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即位初期的忍

中国人很重视“忍”功的修炼，什么“小不忍乃乱大谋”，“忍得一时气，可免百日忧”之类的俗语说明忍的重要性。但这项功夫修炼不易，忍是人心头上一把利刃，内心把屈辱、痛苦硬生生吞下去，表面上还要装着没事人样，多难呀。

皇帝是天下第一人，看起来口含天宪，权力无边，有时候也得装孙子。崇祯皇帝即位后，就不动声色地忍了很长时间。

崇祯帝朱由检是天启皇帝明熹宗的弟弟，哥哥做皇帝时他被封为信王按祖制居留在外藩。这天启帝是个没读多少书的糊涂皇帝，在位七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干木匠活，朝政委托伺候他长大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最后权倾天下，称“九千岁”。天启帝虽然糊涂但性格厚道朴实，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弟弟由检，因此魏忠贤数次想勾害信王时投鼠忌器，这一点在帝王之家是少有的。

天启帝驾崩后没有子嗣，遗诏命信王进宫继承皇位。朱由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独身进宫，被魏忠贤这些太监环伺，名义上握有天下之权，实际上连自身的安全未必有保障。刚刚进宫为天启帝守灵时，崇祯帝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忍着渴不喝宫里的水。真是难为这位十八岁的新皇帝。这番防备并非多虑，斧声烛影的宫廷变故史书上有的是。国民党政府即将败退大陆时，蒋介石玩起下野的把戏，把副总统李宗仁推到前台做代总统收拾残局，可军政大权不放，依然在老家溪口遥控朝局。李宗仁据理力争，想要名副其实“总统”的权柄，有人规劝他，您何必这样认真呢？您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再争下去恐怕安全不保。枪林弹雨中厮杀了大半辈子的李宗仁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只好乖乖地当傀儡。

当崇祯皇帝感觉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基本有保证时，还是不敢得罪魏忠贤。魏忠贤投石问路，让另一个权监王体干提出辞呈，崇祯帝好言慰留，稳住魏忠贤一派，可另一方面慢慢地消除魏忠贤的爪牙和强援，并巧妙地向天下散布某种信息。比如他将魏忠贤的对食（太监和宫女结成非实质性的伴侣关系）、天启帝的乳母客氏遣送出宫，这个客氏是魏忠贤能掌握大权的关键人物；把上书主张将魏忠贤的名位移入国子监和孔子一起拜祭的两位监生逮捕。

这两位监生估计是读书读得一脑袋浆糊。一个大字不识的太监，竟然有那么多读书人给他建生祠，把他奉承为和孔子、周公一样的人物，本身就是够无耻的，无耻也罢了，不能无脑呀。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人事政治，是一把手政治，新皇登基，必定会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才能真正坐稳龙椅，旧朝的宠臣继续被宠是概率非常小的事情，何况魏忠贤搞得天怒人怨。这时候还要拍魏公公的马屁，不是自找麻烦么？

中国为官的，最善于揣摩上司的一举一动，崇祯帝的一番行为，立刻让大臣们嗅出点什么。特别是当年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明朝的权争，基本上是阉党和文官集团之间展开的，皇帝靠文官来治理天下，却靠阉党掌握特务、警卫人员，监视百官，二者之间的争斗是皇帝愿意看到的。但文官集团道义的资源比太监多得多，太监完全依附皇帝一个人，皇帝一旦死去几乎就是无皮之毛了。天启朝阉党虽然赢了东林党，但东林党却一直博得民间舆论的同情，这时候要清除阉党，这种舆论的力量是很有用的。

魏忠贤此时只能步步败退，他能仰仗的技法就是“死人压活人”，因为他做的那些缺德事，都是打着先帝天启帝名义的，而天启帝待崇祯特别好，如果崇祯帝铲除魏党，平反错案就等于否定自己哥哥天启帝当年的施政，也等于说天启帝当年是个糊涂蛋。“凡是先帝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凡是先帝定下的方针必须照办”这类理由成了魏党自卫的唯一盾牌。

魏忠贤不得已只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崇祯帝顺水推舟答应了。这下魏氏弄巧成拙，一旦没有职务，真是墙倒众人推，弹劾他的奏章雪片似的飞到崇祯帝的案上，几乎人人皆欲杀，崇祯帝利用舆论的力量趁热打铁将魏忠贤贬到凤阳，看到大势已去的魏忠贤，在半路中自杀。

魏忠贤死了，按理说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坏事推到他身上就行了。但他提拔的官员还把持朝廷要津，崇祯帝如果不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将魏党除根，他的权力布局意图是很难达到的。魏党余孽当然要反击，他们的招数还是不外乎拿先帝既定政策做幌子。

可是，这世上总是活人最终胜死人的，聪明人多得很，完全可以绕过“凡是”这类主张，将先帝的灵位高高供起来，而把他生前的政策措施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新的权力布局、政治变革总是从平反冤狱开始。此举既能打倒旧势力，又能收拾民心，争取舆论。

此时，翰林院的编修倪元璐向皇帝连上奏折，不但要求为东林党平反，而且要求捣毁《三朝要典》。尽管这招有风险，但倪元璐看到了皇帝的心思，他比两个在魏忠贤快完蛋时还拍马屁的监生聪明多了。因为平反冤狱、新政实施不仅是人事上的变迁，还必须有理论上的突破，在古代就是“正名”。这《三朝要典》是天启朝在魏忠贤的主持下修订的国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进行定性的“红头文件”。在这个“红头文件”中，东林党被当成奸邪之徒，魏党则是忠贞的国家柱石。当年修纂成功后，魏党也希望《三朝要典》成为永不翻案的东西，它一旦翻过来，魏党余孽就没有了再在政治场上生存下去的正当理由。

崇祯帝很聪明，面对但对毁弃《要典》而质疑他辜负亡兄天启帝的信任，说有了熹宗皇帝的实录，不必有《要典》，熹宗皇帝的光辉形象在实录中留给后人景仰。然后下旨说：“从今以后，官方不要以天启朝东林党人事件来决定好坏丑恶的评价，天下的人才不要依照《三朝要典》来决定进退”。

理论上一旦有了突破，平反就顺风顺水了，魏党还留在朝廷的人很快就清除了，崇祯帝大胜。也许是崇祯帝在当信王和即位之初时装孙子，憋了很久，一旦释放就控制不住。魏党除掉后，很快崇祯就显露出他刚愎自用、狭隘多疑的本性，为政乖张，诛杀功臣，闹得政局不可收拾，本想做中兴之君最终成了亡国之君。

不过崇祯帝即位后，先忍耐静观，再进行人事调动，然后解决魏党首要人物，最后凭借理论上的“正名”，大面积平反昭雪，以求根本解决魏党的残余影响。这个套路对多数中国人而言不太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