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3年版的李锐著作《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李锐是中共的秀才，曾先后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祕书，在庐山会议后经历了20年的坎坷磨难，深谙中共的政治运作与权威领袖的个人禀性。在李锐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与世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的一个青年毛泽东。他的思想、行为表明，青年的毛泽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运人士”，而且有些观念甚至比现今的中国民运人士都还要“先进”。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倡导湖南自治运动。他认为当时中国还未像苏联10月革命那样具备全国性革命的条件，因此提出，当时的中国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革命力量应该努力推动民主运动、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以壮大革命力量。千里之行，始于硅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什么事情不是一幵始便可成功、便见大效、便可争取到多数群众的。只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起来的。他认为中国的事，目前既不能从全国、总处下手，就从地方、分处下手。他赞赏杨昌济说的“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毛说，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办法，现在应当倒过来，先从分处、从基础、从发动人民群众着手。
从那年的9月3日到10月7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湖南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他自己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他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他坦承“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幵放的坚决拥护者。”
毛当时撰文对全国政局发表看法：“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当时他还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写过一篇两千字的文章，题目就是《反对统一》。文章幵头就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中国24朝，算是24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有基础。4,000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中国人生息了4,000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推究原因，吃亏就在‘中国’两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祺瑞的统一。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的意外的收果。”如果全国“统一”了，各省又要受这种“统一”的约束。“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要大大发作。”“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征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它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
其实，“统一还是分离”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是人民要有自主的权利，并由人民来作出选择。现在有学者把黑格尔的早年与晚年加以区分。也有研究隧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提出了青年马克思的概念。一般来说，他们的思想理论中青年时期更多一些真理的火花。李锐把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加以对照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青年时倡导“湖南独立”到老年时“一定要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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