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倘若没有记性，大约总难免重蹈覆辙；一个民族倘若不知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怕是要万劫不复。应当有记性，应当懂教训的，首先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知识份子和它的有历史责任感的民众。
其中一张：行刑完毕，被砍掉的几颗脑袋滚了一地，那些无头的尸体佝偻着倒在地上，身子还被捆绑着，地上一大滩乌血，旁边一些人在袖着手默然观看。
另一张：一群义和团民被清兵押上刑场，这些即将被杀头的汉子们大都木然无表情，亦可说是沉着自若，绝无罗丹雕刀下的“加莱义民”那种痛苦万状的神情，亦无希腊雕刻家刀下的“拉奥孔”那种被毒蛇缠身的痛苦和绝望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否有被出卖的沉痛感。
然而，使我格外注意的是，中间一位精壮的汉子，赤着上身，腰间束一根布带，脚上趿着一双破布鞋，两臂交叉在胸前，脸上微微露笑，神态泰然自若，似乎在等着领奖，或是去就餐，这表情决不是几分钟后就跪在地上，引颈就戮，鲜血喷溢，身首异处了。
义和团民这种视死如归的气度，这种面对死亡冷静沉着的神态，这种丝毫不露内心痛苦的性格，大约是国人那种对生命的理解的一种外现：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是的，他们也许就是这样一批追求理想的农民，象他们的几世孙红卫兵那样青春无悔，死亦无悔，至今还在为往日的风光而自豪。
执行死刑杀他们的，是手执大砍刀，一脸横相的大清刽子子。别忘了，这些将要被杀的汉子们，当初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四字，现在他们要被大清帝国杀戮无赦。
洋人杀中国人，则用洋枪；此时，他们待在一边作壁上观，欣赏这东方野蛮的杀人奇景。
这就是１９００年８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北京街头的真实情景。九十六年前，大批慷慨激昂、仇洋杀洋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被历史白白牺牲掉了。洋人没杀多少，他们自己却在老佛爷的出卖和洋人的围剿下成群地喋血故土。
这些死者若是活着，至少应当是一百二十岁的老翁了；他们若是有后代，现在应当是五世孙了。不知这些儿孙们是在跑单帮呢，还走在种地？是在乡下开小店呢，还是跑到大城市去打工？是落草为寇了呢，还是在酝酿着新的教派？是在浑浑噩噩地聚众赌博呢，还是在读书求知？
义和团是上个世纪末年（兴盛期为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在中国北方山东农村自发兴起的民众组织。它最初名为义和拳。不久之后，他们改为义和团，口号为“扶清灭洋”，标志着这个民间组织在性质上的改变，显示出它己经被清政府利用，成为这个腐败政府的一群家奴和粗野的打手。这是义和团走向历史大悲剧的一个根本性质的转变。
反清灭洋可能也以悲剧告终，但是却和扶清灭洋而失败大不相同。反清，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政治倾向、清醒的头脑和正义的立场，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击和扫荡清政权的腐败因素，促使它的政权内部产生某种变化；而扶清却起到了为这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加剧罪恶的消极作用，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丧尽脸面，而且使中国陷入空前灾难和极度耻辱的境地。这些只有血勇而缺乏清醒头脑的农民作了一件十分可悲的蠢事，不仅惨遭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残酷绞杀，而且也遭到慈禧政权翻脸无情的迫害。
毫无疑问，最初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相当的民族正义性质和反抗的政治性质。这一运动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抗某些洋教人士在中国的不法活动和对某些恶徒的包庇。他们的活动，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时人记载：“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愤，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周之桢等篡：《茌平县志》”卷１１，民国二十四年本第１９页）
“去岁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太横……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又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犊连篇……近数年来，何省不兴教案？而抑之愈深，激之愈甚。若不釜底抽薪，而徒恃搜拿以镇压，窃恐柔懦者尽趋于洋教，强悍者愈增其不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
一位御使道：“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藉以捍卫身家。”（“御史黄桂均折”，光绪２５年１１月２５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４４页）
这些历史记载，清楚地勾画出这样一幅末世怪现状：洋人欺压农民；官府怕洋人，反过来压迫中国百姓；百姓走投无路，揭杆而起。
