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天仙配>>优美的戏曲,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哼上几句。对于“七仙女”的扮演者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也许也不陌生。
1968年4月8日清晨,严凤英还没有度完第三十八个春天,就惨死在安徽医学院附属医学内科病房里。当时安徽省红梅戏剧团(为了显示革命性,将"黄梅戏"改名为"红梅艺")的革命代理人对她的死,定论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为了寻找所谓的特务“发报机”,她的喉咙还被割开挖出,五脏六腑也被打开。
严凤英,祖籍安徽桐城罗家岭,1930年4月19日诞生于安徽安庆市。她家境贫寒,幼年失学,回到故里,生活更为艰辛,后来学戏唱戏也是备受凌辱。1953年她参加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主演的《天仙配》、《女附马》和《打猪草》、《闹花灯》等剧在五十年代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她也很快成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黄梅戏艺术家。
"文革"初期,她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文批武斗"的折磨,当着她亲人的面,在群众大会上当作罪状,肆意进行攻击。具有大家风范而又耿直、倔强的严凤英怎么也想不通,她当然不承认被扣上的罪名,“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
当"文革"进入第三年,需要扩大"革命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这就需要再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严凤英和一大批其他民族精英一样,也就在在劫难逃了。
1968年初春,从北京掀起的所谓"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的黑风恶浪,很快涉及到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勒令"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运动,在安徽,严凤英则是重中之重。
革命造反派“提审”严凤英和她的老搭档王少舫(“天仙配”中演“董永”),勒令他们老实认罪,交代罪行。王少舫被造反派逼迫和授意下写的大字报,出卖严凤英看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评价说"不照"。
造反派一方面继续对王少舫施压,让他“炮制”更猛的材料,另一方面勒令严凤英着重揭发其他演员“反对革命”罪行。在二楼里被关了一天后,严凤英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来,回家后她对丈夫王冠亚说:”不写了(指交待材料),明天还是照实说,看他们怎么办?”当时,她已经下定了决心,以死进行抗争。
半夜里,严凤英噙着眼泪对丈夫王冠亚说,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丈夫感觉到情况不妙,顾不得看完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一心只求速死。
丈夫叫起大孩子速找大院省文化局医务室的医生,她们很快就来了。这时,情况很严重,王冠亚主张赶快送医院,这时医院也都在闹文化大革命,只有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无赖中,王冠亚忙去找一位军代表求救,请他打电话给部队医院,并把严凤英给全团“革命同志”的信交给了这个军代表,军代表叫王冠亚先回去。
过了一会,这个军代表带着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他们在房内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会,怒斥“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王冠亚哭着求他们赶快送医院抢救,他们置之不理,对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严凤英,轮翻念《语录》,骂大街,可伶的严凤英这时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泪流满面,直到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这伙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造反派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扬长而去。
王冠亚去找板车,造反派就是不借!王冠亚又跑到同院的徽剧团,找一个舞美师傅借板车,这位师傅起床披衣推出板车。王冠亚拖着板车跑回家,这时严凤英已神志不清了!王冠亚抱起严凤英下三楼,当时有一位徽剧团的青年演员主动上前帮忙。
王冠亚和两个儿子拉着板车跑向医院,挂了号,送进急诊室,因是“现行反革命自杀叛党”,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拒绝接收(“文革”初期,中宣部文艺处长、著名诗人袁水拍不堪受辱,愤然服药自杀,幸被家人发现,送北京医院抢救。因系“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下作反面教员”,才被抢救过来)。
王冠亚呼救无门,只得叫大儿子跑步回剧团,请求那个军代表,开了介绍信,才将妻子送到门诊部,到了住院部,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王冠亚央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病床。护士长悄悄说:“等他们走了(指造反派),再给她换”。造反派走后,护士长找来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这两位年轻值班医生抢救很辛苦,满头大汗,但不见效。
这时旁边有一位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袖章在扫厕所。王冠亚上前求他帮忙,他小心地回答:"他们让我医,我才能医!"
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严凤英停止了呼吸!含冤离开了心爱的丈夫和二个孩子,以及她毕生热爱的黄梅戏艺术。
严凤英惨死在急救室里,那位军代表和一些造反战士仍不放过。为了寻找所谓的特务“发报机”,他们让医生,割开严凤英的喉咙,还挖出五脏六腑来寻找所谓的特务“发报机”。
在恳求了造反派同意后,王冠亚借了一辆板车,将严凤英尸体从医院拉到火葬场。她的生前艺友查瑞和与胡根杰要帮王冠亚拉板车去火葬场,那个军代表还警告他们,要“划清阶级界线”。
“文革”后,军代表在被责问为何迫害严凤英时?他还理直气壮地回答,“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我只是奉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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