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铁路选择在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的七月一日开通，有着极其强烈的象征性：象征着一个古老帝国的对异族的征服，象征着大汉族殖民主义对拓展疆域的巩固和重新崛起——梦想成真，象征着征服者将施舍“经济起飞”拯救弱小民族和落后地区，……归根结底，象征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再创辉煌，所向披靡！
富有想像力的西藏问题专家、北京著名的独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几年前曾经提过一个建议，大意是北京当局拟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担任国家元首，届时不但中国与西藏关系迎刃而解；而且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对处于信仰真空的国人无疑是雨露甘霖；而他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及个人关系，是现任的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都及不上的。
然而中南海却南辕北辙，虽然在国际压力下与达赖喇嘛的特使举行了几轮谈判，但在西藏偏偏加强了对达赖信徒的镇压力度。其实也难怪，中共当权者根本就处在一种不同的境界。君不见，那些城建拆迁工程，也可以毁掉代表中国文化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怨沸腾亦在所不惜；三峡工程等所谓的大型建设项目，毁掉的文物古迹更是不计其数。“发展是硬道理”，实力就是发言权，这就是中共的境界。
表面上看，中共似乎与他们发迹时的直接革命造反有所区别，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本质上却依然故我，仍旧是以民主的名义行专制之实，以建设和发展的名义，行破坏之实，所谓的大建设大发展往往就是打破坏的代名词，破坏生存环境、破坏历史文化、破坏社群关系，而且这种破坏往往是更深刻的，动辄造成无法修补的毁灭性后果。停留在这个境界中的设计师或工程师们，是决计不会把举世关注的“世界处女地”——西藏列为特别保护区的，当然更不会让达赖喇嘛来代表中国的，甚至都不能容忍流亡海外近五十年的达赖回到西藏。
也许，我们还可以调换一下时空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仅仅是假设——中国现在具有与美国相同或相近的文明制度，他很可能像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来处理西藏问题，把西藏作为特别保护区，限制移民和开发，便成为他理所当然的选择，藏人和藏传佛教就会进一步为丰富其多元文化做出贡献…… 可惜中国不是美国，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古老文明，在他的本土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也是最起码的保障，这在达赖喇嘛眼里固然是一种劫难；对于持强凌弱，以帮助发展、开发为名行毁灭性破坏之实，并自以为得逞的中国，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不管他是以古老的汉族文明的名义，还是以中共的“党文化”的旗帜，去同化一个迄今已然在反抗的藏文化，他都是西藏文明地地道道的破坏者，甚至就是毁灭西藏文明的刽子手，终究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难逃历史惩罚。
明了这种背景，对于青藏铁路到底给予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就看你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即将出版的《动向》杂志七月号，推出了“青藏铁路与西藏命运”的专题，希望能帮助读者通过比较和观察得到自己的结论。
如果你了解了北京处理西藏问题的境界，你就会理解香港人民何以从回归之后政治觉悟日益提高，新一期《动向》的特辑是“香港七一游行”，对此作了探索。实践证明，觉醒已然成为争取权利的前提条件。这种觉醒显然包括着对宪政民主的认识，北京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在给本刊的系列文章中指出：“宪政是针对统治者的，是管教约束统治者的。宪政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牢笼。只有把统治者关进宪政的牢笼，才能把专横权力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管老百姓易，管统治者难。把统治者管住了，天下也就大治了。所以真正的大治，不是看老百姓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而是看统治者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
“特稿”仍是“中共派港间谍自述（二）国安部在‘六四’时”披露：国家安全部成立伊始，派系纷争，笼罩在不满和不详的气氛中。被中共潜伏在美国的特工金无怠吓着的国安部外事处处长俞强声，于1984 年出逃，让国安部整个八十年代都走不出阴影。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对情报工作的态度大异其趣。89年学运使得一蹶不振的国安部渐渐恢复了生机：当他们从外国搞情报失败了，便转向从国内抓黑手……
