迟了。他清楚地知道，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包括党政机关部门的上上下下，都在猖獗造假。腐败的现实，让中国政府无可奈何。而腐败的根源，不是由于郑筱萸引起的，而是由于中国制度本身直接造成的。根源就在于共产党拒绝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同步进行。在一个缺乏民主问责的政治体制内，置他郑筱萸于死地，根本阻止不了整个国家中的官商官黑之间的权钱交易。

对于郑筱萸来说，一切后悔都迟了。他清楚地后悔，一是不该从政，二是不该不赶紧跑出国门。现在他成了国家恶疾的替罪羊。处死他并不能遏制现在中国官员普遍存在的贪腐行为。因为，杀了一个他郑筱萸，而千千万万个郑筱萸却仍然逍遥法外！作为当年全国监管药品的最高主官，他更是明白世间从来没有后悔药的。但是，临死的他，却极端羡慕小弟郑海雄和小小弟周金伙，如今能够那样地逍遥自在的生活，那样快活地享受灯红酒绿的自由，而现在的他，明天必须去死。明天必须去替胡锦涛的“十七大”祭旗，明天必须去替胡锦涛向普天下的民众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