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对虐杀林昭负责？
文革时被囚禁在上海监狱的林昭，是我们民族最英勇的抗暴英雄。她在狱中二十万言的上书写完后，就被没收纸笔，她只好用血写下许多抗议文字，包括一些诗。林昭在狱中还有大量日记，记她受迫害的情形。林昭被枪杀前，狱中曾召开公审她的大会，当她被带出来时，口中已塞着橡皮塞子，此物是为禁止犯人出声而设计，随人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会使整个面孔变形。同时，她颈上还勒有塑胶绳子，这种对付特别“危险”犯人的双管齐下，令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在场犯人无不感到极为恐怖而难受，竟惊呆到忘了喊“打倒”口号，令主持人震怒。
彭令范访问过一位不愿具名的、同情林昭的狱医，他说，有一次大咯血来诊，林昭已瘦得不到七十磅，他快认不出来了。该医生证实：杀害林昭的当天上午，几个武装人员直冲入监狱病房，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从病床上强行拉起，并叫道：“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从容不迫地要求换件衣服，也被拒绝。她走时对护士说：“请向X医生告别。”此时，医生正在林昭病房隔壁，“不敢出来，浑身发抖”。他对彭令范说，当了一辈子狱医，还没见过这样把病人抓走行刑的。
这幕人间惨剧，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上海市。远一天离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风暴”，已经一年多了。当时掌握上海市实际权力的，是人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因为“老大”张春桥、“老二”姚文元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主要精力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上海市革委会的其他头头，马天水、王少庸是造反派“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心有余悸，唯唯诺诺而己；王洪文、王秀珍等不过是打打杀杀的草包，所以实际权力都在熟悉政府运作的徐景贤手中。三十多年后，回想当年，“当时上海人叫我‘徐老三’，排在张老大、姚老二下面”，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也不过是“王小七”，甚至还抛出写给张姚的告密信以证明自己比王洪文更高明。看来，徐景贤对当年，仍然兴味无穷，心里美滋滋的呢。
那么，这个操千万上海人民生杀大权的徐景贤，对残酷迫害虐杀林昭一案负有什么责任呢？我把他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OO四年二月版，香港），据说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四十多万字的巨著，从头翻到尾，竟无一字涉及林昭。
谁要对刘文辉被祭旗负责？
还有一个叫刘文辉的上海人，他堪称是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最早、最激烈、最彻底、最系统的反革命、反毛泽东、反阶级斗争、反极左的第一人。在黑暗的年代，刘文辉决心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用自己的肋骨燃点火把，让人们睁开眼睛，辨别真伪，遏制毛泽东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路线。他写了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还想办一份《人人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文辉伏案疾书，写成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然后复写成每份十张信纸的长信，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大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文辉正气懔然地对弟弟刘文忠说：“古今中外，反专制、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令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从速破案，刘文辉、刘文忠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被捕。为了给改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红色新政权”立威，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决定用刘文辉祭旗。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凌晨四点，在不足五平方米的“私堂”内，由检察院的一个人，同时扮演检察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色，两个钟头内完成起诉、宣判、驳回上诉等一系列法律程式。刘文辉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三十岁。他成了十年浩劫中，第一个被公开处决的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出版，二OO四年十一月版）。但是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对这笔血债也一字不提。
胡懋峰喋血向谁讨还血债？
在杀害林昭的前两天，即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上海交响乐指挥陆洪恩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和陆洪恩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三十多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二OO四年，香港）。对这场集体大屠杀，当时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日报》等发表了报道和评论，死刑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动一时的大事。可是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未赏着一字。
另一位胡懋峰，在狱中组织“孙文读书会”研读世界名著，批判文革。为人告发，也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公开枪杀（《风雨人生路》）。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也未对此作出交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十年浩劫中到底有多少人死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死在徐景贤等人的朱砂笔之下？相信是永远无法破解的难题。这是由于中共最高领导层有人发了话：“清算毛泽东，就是清算共产党”“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成了禁区，所有文革资料都被当作“为密件”、当作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即使是林昭、刘文辉等，在名义上已经获“乎反”的人，今天上海市的公检法机关仍然拒绝把受害者们的档案以及有资料发还给他们的亲属。
徐景贤亲手制造的冤累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张春桥的妹妹张佩淙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做手术时死亡。经各方面专家参加的调查组调查、研究后确认，死亡纯属意外事故。但徐景贤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又成立了由徐亲自指挥的绝对保密的“特别调查组”，要把医疗事故升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精心策划谋害张佩淙”并再扩大成“谋害柯庆施的政治事件”，欲致麻醉师方兆伙等于死地。
为了收集证据、罗织罪名，把方家的打字机、半导体收音机说成是发报机，把所所的节能电灯说成信号灯。方妻万廷钸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被审讯二十三次，万因此瘦了三十多斤。被株连而被立案审查或传讯的包括方兆伙的大哥方兆祥、大嫂孙用余，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表姐夫钱宇人以及夫妇双方的同事、朋友，多达数十人。一年后，马天水、徐景贤们仍坚特，“纵使没有任何证据也要判方兆伙徒刑”，徐景贤最后定调：“判个七八年”。
只因周恩来的干预，方兆伙才得在被秘密关押十八个月多，又送“五七干校”劳改一年后获释。（叶永烈：《张春桥传》）徐景贤到底制造了多少冤案，《十年一梦》也未有交待。
《十年一梦》中唯一提到迫害群众的只有一处：“上海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两千五百人，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两百多人，办学习班审查、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那么，徐景贤本身害了多少人呢？好像没有。因为他说，这些数字是“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自然不关他的事了。虽然人血流成河，但徐景贤的双手是干净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所以，徐景贤可以厚着脸皮在《十年一梦》的扉页上大书曰：“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是我写作回忆录的基本信条。”
通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珍的错，甚至有江青、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全书的插图、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二OO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贤和朱永嘉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助姚文元，在毛、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秘密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二十八个字，现在就以此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束吧：
发迹只因批海瑞，
今到墓前能无愧？
嘻皮笑脸还照相，
人间皮厚君为最。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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