清政府对中国民间自发组织和秘密结社一向采取严厉镇压和取缔手段（例如对白莲教，天地教），视为政权之大敌。然而，他们对待义和团却采取安抚和利用的手段，这是很耐寻思之事，显然它对了掌权者的胃口和需要。
在最初阶段，地方政府当局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官员主张采取镇压手段（例如袁世凯），有的官员则采取招抚和引导的态度（例如大学士刚毅、端王载漪、山东巡抚毓贤等）。他们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互相对立。这是一种有趣的末世现象，也是一种大有学问的新式宫廷斗争手段。镇压者，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利益；而招抚和利用者，乃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为了那一部分更自私更保守的集团的利益。这种引民间力量来向国内反对派或国外干涉者示威的手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中开了先河。
义和团在反洋教问题上采取的那种横扫一切的态度，那种由反对不法教士到反洋教，发展到反对一切西方文化和科学发明的立场，那种由杀教士、烧教堂发展到凡是西方发明的东西都要摧毁，于是干起扒铁轨、倒电杆、毁电线之类的愚蠢行为。诚如一位智者所言，这些人 “口诵咒语，能避火炮，且能闭火门，而不使之发。然能是者，百人中二三而已，且可暂不可久。总之，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９－８０页）
这种野蛮行为一方面强烈地表现出中国民众对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产生的痛恨和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深刻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本身的某些保守性心态。不思社会发展，自私腐败的清帝国造成了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结果，使西方文化在中国成为征服者文化，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而失去平衡，从而把羡慕变成了仇恨。究其原因，皆因中国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长进，不能给人民以进步，尊严与富强。
这种野蛮和愚蠢的行为终于使痛恨西方列强的慈禧集团眼睛一亮，发现从贫瘠的黄土地上冒出一支完全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对于镇压变法因而陷入穷途末路的慈禧集团，无疑是一个绝望中的惊喜。不走现代化道路，不走政治改革道路，难道就真的没有路，就真的要受帝国主义的窝囊气，挨帝国主义的打么？你瞧，这天兵天将不就在老佛爷脚下的黄土地泉水般涌出来了吗？此时正是民心可用，何不创造一场历史大奇迹？
慈禧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她不知羞耻地谈起“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的堂皇道理：“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义和团的神奇气功和神秘符咒，它吹嘘的所谓“刀枪不入”（即今日中国某些假气功师又一次大肆吹嘘的“特异功能”之类功夫，这种吹嘘总是末世现象之一），也是使慈禧集团十分沉醉的一个因素。他们终于相信民间那套神秘的土功夫能够抵抗西方的洋枪洋炮。此时的慈禧，大约完全忘记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避暑山庄，圆明园化为焦土；完全忘记了１８９５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此时的他们，大约是最“爱国”，最“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的一伙人了。那些王公们如获至宝地连吹带捧，把义和团从华北平原的乡村引入京城，把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的农民请进王府，请进皇宫，引见给慈禧皇太后，让他们在老佛爷面前露露刀枪不入的奇异功夫。
有人不无忧虑地写道，“（一个僧人）自称，浑身气功，能拒枪炮，金刚附体，外洋无敌。复以上峰奖许，练拳乡民，尊之敬之，踵门拜师者，趋之若鹜，此辈乡曲豪强，原非善类，今骤拥此声势，渺视官府法纪，日后隐患，正难预科。”（“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云函”，１８９９，１０，１３；《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９１－１９２页）这就象当年红卫兵兴起，由于最高领导人支持，无人敢说不好，于是一面倒，但却隐藏着日后的许多问题。
这些人扬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以避刀剑，可以避枪炮。上奉太后密旨，下遵毓贤命令，兴大清，灭洋教，他日功成名就，大则仕宦而至将相，小则丰富而有衣食。种种谣言，出人意外。”（“山东义和拳匪论”，“万国公报”卷１３２，光绪２５年１２月）
于是，在最高统治者支持下，义和团在京城到处设坛，香火极盛一时。中国农民组织从来没有得到过专制君主如此的青睐，竟然能够破天荒地受到皇家的如此殊荣，能够在天子脚下，皇宫前面，如此张扬，如此自由，如此“造反”。