国际共运史专家程映虹发来的“专稿”是，“马共前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披露——邓小平与马共的终结”。据该文介绍，同一个邓小平，在60年代要正在准备和平转型的马共恢复武装斗争， 20多年后，为配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调整外交政策，又下令关闭了马共电台，最后导致马共终结。(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富有想像力的西藏问题专家、北京著名的独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几年前曾经提过一个建议，大意是北京当局拟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担任国家元首，届时不但中国与西藏关系迎刃而解；而且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对处于信仰真空的国人无疑是雨露甘霖；而他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及个人关系，是现任的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都及不上的。
然而中南海却南辕北辙，虽然在国际压力下与达赖喇嘛的特使举行了几轮谈判，但在西藏偏偏加强了对达赖信徒的镇压力度。其实也难怪，中共当权者根本就处在一种不同的境界。君不见，那些城建拆迁工程，也可以毁掉代表中国文化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怨沸腾亦在所不惜；三峡工程等所谓的大型建设项目，毁掉的文物古迹更是不计其数。“发展是硬道理”，实力就是发言权，这就是中共的境界。
表面上看，中共似乎与他们发迹时的直接革命造反有所区别，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本质上却依然故我，仍旧是以民主的名义行专制之实，以建设和发展的名义，行破坏之实，所谓的大建设大发展往往就是打破坏的代名词，破坏生存环境、破坏历史文化、破坏社群关系，而且这种破坏往往是更深刻的，动辄造成无法修补的毁灭性后果。停留在这个境界中的设计师或工程师们，是决计不会把举世关注的“世界处女地”——西藏列为特别保护区的，当然更不会让达赖喇嘛来代表中国的，甚至都不能容忍流亡海外近五十年的达赖回到西藏。
也许，我们还可以调换一下时空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仅仅是假设——中国现在具有与美国相同或相近的文明制度，他很可能像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来处理西藏问题，把西藏作为特别保护区，限制移民和开发，便成为他理所当然的选择，藏人和藏传佛教就会进一步为丰富其多元文化做出贡献…… 可惜中国不是美国，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古老文明，在他的本土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也是最起码的保障，这在达赖喇嘛眼里固然是一种劫难；对于持强凌弱，以帮助发展、开发为名行毁灭性破坏之实，并自以为得逞的中国，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不管他是以古老的汉族文明的名义，还是以中共的“党文化”的旗帜，去同化一个迄今已然在反抗的藏文化，他都是西藏文明地地道道的破坏者，甚至就是毁灭西藏文明的刽子手，终究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难逃历史惩罚。
明了这种背景，对于青藏铁路到底给予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就看你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即将出版的《动向》杂志七月号，推出了“青藏铁路与西藏命运”的专题，希望能帮助读者通过比较和观察得到自己的结论。
如果你了解了北京处理西藏问题的境界，你就会理解香港人民何以从回归之后政治觉悟日益提高，新一期《动向》的特辑是“香港七一游行”，对此作了探索。实践证明，觉醒已然成为争取权利的前提条件。这种觉醒显然包括着对宪政民主的认识，北京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在给本刊的系列文章中指出：“宪政是针对统治者的，是管教约束统治者的。宪政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牢笼。只有把统治者关进宪政的牢笼，才能把专横权力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管老百姓易，管统治者难。把统治者管住了，天下也就大治了。所以真正的大治，不是看老百姓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而是看统治者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
“特稿”仍是“中共派港间谍自述（二）国安部在‘六四’时”披露：国家安全部成立伊始，派系纷争，笼罩在不满和不详的气氛中。被中共潜伏在美国的特工金无怠吓着的国安部外事处处长俞强声，于1984 年出逃，让国安部整个八十年代都走不出阴影。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对情报工作的态度大异其趣。89年学运使得一蹶不振的国安部渐渐恢复了生机：当他们从外国搞情报失败了，便转向从国内抓黑手……
国际共运史专家程映虹发来的“专稿”是，“马共前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披露——邓小平与马共的终结”。据该文介绍，同一个邓小平，在60年代要正在准备和平转型的马共恢复武装斗争， 20多年后，为配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调整外交政策，又下令关闭了马共电台，最后导致马共终结。(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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