时人记载：“光绪二十四年，近畿各省遂秘密有义和拳之组织，设坛吞符降神，不伦不类，自诩枪刀不入，耍刀舞枪，到处皆是。甚至妇女亦托真神附体，自诩能于空中飞舞，名为红灯照。其奸滑之徒，滥混其间，藉图私利。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事暴发，各处杀戮外人，肆无忌惮。”（刘荫歧等撰《陵县续志》卷四，民国２４年本第４３页）
在慈禧集团的支持和鼓动下，义和团愈走愈远，大开杀人毁教之风：“自称符咒种种灵验，可避刀枪，愈传愈远，愈远念妄，……其迫害教民也，以逐西教士为第一意。伪称奉太后懿旨，故受其蛊惑者日益众。七八月之间，遂千百成群，依势作威，而天主教民适逢其怒，被抢数十村，耶稣教尚无恙也。至中秋节前数日，匪焰更炽，于是不论天主教，耶稣教，既是教民不免惨害矣。……先惟劫掠财物，后则毁教堂，害教民，杀教士，无不可矣。”（“义和团闹教纪实”，“汇报”第１４６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二年初十日，转引自《义和团源流史科》，陆景琪等编，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客观地说，慈禧老妇在接见和怂恿苦大仇深的农民“造反”上，是中国史无前例第一人。这些义和团，实在是六十六年后北京红卫兵的老祖爷。
此时的义和团，已经成为清政府卵翼下的一支别动队。他们愈发无所顾忌，很象是六十六年后那位红司令麾下的红卫兵。在慈禧集团支持和鼓动下，义和团们愈走愈远，有恃无恐。在这种情绪下，官兵们也同样疯狂起来，不久发生德国公使克林德、杀死日本使馆人员杉山彬被杀事件，乃至围攻和炮轰外国使馆，从而挑起严重的外交纠纷和战争。于是，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攻陷京城，慈禧集团仓皇鼠窜，把中国这个满是文化宝物的烂摊子丢给别人收拾。
慈禧集团之利用义和团来反洋人，有其非常自私的欲望和狭隘的情绪。分析分析她的那种心理不仅十分有趣，而且十分有益。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叶赫那拉氏还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小姑娘，自然对西方列强的厉害没有多深的印象。当她荣幸被咸丰皇帝招进宫里，靠着自己的姿色、聪明和生子，成了西宫娘娘时，她就应当对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的惨败有深刻印象了。就是那次惨败，才使她跟随咸丰由圆明园仓皇逃亡到承德，那位皇帝不久就死在那里。在和顾命八大臣展开的宫廷夺权斗争中，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和东宫太后一道，与京城的“小六子”恭亲王弈忻联手，争取得到各国公使支持，辛酉政变成功，立其子同治为帝，其实是她垂廉听政。本来，慈禧是靠洋人支持上台的，后又因镇压“百日维新”，废黜光绪，遭各国公使冷遇，康梁等外逃又获外国庇护，她便转而仇恨洋人了。
然而，慈禧的这种仇外情绪，最容易披上一层漂亮的民族的外衣，也很容易混同于一般的民族主义情绪。
袁世凯说得很明白：“（山）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前任（指前任巡抚毓贤）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未免太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２０页）后来的慈禧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慈禧本人来说，她对走火入魔的义和团，本来持比较谨慎的怀疑态度，这老妇毕竟不是年幼的娃儿，大约应当知道这些乡野农民常常会有的那些戏法和骗招，大约知道他们会闹出麻烦。她对于这种厉害攸关的事情，最初还是较为小心的。
可是，满街满城那么多风风火火的拳民，如此高涨的反洋情绪，不正是民心可用么？中国百姓从未没有这么热气腾腾地反洋鬼子的情绪和这种性质的群众运动，此气正可鼓而不可泻，这种情绪正可以使她对洋人的仇恨心情得到发泄。不过，她也实在害怕惹出大事，那会使她的江山为之倾倒，乃至光绪复辟。那些围在身边各怀鬼胎的王公们一味鼓噪，力主民心可用，对外宣战，终使这老妇支持了那些造反暴民的行为：“会慈禧太后谋废立，各国公使不允，仇洋特甚。拳匪则以教徒之横，适树‘灭洋’之帜，中经希旨诸臣之鼓惑，而太后遂欲令拳匪灭洋，匪得密旨，因于‘灭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势成矣。”（柴萼《庚辛纪事》）
不过，这个软弱清帝国的那伙狂热份子作出与外国列强宣战的决定，貌似轻易，而对于那位慈禧老妇却实在是下了孤注一掷的大决心，经过了很大痛苦和动摇才作出的。“崇陵传信录”有一段记载五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７日）那次决定宣战的御前会议极生动：
申刻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日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二，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
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可以说当初有一箭三雕之妙：一可因势利导，把农民对满清政权的痛恨转移到仇外上去；二则，可以教训洋人，让他们今后少对中国说三道四；第三，万一出了麻烦，农民不敌洋人，也可推到“暴民”头上，他们毕竟不是政府的军队，清廷可以转嫁责任。但是，慈禧完全打错了算盘，大大的错估了“刀枪不入”的力量。她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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